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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4年安徽祁门人汪寄佛的“户帖”,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户口本”,距今已有600多年。
“户帖制”是明初户籍管理制度。洪武3年(1370年)11月,明太祖派军队协助地方进行了一次对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帖上首印着“钦奉圣旨”,下面依次填写户主及全家成员姓名、籍贯、性别、年龄等,后面还备“事产”一项,记载其户的产业基本情况。令人叫绝的是还有“户别”一项,可不像现在笼统注明是“农业户”或“非农户”,而是要详细写清楚属于“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
这与近世所谓“人口普查”最为接近,比1790年美国和1801年英国举办的国情普查早400余年。英国学者卡尔津看到这样体制完备、内容翔实的“户帖”后,连声惊叹:“这是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这位卡尔津老兄可能还不知道,值得他惊叹的事还有很多。中国早在公元前2200年的原始社会时,就已出现“人口普查”的萌芽。《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说的是大禹为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当时登记的人口为1355万人,相当于新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总人口。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当时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统一。
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的人口数据,来自西汉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的“人口普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相当于2000年的安徽省总人口。
中国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人口普查”对于富国强民的好处。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因此他除明确提出“春曰书比、夏曰日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注:即春天登记,夏天核实,秋天普查,登记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的常态人口统计以外,还非常注意查明人口素质:每个农民能够提供多少人的口粮,有专门技能的男人、女人有多少,努力劳动为人表率的有多少,不务正业寻欢作乐的有多少,甚至鳏夫、寡妇、病人等有多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
与他相仿的是秦国宰相商鞅。他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13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正是因为他们明国情知国力,针对人口素质、结构等制订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使齐国和秦国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如何来防止“人口普查”中的瞒报和伪报行为呢?咱们的古人也想出了很多办法。隋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政府要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如所报不实,被问责官员要受罚流放远方。还把户籍制和科举制结合起来,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想多出状元举子秀才吗?那就老老实实上报人口吧!这一招不可谓不聪明,也起到了积极效果。
不过相对最人性化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属清朝时的“摊丁入亩”制度。康熙、雍正帝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使长期因逃税而隐瞒的人口逐步报实。正因为实施这一政策,再加上“康乾盛世”时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乾隆6年(1741年)人口总数达14341万人,这是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
国家和人一样,必需适时“清点”自己。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信届时统计出的人口数据,不仅反映了我国10年来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民素质的提升,更为我国政府以后出台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户帖制”是明初户籍管理制度。洪武3年(1370年)11月,明太祖派军队协助地方进行了一次对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帖上首印着“钦奉圣旨”,下面依次填写户主及全家成员姓名、籍贯、性别、年龄等,后面还备“事产”一项,记载其户的产业基本情况。令人叫绝的是还有“户别”一项,可不像现在笼统注明是“农业户”或“非农户”,而是要详细写清楚属于“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
这与近世所谓“人口普查”最为接近,比1790年美国和1801年英国举办的国情普查早400余年。英国学者卡尔津看到这样体制完备、内容翔实的“户帖”后,连声惊叹:“这是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这位卡尔津老兄可能还不知道,值得他惊叹的事还有很多。中国早在公元前2200年的原始社会时,就已出现“人口普查”的萌芽。《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说的是大禹为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当时登记的人口为1355万人,相当于新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总人口。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当时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统一。
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的人口数据,来自西汉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的“人口普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相当于2000年的安徽省总人口。
中国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人口普查”对于富国强民的好处。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因此他除明确提出“春曰书比、夏曰日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注:即春天登记,夏天核实,秋天普查,登记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的常态人口统计以外,还非常注意查明人口素质:每个农民能够提供多少人的口粮,有专门技能的男人、女人有多少,努力劳动为人表率的有多少,不务正业寻欢作乐的有多少,甚至鳏夫、寡妇、病人等有多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
与他相仿的是秦国宰相商鞅。他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13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正是因为他们明国情知国力,针对人口素质、结构等制订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使齐国和秦国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如何来防止“人口普查”中的瞒报和伪报行为呢?咱们的古人也想出了很多办法。隋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政府要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如所报不实,被问责官员要受罚流放远方。还把户籍制和科举制结合起来,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想多出状元举子秀才吗?那就老老实实上报人口吧!这一招不可谓不聪明,也起到了积极效果。
不过相对最人性化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属清朝时的“摊丁入亩”制度。康熙、雍正帝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使长期因逃税而隐瞒的人口逐步报实。正因为实施这一政策,再加上“康乾盛世”时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乾隆6年(1741年)人口总数达14341万人,这是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
国家和人一样,必需适时“清点”自己。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信届时统计出的人口数据,不仅反映了我国10年来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民素质的提升,更为我国政府以后出台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提供更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