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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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时代，我觉得死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就像粉笔字被黑板擦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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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时代，我觉得死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就像粉笔字被黑板擦擦掉了。仅此而已。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就算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特别怕死。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我母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她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家大型企业就职。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日本社会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成为大学生后，我对这个社会的构造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也明白了接下来如果想事业有成的话，就该想法进入官僚阶层，还明白了如果就职于制造业，那今后的收入就堪忧了。要跻身官僚阶层，就必须通过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果自己大学毕业后，在某家企业里做个工程师什么的，那顶多也就混到个二把手的位置。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有不少人气剧团里的演员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为了不同的戏剧观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还上演全武行。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当时的我只知道下町区的生活，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母亲在战后对我长期灌输的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到大企业去就职，这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但当我在爵士乐茶室里游荡时，每每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老土、太落伍了。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这样的话我是绝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这里说的自杀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对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杀。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那一天，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邊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没见过、今后再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上的那团乌云。那一刻，我对死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冯金良摘自新星出版社《北野武的小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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