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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三洲田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
1900年,趁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目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此次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当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他们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如果有个组织相对会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打压也打压不了。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
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在国内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在广东自成一体,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策动会党起义,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得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
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枪。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等十余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行动,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虽然后世称起义者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仍然负责任,没有听说了起义,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两个参加起义的日本人死了,郑士良只好走人,起义失败。
洪門对革命和主义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