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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核桃坝村，山清水秀，人美物丰，乡风淳朴，产业雄厚，村民依靠茶产业还搞起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开始向城里人“卖茶园风景、卖清新空气”。
我叫陈廷明，今年56岁，现任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核桃坝村党支部书记。
从1990年担任村委会副主任起到现在，掐指算来在村里已经工作了28年。乡亲们依靠茶产业脱贫致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日新月异”。
40年前，核桃坝村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6400元；40年前出行靠脚，吃不饱饭，现在家家有汽车，人人做老板，吃啥有啥，想啥来啥，现在的生活比蜜甜。
穷则思变谋出路
1978年的秋天，我升入高中一年级。那时候家里穷，妈妈生病，我和两个弟弟都在读书，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
“核桃坝几大湾，十年就有九年干，红苕苞谷吃不饱，吃水要翻几座山，男的大了往外走，女的不愿嫁进山。”这段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说的顺口溜，就是20世纪70年代核桃坝村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我在学校每个月8块钱的生活费，父亲是经常拿不出的。没办法，只能向亲戚邻居去借。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父亲穿着露脚趾头的布鞋，赤着膀，挑着烤烟和生姜走到镇上，光山路就要走上十几里。每次卖东西拿回来的钱除还给亲戚邻居外，已经所剩无几。而当时整个核桃坝村的情况都差不多，家家苦，人人穷。
1981年，我高中毕业。这个时候村子里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土地握在手里，每家的生活开始有一点点好转，但由于土地贫瘠，种下的粮食产量很低。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的老支书何殿伦从贵州省茶科所引进了优质茶树苗，经过两年的试种之后，觉得种茶卖茶能成为核桃坝村民增收的新渠道。
1983年，茶树开始在全村推广种植。说实在的，地里打不出粮食，种茶是乡亲们寄予希望的无奈之举。由于我是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毕业生，这一年，我被老支书推举到了村经济联合社副主任的位子上，协助他搞活村子的茶经济。
自从高中毕业后，我们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因为这个时候我能替父亲分担了。随着对内不断搞活经济的深入，我和父亲一起种烤烟、种菜、种生姜、养猪，虽然辛苦，但付出后就会有收入。大家都说世道变了。
1985年，我从村经济联合社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当年我结婚成家，12平米的老房子，两床铺盖，一张床，就是当时我们全部的家当。这一年，大家看到种茶有了经济收益后，纷纷扩大规模，我也在自有的1亩地基础上，租了3亩地，都种上了茶树。茶叶要在茶树生长三年后才能采摘，没有了地种菜种粮，因为市场允许，我就开始倒卖生姜、生猪，填补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亏空。
1986年大女儿出生，1988年小儿子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的茶树也可以采摘了，这一年光采摘加工茶叶我就赚了7000元，加上其他的收入，零零总总地这一年收入竟然有一万多，在当时，万元户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核桃坝村300户种植茶树的人家，基本上家家都有这个收入。
1989年，家里已经购置了永久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燕舞牌录音机，这些都是当年响当当的名牌货。从吃不饱饭到过上好日子，核桃坝村只用了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10年。
驰而不息抓经济
1993年，我被核桃坝村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在老书记的带领下，核桃坝村的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湄潭率先崛起的茶叶第一村。
1996年7月，我从老支书的手中接过核桃坝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刚上任我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沿着老支书铺下的路驰而不息抓经济、突破求新创业绩。
这一年，核桃坝村的茶园面积发展到1350亩，人均0.6亩，人均纯收入2200元。为增加群众收入，我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重新制定茶产业发展规划，并与村民约定，“只要适合种茶的土地就全部种茶”。
这一规划得到村民积极响应，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茶园总面积达到了8380亩，全村807户3347人，人均2.5亩，户均超过10亩，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300元，其中茶产业收入达85%以上。茶叶面积扩大，村里及时采取“支部 公司 协会”的发展模式，加强基地规范和加工规范。
2001-2011年，在支部和协会的引领下，核桃坝村诞生了3家省市级龙头企业，35户茶叶小型加工厂，村集体还创立了自己的茶叶有限公司，我们的茶叶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还开了连锁店。
2010年，我们全家搬进了120平米的新房子，我花7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家庭轿车，这个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了轿车。这一年，我被评为“贵州省十佳村党支部书记”“贵州省劳动模范”“贵州省科技致富带头人”。
同一年，我们核桃坝村还荣获“全国先进农村信息服务站”“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妇联先进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
2011年，核桃坝村荣获“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先进单位”，我还被中组部评为“全國优秀党务工作者”。
每每看到这些荣誉，我总会想起习总书记那句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乡村振兴好日子
群众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2012年开始，核桃坝村就本着“强基础、兴产业、美村寨、展新貌”的目标，在村里先后改建和改造了600多幢民居，改水、改电、改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给村民一个舒适的生活起居。我们还建立健全了工会、关工委、妇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义务巡逻队等各类生产发展协会10余个，不断规范基层社会管理，探索党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建立健全了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了村民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
如果老支书现在还活着，看到今天核桃坝村取得的成绩，他心里一定是激动欣喜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茶旅经济等，核桃坝村2017年全年的产值突破2.3个亿，人均收入达到了17000元。
通过茶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带动，核桃坝村真正实现了“家家有茶园，户户农工商”的目标。目前村里共有4家省市级龙头企业，80多家茶叶加工厂，年产干茶叶200万斤，销往国内各大城市及欧洲市场，仅茶叶加工一项，年产值就达上亿元。
此外，我们在村里还通过对承包责任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有效流转，宅基地及房屋、茶园、山林确权颁证的探索和改革，利用“信用村”政策，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再把资本变成可支配的资金，在为茶农基地建设提供资金保证的同时，还为村级财产增加了积累，一举两得。
如今的核桃坝村，山清水秀，人美物丰，乡风淳朴，产业雄厚，我们依靠茶产业还搞起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开始向城里人“卖茶园风景、卖清新空气”。
守着茶园，我们过上了我们想要的日子。
我叫陈廷明，今年56岁，现任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核桃坝村党支部书记。
从1990年担任村委会副主任起到现在，掐指算来在村里已经工作了28年。乡亲们依靠茶产业脱贫致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日新月异”。
40年前，核桃坝村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6400元；40年前出行靠脚，吃不饱饭，现在家家有汽车，人人做老板，吃啥有啥，想啥来啥，现在的生活比蜜甜。
穷则思变谋出路
1978年的秋天，我升入高中一年级。那时候家里穷，妈妈生病，我和两个弟弟都在读书，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
“核桃坝几大湾，十年就有九年干，红苕苞谷吃不饱，吃水要翻几座山，男的大了往外走，女的不愿嫁进山。”这段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说的顺口溜，就是20世纪70年代核桃坝村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我在学校每个月8块钱的生活费，父亲是经常拿不出的。没办法，只能向亲戚邻居去借。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父亲穿着露脚趾头的布鞋，赤着膀，挑着烤烟和生姜走到镇上，光山路就要走上十几里。每次卖东西拿回来的钱除还给亲戚邻居外，已经所剩无几。而当时整个核桃坝村的情况都差不多，家家苦，人人穷。
1981年，我高中毕业。这个时候村子里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土地握在手里，每家的生活开始有一点点好转，但由于土地贫瘠，种下的粮食产量很低。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的老支书何殿伦从贵州省茶科所引进了优质茶树苗，经过两年的试种之后，觉得种茶卖茶能成为核桃坝村民增收的新渠道。
1983年，茶树开始在全村推广种植。说实在的，地里打不出粮食，种茶是乡亲们寄予希望的无奈之举。由于我是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毕业生，这一年，我被老支书推举到了村经济联合社副主任的位子上，协助他搞活村子的茶经济。
自从高中毕业后，我们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因为这个时候我能替父亲分担了。随着对内不断搞活经济的深入，我和父亲一起种烤烟、种菜、种生姜、养猪，虽然辛苦，但付出后就会有收入。大家都说世道变了。
1985年，我从村经济联合社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当年我结婚成家，12平米的老房子，两床铺盖，一张床，就是当时我们全部的家当。这一年，大家看到种茶有了经济收益后，纷纷扩大规模，我也在自有的1亩地基础上，租了3亩地，都种上了茶树。茶叶要在茶树生长三年后才能采摘，没有了地种菜种粮，因为市场允许，我就开始倒卖生姜、生猪，填补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亏空。
1986年大女儿出生，1988年小儿子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的茶树也可以采摘了，这一年光采摘加工茶叶我就赚了7000元，加上其他的收入，零零总总地这一年收入竟然有一万多，在当时，万元户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核桃坝村300户种植茶树的人家，基本上家家都有这个收入。
1989年，家里已经购置了永久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燕舞牌录音机，这些都是当年响当当的名牌货。从吃不饱饭到过上好日子，核桃坝村只用了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10年。
驰而不息抓经济
1993年，我被核桃坝村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在老书记的带领下，核桃坝村的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湄潭率先崛起的茶叶第一村。
1996年7月，我从老支书的手中接过核桃坝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刚上任我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沿着老支书铺下的路驰而不息抓经济、突破求新创业绩。
这一年，核桃坝村的茶园面积发展到1350亩，人均0.6亩，人均纯收入2200元。为增加群众收入，我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重新制定茶产业发展规划，并与村民约定，“只要适合种茶的土地就全部种茶”。
这一规划得到村民积极响应，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茶园总面积达到了8380亩，全村807户3347人，人均2.5亩，户均超过10亩，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300元，其中茶产业收入达85%以上。茶叶面积扩大，村里及时采取“支部 公司 协会”的发展模式，加强基地规范和加工规范。
2001-2011年，在支部和协会的引领下，核桃坝村诞生了3家省市级龙头企业，35户茶叶小型加工厂，村集体还创立了自己的茶叶有限公司，我们的茶叶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还开了连锁店。
2010年，我们全家搬进了120平米的新房子，我花7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家庭轿车，这个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了轿车。这一年，我被评为“贵州省十佳村党支部书记”“贵州省劳动模范”“贵州省科技致富带头人”。
同一年，我们核桃坝村还荣获“全国先进农村信息服务站”“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妇联先进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
2011年，核桃坝村荣获“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先进单位”，我还被中组部评为“全國优秀党务工作者”。
每每看到这些荣誉，我总会想起习总书记那句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乡村振兴好日子
群众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2012年开始，核桃坝村就本着“强基础、兴产业、美村寨、展新貌”的目标，在村里先后改建和改造了600多幢民居，改水、改电、改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给村民一个舒适的生活起居。我们还建立健全了工会、关工委、妇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义务巡逻队等各类生产发展协会10余个，不断规范基层社会管理，探索党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建立健全了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了村民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
如果老支书现在还活着，看到今天核桃坝村取得的成绩，他心里一定是激动欣喜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茶旅经济等，核桃坝村2017年全年的产值突破2.3个亿，人均收入达到了17000元。
通过茶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带动，核桃坝村真正实现了“家家有茶园，户户农工商”的目标。目前村里共有4家省市级龙头企业，80多家茶叶加工厂，年产干茶叶200万斤，销往国内各大城市及欧洲市场，仅茶叶加工一项，年产值就达上亿元。
此外，我们在村里还通过对承包责任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有效流转，宅基地及房屋、茶园、山林确权颁证的探索和改革，利用“信用村”政策，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再把资本变成可支配的资金，在为茶农基地建设提供资金保证的同时，还为村级财产增加了积累，一举两得。
如今的核桃坝村，山清水秀，人美物丰，乡风淳朴，产业雄厚，我们依靠茶产业还搞起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开始向城里人“卖茶园风景、卖清新空气”。
守着茶园，我们过上了我们想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