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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知道梅维斯·迦兰之名的人，现在很难不把她同艾丽丝·门罗联系起来说了。两人都是加拿大女作家，不过除这一点外，她们处处相反：门罗一生待在安大略，观察小镇上的人与事；迦兰则出生于魁北克的第一大都市蒙特利尔，尔后自我放逐，一本正经地要做四海为家的人。十岁时，迦兰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八年间换了十七所中学，最后才在纽约毕业。18岁上，她回到蒙特利尔，给一份早已不存在的报纸《标准报》当了几年记者，其间访问过让-保尔·萨特这样的法国文化名人；再往后，不到30岁，她便安排好了自己以后的人生：移居法国，从那里起步浪迹天涯。梅维斯·迦兰做到了许多写作者梦想的事：靠文字养活自己；但也失去了很多，比如，离了一次婚后，她便再也没有丈夫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迦兰都是个浪游者，唯一可以称得上稳定的，一是语言——她身在法语世界，坚持用英语写作；二是她是《纽约客》的长期供稿人，这本英语世界最有名的文化刊物真正供养了许多优秀文人。从 《多彩的流放》这本短篇集来看，迦兰写的是《纽约客》比较喜欢的那类小说：带有自传和回忆色彩，将个人放到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一边评说，一边铺陈几乎不算什么情节的情节。小说里的主角林奈特·缪尔，是迦兰本人的虚构化身，所以，你几乎可以相信，林奈特的每一句话语或内心独白，都是迦兰自己想说的：她怀有巨大的热情，要让读者了解她的状态和心迹。
迦兰不是那种因为没有爱而去旅行的人，她年轻时长得美到不行，最有名的一张相片，是坐在打字机前，笑得冰川消融，大地解冻。但她似乎不想被美貌所禁锢。在与此书同名的那个短篇里，迦兰告诉我们，她是怎样迷上浪迹天涯这种状态的：“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遇见难民。在蒙特利尔有大量的难民——对我来说，这是个无边的奇迹。我简直看不够他们。”完全是事实，1942年，战事最艰难的时刻，与英伦本土隔洋相望的魁北克省开始接纳难民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本我想从头读到尾的书”。接下去，迦兰开始讲述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样成为英国人的流放地的：如果说澳大利亚是流放犯造就的国家，那么加拿大则是先有的国家，后被那些无心也无力培养子女的英国父母挑选为“寄存处”的，他们送子女上路，给他们一些钱，并且——更加惊人的是——设法阻挠他们回来。
正如“多彩的流放”一语带有的感情色彩所示，梅维斯·迦兰对于所有形式的流放都持欢迎，或至少是好奇的态度。她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们，自己是如何为了逃离正常的、乏味的人生轨迹而选择与那些难民以及“汇款男”（即被流放在此、接受父母汇款维持生计的英国男人）混迹在一起的。林奈特·缪尔19岁时就已三次订婚，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加拿大的经济正是随着“二战”而腾飞的，才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有十分之一穿上戎装，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大洋对面的战火之中，因此那一段时间，国内的失业率几乎为零。林奈特，也就是梅维斯本人（她生于1922年）当然会意识到，在如此缺人的国家，早早地订婚，早早地接受“安排”，会让她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比她足足小17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一种更加清晰的女权主义的立场，对父母师长辈殚精竭虑培训一代“合格”的加拿大女性的做法冷嘲热讽。
一个正在腾飞的国家，恰恰可能压抑个体人性，因为不论从话语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它都会释放出引力，设法把人抓牢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求更多的国民戮力效忠。这部集子里最好的小说《在零和一之间》，就讲了林奈特战时在某政府部门服务时的见闻。机关里充斥着因各种原因上不了前线、或不用再上前线的男人，他们和女人们一道，听着广播里口气永远淡定的战事报道，谈论着那些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小伙子们。安全、闲散、缺少思考，滋生了优越感的病毒，他们既看不起难民，也瞧不上魁北克的法语加拿大人群，迦兰写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挪一下地方、走一走、伸伸懒腰、跑一跑呢？他们每个人似乎都被捆绑在一个无形的广场里；这个广场里有我的办公桌，我的绘图纸，我的橡皮筋。每天早晨都要把广场里的内容检查一遍……”在小说开头她还提到，从36岁到45岁之间，男人就仿佛静止了一般不再成长——对于亲历过那个从危机、匮乏进入富足的转折时期的加拿大人来说，这应该是个相当准确的概括。
流放构成了对一成不变的节奏的谴责、反抗、突破。在《巴黎评论》的“小说艺术”专访中，梅维斯·迦兰对自己在各个国家的自驾旅行以及徒步都津津乐道：“我曾前去那些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回来时笔记本里写满了地址。”但又说：“还有其他一些环境，在那里我无法建立起任何联系，不仅仅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哪怕在你自己的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祖国的陌生人”，对于那些明明持有国籍和公民身份，却被赶来赶去居无定所，或者感觉不到来自同胞、邻里、亲友、制度的保护与爱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描述。
梅维斯·迦兰没有理由厌恶自己的国家。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或许越是在政治昌明、法律完备、文化发达的国家，人的自尊心就越敏感，就越容易被细微的因素触动内心，产生反感或不安，并因此做出一些在其它地方的人看来过分的反应。自我流放就是这类反应之一，仅仅是出于无聊，夹杂着一些青春叛逆心态和社会主义梦想，林奈特就愿意一头扎进自由之神的怀抱里，而这个神灵，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几乎就像土地爷一样无所不在。
《多彩的流放》这个短篇只有很简单的一点情节，就是林奈特在火车上搭上了一个英国“汇款男”弗兰克·凯恩斯，他没有子女，没有目的地，曾经旅居锡兰，行囊里塞着几本书，爱说“生命没有意义”。当林奈特发现，她与凯恩斯才见了几次面，消息居然就已被人传了出去，便立刻收拾行李离开了租住地，搬回了蒙特利尔。她已经订婚了，并且在为日后的流放做准备：先通过结婚摆脱父母，随后通过流放摆脱丈夫。在此之外，任何萍水相逢的恋情，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这是一种足额的流放状态，满满当当，纯而又纯，不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她就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加拿大军队参与“二战”程度最高的是两个地方，一是诺曼底；二是意大利，特别是西西里岛。小说里的那位凯恩斯，后来就阵亡于意大利战场，接下去，林奈特有一大段有些语无伦次的独白：她说，流亡者死了，而蒙特利尔正在着手对当年的难民进行“整合化”，给他们国籍，让他们安定。引力的机器又开动了。于是，梅维斯·迦兰选择常住法国，七八十岁时还每年回加拿大一两次，凭此保持“在别处”感。如今她年过九旬，是不是还能走动？我想，如此毕生完全随性而为的人，必是宁愿灰飞烟灭于路上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迦兰都是个浪游者，唯一可以称得上稳定的，一是语言——她身在法语世界，坚持用英语写作；二是她是《纽约客》的长期供稿人，这本英语世界最有名的文化刊物真正供养了许多优秀文人。从 《多彩的流放》这本短篇集来看，迦兰写的是《纽约客》比较喜欢的那类小说：带有自传和回忆色彩，将个人放到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一边评说，一边铺陈几乎不算什么情节的情节。小说里的主角林奈特·缪尔，是迦兰本人的虚构化身，所以，你几乎可以相信，林奈特的每一句话语或内心独白，都是迦兰自己想说的：她怀有巨大的热情，要让读者了解她的状态和心迹。
迦兰不是那种因为没有爱而去旅行的人，她年轻时长得美到不行，最有名的一张相片，是坐在打字机前，笑得冰川消融，大地解冻。但她似乎不想被美貌所禁锢。在与此书同名的那个短篇里，迦兰告诉我们，她是怎样迷上浪迹天涯这种状态的：“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遇见难民。在蒙特利尔有大量的难民——对我来说，这是个无边的奇迹。我简直看不够他们。”完全是事实，1942年，战事最艰难的时刻，与英伦本土隔洋相望的魁北克省开始接纳难民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本我想从头读到尾的书”。接下去，迦兰开始讲述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样成为英国人的流放地的：如果说澳大利亚是流放犯造就的国家，那么加拿大则是先有的国家，后被那些无心也无力培养子女的英国父母挑选为“寄存处”的，他们送子女上路，给他们一些钱，并且——更加惊人的是——设法阻挠他们回来。
正如“多彩的流放”一语带有的感情色彩所示，梅维斯·迦兰对于所有形式的流放都持欢迎，或至少是好奇的态度。她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们，自己是如何为了逃离正常的、乏味的人生轨迹而选择与那些难民以及“汇款男”（即被流放在此、接受父母汇款维持生计的英国男人）混迹在一起的。林奈特·缪尔19岁时就已三次订婚，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加拿大的经济正是随着“二战”而腾飞的，才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有十分之一穿上戎装，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大洋对面的战火之中，因此那一段时间，国内的失业率几乎为零。林奈特，也就是梅维斯本人（她生于1922年）当然会意识到，在如此缺人的国家，早早地订婚，早早地接受“安排”，会让她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比她足足小17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一种更加清晰的女权主义的立场，对父母师长辈殚精竭虑培训一代“合格”的加拿大女性的做法冷嘲热讽。
一个正在腾飞的国家，恰恰可能压抑个体人性，因为不论从话语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它都会释放出引力，设法把人抓牢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求更多的国民戮力效忠。这部集子里最好的小说《在零和一之间》，就讲了林奈特战时在某政府部门服务时的见闻。机关里充斥着因各种原因上不了前线、或不用再上前线的男人，他们和女人们一道，听着广播里口气永远淡定的战事报道，谈论着那些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小伙子们。安全、闲散、缺少思考，滋生了优越感的病毒，他们既看不起难民，也瞧不上魁北克的法语加拿大人群，迦兰写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挪一下地方、走一走、伸伸懒腰、跑一跑呢？他们每个人似乎都被捆绑在一个无形的广场里；这个广场里有我的办公桌，我的绘图纸，我的橡皮筋。每天早晨都要把广场里的内容检查一遍……”在小说开头她还提到，从36岁到45岁之间，男人就仿佛静止了一般不再成长——对于亲历过那个从危机、匮乏进入富足的转折时期的加拿大人来说，这应该是个相当准确的概括。
流放构成了对一成不变的节奏的谴责、反抗、突破。在《巴黎评论》的“小说艺术”专访中，梅维斯·迦兰对自己在各个国家的自驾旅行以及徒步都津津乐道：“我曾前去那些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回来时笔记本里写满了地址。”但又说：“还有其他一些环境，在那里我无法建立起任何联系，不仅仅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哪怕在你自己的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祖国的陌生人”，对于那些明明持有国籍和公民身份，却被赶来赶去居无定所，或者感觉不到来自同胞、邻里、亲友、制度的保护与爱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描述。
梅维斯·迦兰没有理由厌恶自己的国家。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或许越是在政治昌明、法律完备、文化发达的国家，人的自尊心就越敏感，就越容易被细微的因素触动内心，产生反感或不安，并因此做出一些在其它地方的人看来过分的反应。自我流放就是这类反应之一，仅仅是出于无聊，夹杂着一些青春叛逆心态和社会主义梦想，林奈特就愿意一头扎进自由之神的怀抱里，而这个神灵，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几乎就像土地爷一样无所不在。
《多彩的流放》这个短篇只有很简单的一点情节，就是林奈特在火车上搭上了一个英国“汇款男”弗兰克·凯恩斯，他没有子女，没有目的地，曾经旅居锡兰，行囊里塞着几本书，爱说“生命没有意义”。当林奈特发现，她与凯恩斯才见了几次面，消息居然就已被人传了出去，便立刻收拾行李离开了租住地，搬回了蒙特利尔。她已经订婚了，并且在为日后的流放做准备：先通过结婚摆脱父母，随后通过流放摆脱丈夫。在此之外，任何萍水相逢的恋情，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这是一种足额的流放状态，满满当当，纯而又纯，不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她就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加拿大军队参与“二战”程度最高的是两个地方，一是诺曼底；二是意大利，特别是西西里岛。小说里的那位凯恩斯，后来就阵亡于意大利战场，接下去，林奈特有一大段有些语无伦次的独白：她说，流亡者死了，而蒙特利尔正在着手对当年的难民进行“整合化”，给他们国籍，让他们安定。引力的机器又开动了。于是，梅维斯·迦兰选择常住法国，七八十岁时还每年回加拿大一两次，凭此保持“在别处”感。如今她年过九旬，是不是还能走动？我想，如此毕生完全随性而为的人，必是宁愿灰飞烟灭于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