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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正在北京胜利召开。综合各类信息，今年“两会”的主线格外明朗和切时，数千名代表、委员着重讨论的最大议题，莫过于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形势不容懈怠。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道琼斯指数逾11年来首次跌破7000点关口，较16个月前所创最高水平跌幅过半，再加上近期中、东欧市场纷纷出现剧烈动荡，由此可见，温家宝总理2月28日在和网友聊天时所作“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機现在还在蔓延，没有见底”的判断十分精准。
为了抵消企业出口、投资双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以及十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作为配套，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达9500亿元，这一数额不仅在绝对量上创下建国以来最高记录，而且它与GDP的比例（近3%）也比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同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高出不少。
尽管力度空前，但因外部危机深不见底，近来不乏观点认为财赤规模还需扩大，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即为所谓“8万亿元新刺激计划”。对于此，我们的观点是，“保八”任务固然重要，中国的财赤规模也未必一定要死守占GDP 3%的国际通行标准，只不过，鉴于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运行质量的任务如此之重，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又好又快”、“好字当先”。
中国的财赤规模与美国相比确实小之又小。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批准的财赤规模将占GDP 的12.3%，但是，这毕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其不容忽视的另一面则是，中、美两国巨大的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发展模式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国财赤规模虽可比鉴，但却不可攀比。
抛开美国的整体实力不谈，单就结构性而论，美国比中国大幅领先的指标主要有：其一，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得多；其二，企业自主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得多；其三，制造产业占GDP的比重低得多。由此三项基本面决定，美国政府对调控力度的选择余地比之中国大得多。
为保增长盲目举债、盲目投资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受政府财力制约，还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自主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时期、大规模地实行“赤字经济”。关于这一点，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尤其应注重财政手段的杠杆作用，即通过不断的体制与制度创新，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从而既提高国债资金投资效益，又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
中国国情有其特殊性，虽然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但是，经过此前数轮宏观调控至少表现出以下两点与之相关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其一，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行为效率有待提升；其二，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中消费和投资贡献率比例失调。而这些从侧面反映出，把积极财政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其现实及长远的必要性。
“好”字优先是中国自2006年底起明确树立的发展要义，此后两年，由于经济持续处于偏热状态，宏观调控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质量优先的取向。时逢群贤商国是，我们希望，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国自能坚持既定的发展思路，中国经济不要重走以往骤冷骤热的老路。
形势不容懈怠。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道琼斯指数逾11年来首次跌破7000点关口，较16个月前所创最高水平跌幅过半，再加上近期中、东欧市场纷纷出现剧烈动荡，由此可见，温家宝总理2月28日在和网友聊天时所作“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機现在还在蔓延，没有见底”的判断十分精准。
为了抵消企业出口、投资双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以及十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作为配套，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达9500亿元，这一数额不仅在绝对量上创下建国以来最高记录，而且它与GDP的比例（近3%）也比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同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高出不少。
尽管力度空前，但因外部危机深不见底，近来不乏观点认为财赤规模还需扩大，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即为所谓“8万亿元新刺激计划”。对于此，我们的观点是，“保八”任务固然重要，中国的财赤规模也未必一定要死守占GDP 3%的国际通行标准，只不过，鉴于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运行质量的任务如此之重，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又好又快”、“好字当先”。
中国的财赤规模与美国相比确实小之又小。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批准的财赤规模将占GDP 的12.3%，但是，这毕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其不容忽视的另一面则是，中、美两国巨大的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发展模式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国财赤规模虽可比鉴，但却不可攀比。
抛开美国的整体实力不谈，单就结构性而论，美国比中国大幅领先的指标主要有：其一，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得多；其二，企业自主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得多；其三，制造产业占GDP的比重低得多。由此三项基本面决定，美国政府对调控力度的选择余地比之中国大得多。
为保增长盲目举债、盲目投资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受政府财力制约，还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自主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时期、大规模地实行“赤字经济”。关于这一点，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尤其应注重财政手段的杠杆作用，即通过不断的体制与制度创新，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从而既提高国债资金投资效益，又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
中国国情有其特殊性，虽然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但是，经过此前数轮宏观调控至少表现出以下两点与之相关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其一，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行为效率有待提升；其二，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中消费和投资贡献率比例失调。而这些从侧面反映出，把积极财政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其现实及长远的必要性。
“好”字优先是中国自2006年底起明确树立的发展要义，此后两年，由于经济持续处于偏热状态，宏观调控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质量优先的取向。时逢群贤商国是，我们希望，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国自能坚持既定的发展思路，中国经济不要重走以往骤冷骤热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