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对动物而不是对人表现“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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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看到有人发布“放生”信息,挺高大上的。我注意到,放生大咖的名单里,不仅有一些“正能量”的人,还有这个法师那个法师—放生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身份上,都与佛教有关。
  很惭愧,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观摩放生大咖们的放生。不过我曾经一度疑惑,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他们,从哪弄那么多动物,一大帮人仪式般的去放生呢?
  媒体同行提供了答案:放生背后有一个产业链在支撑。有的人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很职业化地把动物捉来,卖给放生大咖们,然后,大咖们就可以进行放生作业了。在有的地方,情景还挺有意思,在河的这头,是捕捉鱼类的人,在河的那头,是把鱼类“放生”到河里的人。按照“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的逻辑,“没有放生就没有捕猎”,放生大咖们估计是要遭到“圣母婊”们的谴责的—虽然很奇怪他们中很多人同时也是“圣母婊”。
  我能够想象放生大咖们在进行放生作业时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一种身心得到净化的圣洁般的感觉。这是在以慈悲之心积德行善啊。不过,在很多时候,他们倒是自我感觉对动物积德行善了,对别人,对自然却是一种祸害。
  我所知道的事件就有这样几起:2012年,放生大咖们把一批蛇“放生”到了河北兴隆县苗尔洞村,引起村民巨大恐慌;2014年,在广州从化,放生大咖们把上千只老鼠放到了一个村子里,称为“赎罪”,又引发村民恐慌;2015年11月14日,放生大咖们拉了整车的小动物,狐狸、浣熊、貂,到浙江天台山上的琼台村放生,但不到一周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则进村咬鸡祸害村民;几乎与此同时,杭州有个土豪,花了120万元,买大闸蟹到钱塘江放生,杭州市渔政总站对此发表的评论是:“这个时候投放大闸蟹,缺乏基本的常识,同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不尊重。”
  正如一部分人类不能阻止有人拦车救狗一样,这部分人类也不能阻止有人放生。通过对动物表现“爱心”、“慈悲”、“行善”,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一些信徒和某些中产阶层、土豪的集体无意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道景观。
  我经常在手机客户端的新闻跟帖里看到有人这样问:“有这个钱去放生,为什么不去帮助一下那些没钱治病、没钱读书的孩子呢?”我把这个问题提炼、升华一下:“那些有爱心的、愿意积德行善的人们,为什么只愿意对动物这样做,而不愿意对人—穷人—这样做呢?”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这个问题的可笑。因为情况往往是:已经没有爱人能力的人,才去爱动物,而不是这个人本身有“爱”,所以,我们才认为他应该更“爱”人而不是“爱”动物。
  事实上,虽然“缺什么,补什么”这句话无论是在语言的逻辑上,还是在心理逻辑上,都不一定正确,但用在某些放生大咖身上,倒是挺合适的。“放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对某些心理的“行为疗法”,他们专注于“爱心”、“积德行善”的行为,表演给自己,以及某个抽象的神、观众看,以确证自己是个“好人”、“善人”、“高尚的人”。正因为只是对自己的“行为疗法”,骨子里有着自私,所以当然不懂得在是否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和破坏生态环境上自我约束。
  “疗”什么呢?疗很多内心冲突,焦虑,甚至罪恶感。拿一些土豪来说,他们在权力场和生意场中,实际上内心并不干净,尔虞我诈不过是常规套路,对利益具有极强的本能,比“行善”的本能强了不知多少。
  正因为对人的冷酷,才有他们今天的地位。对人“放生”,在心理上威胁的将是这种他位。所以,“治疗”自己,“爱心”、“积德行善”的承载对象,只可能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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