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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北京市大望京村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被拆迁，村民们几乎一夜暴富，于是乎，家家买房、户户买车。而就在全村最新购置的600辆汽车中，有人坐着宝马拉黑活，有人开着奥迪扫马路，不禁让人大跌眼镜。
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看来，“开宝马拉黑活”代表了这一群体在固有的价值框架下所做出的选择，他们想要实现自己原来没有实现的东西，但在这些东西中不包括投资、创业或者慈善、再教育等等。
有4S店的客户经理表示，大望京村的村民实在是“优质客户”，一个个挂着醒目的金链子，所有高配置他们都要。而尹文刚甚至表示，曾有农村暴富的人来到城里重婚，他们不懂法律，而是抱着“有钱就可以多娶个老婆”的原始性动机。
“这也印证了，人在没有更高的价值需求时，低级的需求会表现得更强烈。”因此，尹文刚认为，这些在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做法在这一群体中实属正常行为。
华夏心理网资深心理咨询师苟炎也表示，宝马和拉黑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买宝马其实只是满足了他们的一种精神需求，很多暴发户都会有想要展示自己的财富的心态，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更是如此。对他们而言，外在的价值炫耀是最直接也是最简洁的。而在她看来，这种心态是不分种族的。
现年26岁的麦基·卡罗尔本是英国诺福克郡当汉姆市的一名垃圾工。2002年，麦基购买的彩票中了970万英镑大奖，一夜间从一名穷小子摇身变成了超级百万富翁。中了大奖后的麦基开始挥霍无度地购买豪宅名车，为了寻求刺激，麦基还染上了吸毒、嫖妓的恶习。于是，仅仅8年时间，他就将这笔财富挥霍一空，自己不得不重回靠救济金生活的日子。而由于他吸毒、嫖娼、赌博，导致妻离子散。
“和这些与原来的生活隔绝，只会肆意挥霍财富的暴发户相比，拉黑活或者扫大街的暴发户至少告诉了我们，人总是要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中，去做自己习惯的事。”苟炎说道。
据她回忆，海淀区四季青镇拆迁时，许多拆迁户不光得到了钱还分到了多套房子，多数人选择把房子出租，实在没事可干便出去摆地摊。当时的一位拆迁户告诉苟炎，这些人大多没什么学历、技能，开个正经商铺经商麻烦又累人，而摆摊做点小买卖对他们来说还算力所能及。
在苟炎看来，从事这样似乎与他们的财富不相符的工作其实并非为了赚钱，而是在没有更多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前提下，与这个社会完成一种互动，以证明他们还在生活着。
她向记者解释，在人性心理学中，人的本能有多个层面，除了种族繁衍等起码的本能，还有一种依存的本能。人是群体性的动物，历史上纵是傲然立世的人，也要以山为友、以书为友、以剑为友，从而完成某种精神上的依托。因此，拉黑活也许只是为了寻找能跟自己畅谈一路的人，从中获得一些充实感。因此，对于这些现象，首先，人们不应该普遍带有一种批判的，甚至是歧视性的眼光。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陆益龙也坦言，由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且整个中国的经济现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许多人甚至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中国人对财富的认知普遍不够成熟，这也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在陆益龙看来，中国人普遍缺乏资本的精神。所谓资本的精神，简单说就是要让财富活动起来，既不能死守，也不能花光。他表示，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实也有赖于每个公民都有让财富增值的理念。
“许多西方资本家其真正生活所需的财富总是相对有限的，并且他们懂得节制。然而他们始终执著于投资，并不是因为钱不够花，而是他们已将投资当作一项毕生的事业，让财富增值变得更有意义，从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他告诉记者，这与有了钱就去无度享受的暴发户心理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理念。
如今，国内投资的渠道并不少，但是相较于国外的投资机构，尤其是保险业，种类繁多、回报明显，国内的保险市场还很不成熟，投资回报率也低，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大家的积极性。
“未来，可以尝试单位集体与专业理财机构合作。”陆益龙举例道，“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师，我可以设置每月划拨一部分工资到某个保险基金作投资。在国外，许多大学的捐款资金管理正是靠投资来保障其增值的。”
但陆益龙同时表示，对于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农民，政府在引导他们进行合理财富分配的时候是普遍缺少作为的。
“目前看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补偿金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笔巨款，但他们并不明白，没有了土地，就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现金不可能作为他们长远生活的全部保障。”陆益龙不无担忧地表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中一些老工业基地的众多工人被一次性买断，然而，当年沉甸甸的几万元如今在物价指数上涨、通货膨胀面前几乎如同废纸。
陆益龙指出，我国的土地补偿制度一直不太健全。在一次性付清的现金补偿部分，政府并不考虑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也不负责提取一部分为拆迁户购买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保险，那么，对于缺乏理性的农民而言，这笔钱可以被很快耗尽，生活就会顿时失去保障。再加上财富暴发带来的家庭破裂、兄弟纷争等等矛盾，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这部分责任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来背负的。
“政府这种甩手掌柜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短视行为，只顾眼前利益，日后的烂摊子自有继任者负责。”陆益龙认为，国家应该出台强制执行的法律制度，在土地补偿中，由政府负责提取一部分用于规避农民未来生活的风险，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公共利益。
在他看来，相比集体投资，购买保险基金的风险更小，因为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帮助农民打理这笔财富，事实上这也是投资的一种方式，基本能够保证增值，而且是固定收益。“如果政府能够公开、透明地将这项制度落实到补偿中，相信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对于政府而言，也可以为自己解决后顾之忧。”
至于落实到每个农民个体，苟炎认为，要改变财富观，只能依靠周边环境的影响力。包括拆迁时政府的提前引导，宣讲众多暴发户在短时间内败光家产的故事，在乡镇社区化过程中，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形成一种组织关怀，以及对下一代的财富认知教育等等。
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看来，“开宝马拉黑活”代表了这一群体在固有的价值框架下所做出的选择，他们想要实现自己原来没有实现的东西，但在这些东西中不包括投资、创业或者慈善、再教育等等。
有4S店的客户经理表示，大望京村的村民实在是“优质客户”，一个个挂着醒目的金链子，所有高配置他们都要。而尹文刚甚至表示，曾有农村暴富的人来到城里重婚，他们不懂法律，而是抱着“有钱就可以多娶个老婆”的原始性动机。
“这也印证了，人在没有更高的价值需求时，低级的需求会表现得更强烈。”因此，尹文刚认为，这些在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做法在这一群体中实属正常行为。
华夏心理网资深心理咨询师苟炎也表示，宝马和拉黑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买宝马其实只是满足了他们的一种精神需求，很多暴发户都会有想要展示自己的财富的心态，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更是如此。对他们而言，外在的价值炫耀是最直接也是最简洁的。而在她看来，这种心态是不分种族的。
现年26岁的麦基·卡罗尔本是英国诺福克郡当汉姆市的一名垃圾工。2002年，麦基购买的彩票中了970万英镑大奖，一夜间从一名穷小子摇身变成了超级百万富翁。中了大奖后的麦基开始挥霍无度地购买豪宅名车，为了寻求刺激，麦基还染上了吸毒、嫖妓的恶习。于是，仅仅8年时间，他就将这笔财富挥霍一空，自己不得不重回靠救济金生活的日子。而由于他吸毒、嫖娼、赌博，导致妻离子散。
“和这些与原来的生活隔绝，只会肆意挥霍财富的暴发户相比，拉黑活或者扫大街的暴发户至少告诉了我们，人总是要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中，去做自己习惯的事。”苟炎说道。
据她回忆，海淀区四季青镇拆迁时，许多拆迁户不光得到了钱还分到了多套房子，多数人选择把房子出租，实在没事可干便出去摆地摊。当时的一位拆迁户告诉苟炎，这些人大多没什么学历、技能，开个正经商铺经商麻烦又累人，而摆摊做点小买卖对他们来说还算力所能及。
在苟炎看来，从事这样似乎与他们的财富不相符的工作其实并非为了赚钱，而是在没有更多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前提下，与这个社会完成一种互动，以证明他们还在生活着。
她向记者解释，在人性心理学中，人的本能有多个层面，除了种族繁衍等起码的本能，还有一种依存的本能。人是群体性的动物，历史上纵是傲然立世的人，也要以山为友、以书为友、以剑为友，从而完成某种精神上的依托。因此，拉黑活也许只是为了寻找能跟自己畅谈一路的人，从中获得一些充实感。因此，对于这些现象，首先，人们不应该普遍带有一种批判的，甚至是歧视性的眼光。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陆益龙也坦言，由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且整个中国的经济现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许多人甚至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中国人对财富的认知普遍不够成熟，这也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在陆益龙看来，中国人普遍缺乏资本的精神。所谓资本的精神，简单说就是要让财富活动起来，既不能死守，也不能花光。他表示，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实也有赖于每个公民都有让财富增值的理念。
“许多西方资本家其真正生活所需的财富总是相对有限的，并且他们懂得节制。然而他们始终执著于投资，并不是因为钱不够花，而是他们已将投资当作一项毕生的事业，让财富增值变得更有意义，从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他告诉记者，这与有了钱就去无度享受的暴发户心理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理念。
如今，国内投资的渠道并不少，但是相较于国外的投资机构，尤其是保险业，种类繁多、回报明显，国内的保险市场还很不成熟，投资回报率也低，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大家的积极性。
“未来，可以尝试单位集体与专业理财机构合作。”陆益龙举例道，“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师，我可以设置每月划拨一部分工资到某个保险基金作投资。在国外，许多大学的捐款资金管理正是靠投资来保障其增值的。”
但陆益龙同时表示，对于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农民，政府在引导他们进行合理财富分配的时候是普遍缺少作为的。
“目前看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补偿金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笔巨款，但他们并不明白，没有了土地，就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现金不可能作为他们长远生活的全部保障。”陆益龙不无担忧地表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中一些老工业基地的众多工人被一次性买断，然而，当年沉甸甸的几万元如今在物价指数上涨、通货膨胀面前几乎如同废纸。
陆益龙指出，我国的土地补偿制度一直不太健全。在一次性付清的现金补偿部分，政府并不考虑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也不负责提取一部分为拆迁户购买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保险，那么，对于缺乏理性的农民而言，这笔钱可以被很快耗尽，生活就会顿时失去保障。再加上财富暴发带来的家庭破裂、兄弟纷争等等矛盾，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这部分责任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来背负的。
“政府这种甩手掌柜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短视行为，只顾眼前利益，日后的烂摊子自有继任者负责。”陆益龙认为，国家应该出台强制执行的法律制度，在土地补偿中，由政府负责提取一部分用于规避农民未来生活的风险，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公共利益。
在他看来，相比集体投资，购买保险基金的风险更小，因为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帮助农民打理这笔财富，事实上这也是投资的一种方式，基本能够保证增值，而且是固定收益。“如果政府能够公开、透明地将这项制度落实到补偿中，相信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对于政府而言，也可以为自己解决后顾之忧。”
至于落实到每个农民个体，苟炎认为，要改变财富观，只能依靠周边环境的影响力。包括拆迁时政府的提前引导，宣讲众多暴发户在短时间内败光家产的故事，在乡镇社区化过程中，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形成一种组织关怀，以及对下一代的财富认知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