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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出月子李文泽（化名）就已经受不了了，生小孩这事儿太沉闷也太拘束，完全不是她这个24岁女孩该过的生活。她经历怀胎10月，1月卧床，已经11个月没穿过像样的衣服了。
出月子的第一天，她割了双眼皮，买了一双2000块钱的皮鞋，做了美甲。儿子三个月时，她从待了10个月的成都婆家回到上海。那是她工作的地方。穿上新鞋，修了头发，肚子小下去，孩子留给了婆婆，站在上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又是个少女了。
即使怀孕9个月时，她的体重也没有超过100斤，这一点帮到了她。怀孕、失业、待产、生子，这一切一个一个从她身上碾过去，却没在外表上留下任何痕迹。年轻就有这点好处，新皮鞋往脚上一蹬，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怀孕8个月时，她还常把老公叫错，“我男朋友说”，她这样提起自己刚转正的丈夫，又马上纠正道：“我老公。”
“老公”出现在婚礼上时还几乎是一个孩子。理工科，名校毕业，人聪明寡言，个子瘦高，鼻子上一副眼镜，倒是很清秀的，但缺少东北人喜欢的那种豪气。拿起话筒讲话时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大家吃好”，一句是“喝好”。
在这场风格粗犷的东北婚宴上，这个南方男生显得拘谨。名校的牌子和理工科的脑子没有帮到他，他是那种坐实验室的人，没有左右逢源、四座生春的功夫，这一点让文泽瞧上了他，又让东北乡亲们瞧不上他：“那小子不太会说话。”他们摇头叹息。
更何况，这男孩不但“不会说话”，还做错了事。典礼过后，新娘没出来敬酒，只坐在一边。眼尖的人看出了女孩隆起的肚子。3个月了，礼服显得有些窄，在这传统的东北小城，这事儿炸开了锅，人们起先充满猜测，但并不说破，只用一些试探性的话去问文泽的母亲。母亲是个传统、守规矩的打字员，自己心里憋了一股火，又要在同事面前给女儿挣足面子，“现在社会开放，婚前不同居，其实是不人性的。”她一遍一遍地说，那样子像在说服自己。
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登记、结婚不会来得这么快。两人先做了父母，又被这新的身份催着、逼着，紧追慢赶补上了前面的手续，全套流程走完两人还是蒙的。
无论经济还是心理上，二人都没准备好。
李文泽从小有种感觉，上学、念书，就为了30岁前有那么几年自由。包括经济、感情、生活方式上的，之前的人生都像在为这几年做准备。生于1988年的她感到自己这一代真正享受自由的时间并不长，读书读到年纪很大，刚刚可以经济独立，交个男友，四处旅行，又要被逼着、赶着，按上一代的节奏结婚生子，这之后就是一地鸡毛的过日子了，之前的教育再完备，对将来的幻想再超脱，你也要按照父母的模式，一模一样地进入生活。
如果可能，她愿意把大学后、婚姻前这几年清爽自由的日子延到无限长。
一个加班的晚上，李文泽回家已经10点多，人很疲劳，又在安全期，“没做什么措施，根本没想到会怀孕”。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出路就两个：要么做掉，要么生出来。母亲倾向于前者，那样是要吃点苦，但体面而不知不觉。但李文泽却坚持要生下来，理由很简单，跟生命、伦理没有任何关系：“孩子这种东西反正早晚要有，晚生还不如早生，又是头胎，当然要生。”
当她把这观点说给周围朋友们的时候，她几乎要引起钦佩了。朋友圈里，一毕业就做母亲的她还是第一个，又是用这种方式，摆明了要和规矩、程序反抗一回似的。
但生孩子远不是勇敢一下就能解决的，那需要漫长的、不声不响地勇敢下去，不光是孕育的问题，必须解决的还有户口、钱、人力资源……一系列问题。谁来带孩子成了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李文泽的母亲还年轻，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婆婆又难甩下家事，一个人到上海来，何况三个人的家庭结构，多了老人总有诸多失衡处。婆婆委婉提议，二人可以付一些费用，把孩子带到老家来养。当费用谈到五万块的时候，事情就谈崩了。
熟悉李文泽的朋友都知道，这女孩从小心气高傲，生活上追求品质，加上脑子快、点子多，父母都对付不了她。她有自己的一个体系，谁要在她的生活里加上一点拖泥带水的东西，她是绝不会接受的。
甚至可以说，她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中学时她去上厕所，没纸问同桌要，同桌撕一张作业纸给她应急，“我要用超柔的”，她说，那样子像公主落难，是朋友拿着纸苦苦劝她：“没有超柔，你自己揉吧。”
刚赚钱那阵子，她对錢完全没有概念。去商场试试这个面霜，那个化妆水，四百多块根本不算事，卡拿出来一刷，神清气爽，整个儿生活像浮在云端。
可怀了孩子之后，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父母那一代的鸡毛蒜皮，一样地落在她头上。几乎难以置信的，这个煎蛋都不会的人开始做饭了。挺着肚子去商场买菜，因为那“比在外面吃便宜。”她在一家私企工作，没有编制，有了孩子后工作停了，收入全没，老公的收入一个月稳拿的只有三四千，她开始把老公的工资卡要下来，这之前她不这么干。
为了这笔钱，她第一次跟老公在消费的问题上起了分歧。刚办完婚礼，她一人留在东北老家，一时急用钱，拿了那张工资卡去刷，却发现卡里没钱，那笔说好留给她的钱被悄悄转走了。因为这男生还处在事业的起步阶段，没有积蓄，做证券和基金工作，少不了本钱，一时拿来应急，以为过后赚来了还可以悄无声息地填上。
李文泽没有被男人养过，毕业后她一直有收入，两人经济上的能力是对等的，有时文泽还更胜一筹，一直过着经济独立的小白领生活，而这一张空空的银行卡伤到了她。
怀着3个月的身孕，顶着小城里所有的偏见和猜测办完了婚礼，这一切都没有打倒她。但那张银行卡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使她面对着父母大哭失声。
上海一个购物中心里的咖啡店，几名孕妇正在做交流。对许多年轻父母来讲，从结婚、生子再到养育小孩，也是其自身成长的一个历练过程。
之前，两人是校园里的爱情，过的是孩子般的日子，只要在一起就开心，责任这两个字离二人像有天那么远。如今两个孩子要一起面对一个更小的孩子，之前的节奏和方寸一下子乱了。
看到女儿哭，父亲也哭了。混合着心疼、不忍和责备。他说不好女儿怀孕生子这件事儿走到这一步到底要算勇敢还是鲁莽。
父母把所有的心疼和责备换成了钱，在成都婆家给女儿买下了一套房子，上海房子太貴，他们又觉得孩子总该有个房产。李文泽的父母是公务员，家境小康，攒出一套房子不容易。而接受父母一个这样程度的付出，身为女儿，那压力是不容易化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她怀孕后，生活从这一刻开始对她露出了真面目，那不是自由、浪漫这些东西了，是扎扎实实的付出和承担，甚至是整个家庭、家族付出的。
她开始理解一件事：有时，你允许对方付出，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回报，抗拒只能引来更大的担忧。尤其在面对父母时。这感觉是她怀孕之后才有的。
她不知道那多出来的东西是叫母性还是什么，它似乎比母性更宽泛，超过了一个女人对孩子的感情，更像一种观念，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个小东西手脚还没长全，小小地躺在她肚子里，严格说，它还算不上一个人，但她开始感到一些不同了。世界变成了另一个方向，所有的关系都有了另外的意义。
很快她回到了上海，冬天的上海越来越冷，5个月的时候，她一个人去了成都婆家。一来老公停职来照顾她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二来婆婆好歹有经验，她年龄太小，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把握。
到成都待产后，她开始慢慢跟朋友恢复了联系，不再羞于提起这件事情。电话里，她显得任性而坚定，“我怀孕了”，她说，“身体都好，就是肚子特别大，坐下有点儿困难。体重吗？我不重，还不到100斤。”
她说起肚子里的孩子，那样子就像说起自己的一件作品：“我创造了他，将来还要继续创造他，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人生可以任我摆布。”
婆婆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她装了网络，但对她作为一个孕妇的起居作息并不满意。她吃得太少了，睡得也不多，每天上网，哪有传统孕妇的样子。何况9个月的时候她出去拍照，娃娃脸，梨花头，比着V字手势，那样子让人对她即将当妈这事儿充满怀疑。
至于孩子怎么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她就很坚定：“剖腹产”，她说，这让公婆不解，这种关头，当妈的都是弃自己于不顾，她却早早想着避免疼痛。李文泽也知道顺产对婴儿的骨骼、免疫力都有好处，但她不想受那份罪。父母远在东北，并没有来，对她未婚先孕的事情始终有点儿拧巴。2012年初夏，生产那天，她身边只有公婆。老公因为“没请下假”也没回来。此前他们一直劝她顺产，未遂，但那天她肚子疼起来了，医生也跟着劝，这让公婆对顺产更加坚定起来：“我们都这么生的，你怎么就不行呢？”文泽骨盆很窄，临产时几乎是被哄着催着打了催产针，就这么“被顺产”了。
“我是被逼的”，她说，“当时那个环境我比较弱势，我坚持要剖，可没别的办法，只能去顺。很害怕，完全不适合我。”
儿子有7斤8两重，医生为了鼓励她顺产，B超里7斤半，“但会有上下半斤的浮动”，没有以为的那么困难。“可哪知道我儿子（体重）是往上浮动的！”
她已经疼到意识模糊，最后一个印象是打麻药，医生按着她的腰部，把针头扎进脊椎接合的骨缝里，可她疼得一直抖，那针头根本戳不进，几次三番才终于成功了，她感觉自己听到小姨在耳边说话，可说什么已经完全听不清，世界离她很远。等孩子被护士抱来时，她才隐约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瞬间，“是感动”，她思索、确认着那种感觉，“被自己感动了。”
她发现儿子长得跟自己以为的不一样，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怀着的时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出来了就非常具体了。”她端详他，试着理解她和这一团小东西之间的关系。很多想法、野心、育儿经都冒了出来，母性来得又凶又急，她自己都猝不及防。
“我要给他自由。”她对朋友说。怎么给？“我走过的弯路，我不让他走。”什么算弯路？“高考那一大圈儿都算。”那他走什么？“他出国。”
她把自己的人生倒退回去盘点，凡是自己人生里遇到的问题，她都要在儿子身上修正过来。她是个好学生，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成绩好，18年都搭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很优秀，并为这承担了代价，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几乎是报复性的，想把自己的优秀和达到优秀所用掉的时间，完全从儿子身上找回来。她希望他玩儿，铆着劲儿地玩儿。
3个月时她离开了儿子，她要回上海工作，养家的事扔给老公一个人是不行的。本来就母乳不足，这样一来儿子更要吃奶粉了。对于不带孩子这件事儿，李文泽母亲并不满意，“我外孙成了留守儿童”，她开玩笑说。文泽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他不会说话只会哭，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是完全依赖你生活的，没有你就只能去死。”但说归说，也没到肝疼肉疼的地步，“老人养也可以，他们既然能把自己的儿子养大，就能把我儿子养大”，她豁达地说。她跟儿子的联系是通过远程视频做到的，那完全是感受性的：“让他定期感受一下妈妈。”
孩子在婆婆手里，脸上长出两团红来。两个名牌大学高才生的儿子，到了一岁半才刚刚会冒出一些零零星星的字眼，说话很迟，只会叫爸爸妈妈。
“他还在认识自我的这个阶段。”李文泽想了想说，“发展没有那么快。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吃饭、睡觉，这个进步还可以。”
她有一个自己的育儿观念，2岁之前父母公婆来带是可以的，之后就不行了，按照科学的说法，2-3岁是性格形成阶段，这个阶段她再接手，“3岁之前接受到父母的教育就可以了。外公外婆的家庭是另一个氛围，他毕竟是这个家庭的孩子，要融入我和我老公的氛围当中。” 那个婚礼上不声不响的男孩也有了变化。自从有了孩子，赚一块花两块日子一去不返，“我老公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压力挺大的”，李文泽感觉到那明显的压力感，“他有一个孩子要养活，说白了，花销都压在男生身上，女生再怎么都有退路，好一些。”
当初两人刚有孩子时，男孩还会对她讲些情话，“你就是我的宠物。”他说。“那我肚子里这个呢？”“宠物小精灵。”
现在，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少了，她感到这男孩安定下来了，身上的毛燥气没有了，而她自己也在职场上开始遇到善意和便利，这点是她生孩子前绝没想到的，“已婚已育”这一条，让她从诸多同年代女生中一路胜出。用人单位看来，她已经解决了个人问题，有了孩子，对工作和收入的依赖会更大，“（他们）觉得你有了孩子，会比一般人更成熟，他们会附加很多这种判断。”她笑着说。
她是有了变化，整个人温柔下来了，那温柔不只对孩子，也对生活本身。之前，人家考英语四级，她要过专八，人家一个月赚4000，她要赚8000，但凡能用时间、青春拼出来的东西，她都贪，都要；可现在，她不要高薪了，她不再允许一个用人单位无限制地使用她，她要留着自己给儿子用。
“现在我有两份工作，”她说，“其中一份是‘孩子妈妈’，这件事儿没人能替你。你会丧失所谓的拼搏、奋斗，但这种拼搏奋斗意义真的很大吗？”她问，“看你放人生的多少percent在这个地方，前十年放了100%，之后我不想这样了。”
自己亲自做起父母来，会比父母那一代有改良吗？她摇摇头表示不确定，有时，她担心父母对她的那种模式，会不自觉地映射到她自己身上，一模一样的作用给儿子。她提醒自己不要那樣：不要爱到让他有压力，不要为了释放自己的担忧，而为儿子过度付出，让他背上心理负担。“但归根结底还是视他的性格而定，如果他觉得父母给打点很舒服，有个安定的依靠求之不得，自己奋斗达不到那么好，愿意依赖我，我也会给他提供条件。我希望他独当一面，但如果他愿意依赖父母，我也不硬逼。”
她就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随老公去长沙了，那虽然不是北上广一类的一线城市，但能给老公创业提供些条件，“我要配合他”，这个任性叛逆的女孩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家庭是男强女弱的形式，那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是男人决定的，我支持他就是支持我自己的人生。”
朋友说她真的成长了。“嗨”，她叹了一声，“我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成长。”
出月子的第一天，她割了双眼皮，买了一双2000块钱的皮鞋，做了美甲。儿子三个月时，她从待了10个月的成都婆家回到上海。那是她工作的地方。穿上新鞋，修了头发，肚子小下去，孩子留给了婆婆，站在上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又是个少女了。
即使怀孕9个月时，她的体重也没有超过100斤，这一点帮到了她。怀孕、失业、待产、生子，这一切一个一个从她身上碾过去，却没在外表上留下任何痕迹。年轻就有这点好处，新皮鞋往脚上一蹬，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怀孕8个月时，她还常把老公叫错，“我男朋友说”，她这样提起自己刚转正的丈夫，又马上纠正道：“我老公。”
“老公”出现在婚礼上时还几乎是一个孩子。理工科，名校毕业，人聪明寡言，个子瘦高，鼻子上一副眼镜，倒是很清秀的，但缺少东北人喜欢的那种豪气。拿起话筒讲话时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大家吃好”，一句是“喝好”。
在这场风格粗犷的东北婚宴上，这个南方男生显得拘谨。名校的牌子和理工科的脑子没有帮到他，他是那种坐实验室的人，没有左右逢源、四座生春的功夫，这一点让文泽瞧上了他，又让东北乡亲们瞧不上他：“那小子不太会说话。”他们摇头叹息。
更何况，这男孩不但“不会说话”，还做错了事。典礼过后，新娘没出来敬酒，只坐在一边。眼尖的人看出了女孩隆起的肚子。3个月了，礼服显得有些窄，在这传统的东北小城，这事儿炸开了锅，人们起先充满猜测，但并不说破，只用一些试探性的话去问文泽的母亲。母亲是个传统、守规矩的打字员，自己心里憋了一股火，又要在同事面前给女儿挣足面子，“现在社会开放，婚前不同居，其实是不人性的。”她一遍一遍地说，那样子像在说服自己。
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登记、结婚不会来得这么快。两人先做了父母，又被这新的身份催着、逼着，紧追慢赶补上了前面的手续，全套流程走完两人还是蒙的。
突如其来的孩子
无论经济还是心理上，二人都没准备好。
李文泽从小有种感觉，上学、念书，就为了30岁前有那么几年自由。包括经济、感情、生活方式上的，之前的人生都像在为这几年做准备。生于1988年的她感到自己这一代真正享受自由的时间并不长，读书读到年纪很大，刚刚可以经济独立，交个男友，四处旅行，又要被逼着、赶着，按上一代的节奏结婚生子，这之后就是一地鸡毛的过日子了，之前的教育再完备，对将来的幻想再超脱，你也要按照父母的模式，一模一样地进入生活。
如果可能，她愿意把大学后、婚姻前这几年清爽自由的日子延到无限长。
一个加班的晚上，李文泽回家已经10点多，人很疲劳，又在安全期，“没做什么措施，根本没想到会怀孕”。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出路就两个：要么做掉，要么生出来。母亲倾向于前者，那样是要吃点苦，但体面而不知不觉。但李文泽却坚持要生下来，理由很简单，跟生命、伦理没有任何关系：“孩子这种东西反正早晚要有，晚生还不如早生，又是头胎，当然要生。”
当她把这观点说给周围朋友们的时候，她几乎要引起钦佩了。朋友圈里，一毕业就做母亲的她还是第一个，又是用这种方式，摆明了要和规矩、程序反抗一回似的。
但生孩子远不是勇敢一下就能解决的，那需要漫长的、不声不响地勇敢下去，不光是孕育的问题，必须解决的还有户口、钱、人力资源……一系列问题。谁来带孩子成了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李文泽的母亲还年轻，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婆婆又难甩下家事，一个人到上海来，何况三个人的家庭结构，多了老人总有诸多失衡处。婆婆委婉提议，二人可以付一些费用，把孩子带到老家来养。当费用谈到五万块的时候，事情就谈崩了。
熟悉李文泽的朋友都知道，这女孩从小心气高傲，生活上追求品质，加上脑子快、点子多，父母都对付不了她。她有自己的一个体系，谁要在她的生活里加上一点拖泥带水的东西，她是绝不会接受的。
甚至可以说，她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中学时她去上厕所，没纸问同桌要，同桌撕一张作业纸给她应急，“我要用超柔的”，她说，那样子像公主落难，是朋友拿着纸苦苦劝她：“没有超柔，你自己揉吧。”
刚赚钱那阵子，她对錢完全没有概念。去商场试试这个面霜，那个化妆水，四百多块根本不算事，卡拿出来一刷，神清气爽，整个儿生活像浮在云端。
可怀了孩子之后，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父母那一代的鸡毛蒜皮，一样地落在她头上。几乎难以置信的，这个煎蛋都不会的人开始做饭了。挺着肚子去商场买菜，因为那“比在外面吃便宜。”她在一家私企工作，没有编制，有了孩子后工作停了，收入全没，老公的收入一个月稳拿的只有三四千，她开始把老公的工资卡要下来，这之前她不这么干。
为了这笔钱，她第一次跟老公在消费的问题上起了分歧。刚办完婚礼，她一人留在东北老家，一时急用钱，拿了那张工资卡去刷，却发现卡里没钱，那笔说好留给她的钱被悄悄转走了。因为这男生还处在事业的起步阶段，没有积蓄，做证券和基金工作，少不了本钱，一时拿来应急，以为过后赚来了还可以悄无声息地填上。
李文泽没有被男人养过，毕业后她一直有收入，两人经济上的能力是对等的，有时文泽还更胜一筹，一直过着经济独立的小白领生活，而这一张空空的银行卡伤到了她。
怀着3个月的身孕，顶着小城里所有的偏见和猜测办完了婚礼，这一切都没有打倒她。但那张银行卡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使她面对着父母大哭失声。
“完全不适合我”
之前，两人是校园里的爱情，过的是孩子般的日子，只要在一起就开心，责任这两个字离二人像有天那么远。如今两个孩子要一起面对一个更小的孩子，之前的节奏和方寸一下子乱了。
看到女儿哭，父亲也哭了。混合着心疼、不忍和责备。他说不好女儿怀孕生子这件事儿走到这一步到底要算勇敢还是鲁莽。
父母把所有的心疼和责备换成了钱，在成都婆家给女儿买下了一套房子，上海房子太貴，他们又觉得孩子总该有个房产。李文泽的父母是公务员，家境小康，攒出一套房子不容易。而接受父母一个这样程度的付出，身为女儿，那压力是不容易化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她怀孕后，生活从这一刻开始对她露出了真面目，那不是自由、浪漫这些东西了，是扎扎实实的付出和承担，甚至是整个家庭、家族付出的。
她开始理解一件事：有时，你允许对方付出，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回报，抗拒只能引来更大的担忧。尤其在面对父母时。这感觉是她怀孕之后才有的。
她不知道那多出来的东西是叫母性还是什么，它似乎比母性更宽泛，超过了一个女人对孩子的感情，更像一种观念，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个小东西手脚还没长全，小小地躺在她肚子里，严格说，它还算不上一个人，但她开始感到一些不同了。世界变成了另一个方向，所有的关系都有了另外的意义。
很快她回到了上海，冬天的上海越来越冷，5个月的时候，她一个人去了成都婆家。一来老公停职来照顾她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二来婆婆好歹有经验，她年龄太小，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把握。
到成都待产后，她开始慢慢跟朋友恢复了联系，不再羞于提起这件事情。电话里，她显得任性而坚定，“我怀孕了”，她说，“身体都好，就是肚子特别大，坐下有点儿困难。体重吗？我不重，还不到100斤。”
她说起肚子里的孩子，那样子就像说起自己的一件作品：“我创造了他，将来还要继续创造他，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人生可以任我摆布。”
婆婆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她装了网络，但对她作为一个孕妇的起居作息并不满意。她吃得太少了，睡得也不多，每天上网，哪有传统孕妇的样子。何况9个月的时候她出去拍照，娃娃脸，梨花头，比着V字手势，那样子让人对她即将当妈这事儿充满怀疑。
至于孩子怎么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她就很坚定：“剖腹产”，她说，这让公婆不解，这种关头，当妈的都是弃自己于不顾，她却早早想着避免疼痛。李文泽也知道顺产对婴儿的骨骼、免疫力都有好处，但她不想受那份罪。父母远在东北，并没有来，对她未婚先孕的事情始终有点儿拧巴。2012年初夏，生产那天，她身边只有公婆。老公因为“没请下假”也没回来。此前他们一直劝她顺产，未遂，但那天她肚子疼起来了，医生也跟着劝，这让公婆对顺产更加坚定起来：“我们都这么生的，你怎么就不行呢？”文泽骨盆很窄，临产时几乎是被哄着催着打了催产针，就这么“被顺产”了。
“我是被逼的”，她说，“当时那个环境我比较弱势，我坚持要剖，可没别的办法，只能去顺。很害怕，完全不适合我。”
儿子有7斤8两重，医生为了鼓励她顺产，B超里7斤半，“但会有上下半斤的浮动”，没有以为的那么困难。“可哪知道我儿子（体重）是往上浮动的！”
她已经疼到意识模糊，最后一个印象是打麻药，医生按着她的腰部，把针头扎进脊椎接合的骨缝里，可她疼得一直抖，那针头根本戳不进，几次三番才终于成功了，她感觉自己听到小姨在耳边说话，可说什么已经完全听不清，世界离她很远。等孩子被护士抱来时，她才隐约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瞬间，“是感动”，她思索、确认着那种感觉，“被自己感动了。”
“我要给他自由”
她发现儿子长得跟自己以为的不一样，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怀着的时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出来了就非常具体了。”她端详他，试着理解她和这一团小东西之间的关系。很多想法、野心、育儿经都冒了出来，母性来得又凶又急，她自己都猝不及防。
“我要给他自由。”她对朋友说。怎么给？“我走过的弯路，我不让他走。”什么算弯路？“高考那一大圈儿都算。”那他走什么？“他出国。”
她把自己的人生倒退回去盘点，凡是自己人生里遇到的问题，她都要在儿子身上修正过来。她是个好学生，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成绩好，18年都搭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很优秀，并为这承担了代价，所以儿子不必这样。她几乎是报复性的，想把自己的优秀和达到优秀所用掉的时间，完全从儿子身上找回来。她希望他玩儿，铆着劲儿地玩儿。
3个月时她离开了儿子，她要回上海工作，养家的事扔给老公一个人是不行的。本来就母乳不足，这样一来儿子更要吃奶粉了。对于不带孩子这件事儿，李文泽母亲并不满意，“我外孙成了留守儿童”，她开玩笑说。文泽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他不会说话只会哭，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是完全依赖你生活的，没有你就只能去死。”但说归说，也没到肝疼肉疼的地步，“老人养也可以，他们既然能把自己的儿子养大，就能把我儿子养大”，她豁达地说。她跟儿子的联系是通过远程视频做到的，那完全是感受性的：“让他定期感受一下妈妈。”
孩子在婆婆手里，脸上长出两团红来。两个名牌大学高才生的儿子，到了一岁半才刚刚会冒出一些零零星星的字眼，说话很迟，只会叫爸爸妈妈。
“他还在认识自我的这个阶段。”李文泽想了想说，“发展没有那么快。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吃饭、睡觉，这个进步还可以。”
她有一个自己的育儿观念，2岁之前父母公婆来带是可以的，之后就不行了，按照科学的说法，2-3岁是性格形成阶段，这个阶段她再接手，“3岁之前接受到父母的教育就可以了。外公外婆的家庭是另一个氛围，他毕竟是这个家庭的孩子，要融入我和我老公的氛围当中。” 那个婚礼上不声不响的男孩也有了变化。自从有了孩子，赚一块花两块日子一去不返，“我老公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压力挺大的”，李文泽感觉到那明显的压力感，“他有一个孩子要养活，说白了，花销都压在男生身上，女生再怎么都有退路，好一些。”
当初两人刚有孩子时，男孩还会对她讲些情话，“你就是我的宠物。”他说。“那我肚子里这个呢？”“宠物小精灵。”
现在，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少了，她感到这男孩安定下来了，身上的毛燥气没有了，而她自己也在职场上开始遇到善意和便利，这点是她生孩子前绝没想到的，“已婚已育”这一条，让她从诸多同年代女生中一路胜出。用人单位看来，她已经解决了个人问题，有了孩子，对工作和收入的依赖会更大，“（他们）觉得你有了孩子，会比一般人更成熟，他们会附加很多这种判断。”她笑着说。
她是有了变化，整个人温柔下来了，那温柔不只对孩子，也对生活本身。之前，人家考英语四级，她要过专八，人家一个月赚4000，她要赚8000，但凡能用时间、青春拼出来的东西，她都贪，都要；可现在，她不要高薪了，她不再允许一个用人单位无限制地使用她，她要留着自己给儿子用。
“现在我有两份工作，”她说，“其中一份是‘孩子妈妈’，这件事儿没人能替你。你会丧失所谓的拼搏、奋斗，但这种拼搏奋斗意义真的很大吗？”她问，“看你放人生的多少percent在这个地方，前十年放了100%，之后我不想这样了。”
自己亲自做起父母来，会比父母那一代有改良吗？她摇摇头表示不确定，有时，她担心父母对她的那种模式，会不自觉地映射到她自己身上，一模一样的作用给儿子。她提醒自己不要那樣：不要爱到让他有压力，不要为了释放自己的担忧，而为儿子过度付出，让他背上心理负担。“但归根结底还是视他的性格而定，如果他觉得父母给打点很舒服，有个安定的依靠求之不得，自己奋斗达不到那么好，愿意依赖我，我也会给他提供条件。我希望他独当一面，但如果他愿意依赖父母，我也不硬逼。”
她就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随老公去长沙了，那虽然不是北上广一类的一线城市，但能给老公创业提供些条件，“我要配合他”，这个任性叛逆的女孩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家庭是男强女弱的形式，那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是男人决定的，我支持他就是支持我自己的人生。”
朋友说她真的成长了。“嗨”，她叹了一声，“我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