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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目标。”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专家王小谟表示，“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让我们的预警机成为国家的‘争气机’。现在的科学研究条件、科研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更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与我的团队一起，不断把我国的预警机技术推向前进。”
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的王小谟，是首位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军工装备专家。
了解王小谟的人都知道，在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他痴迷京剧，最爱的就是梅兰芳的那出《宇宙锋》，读高中的时候，作为学生的他没钱进戏院看戏，只能从别家的收音机里听听。后来为了能有一台自己专属的收音机，他攒了好几个月的钱，在宣武门的旧货市场买了一块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组装起来，还真成了，真能发出声来。
王小谟说：“我打小就喜欢两件事，第一是京剧，第二就是无线电。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选志愿，学校让我们去各个大学参观。当时就看到了雷达的展览，内心很震撼，觉得做这个也挺好。后来毕业就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唱京剧，还有一个就是上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说可以保送，他们也有无线电专业，所以就去了北工。我运气很好，从学雷达开始到搞雷达，一直到现在，一辈子跟雷达打交道。”
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勤奋，25岁的时候，王小谟就成为583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当时，拥有预警机曾是中国几代人的期望。1970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國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未能成功。就在那个艰难时刻，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有些年头的王小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预警机研制事业中。
“最开始的预警机，是把地面雷达放到飞机上，好比母鸡想变身老鹰，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没有成功。”王小谟说。
在这以后的数年里，在位于贵州山沟沟里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所研究雷达的王小谟，规划和实施了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的技术。为了加快预警机研制，我国开展预警机对外合作。作为该项目的中方技术总负责人，他坚决要求中方主导研制方案，并在国内同步研制，为自主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38所在贵州孤立的一个山沟里面，那里只有我们单位。条件非常艰苦，交通也不方便，进一趟城买个东西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扰也比较少，因为没什么其他娱乐，也不能去打牌，所以我们就夜以继日地研制。就这样我们在山沟沟里面干了十年，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
王小谟创造性地首次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把研制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他说：“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参与所有环节。有一些本来是合作方承担的任务，我们也主动要求做，对方认为占了便宜，还很高兴。其实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会做了。”
后来，我国与国外签订合同，一起研发一架发展型预警机，由王小谟出任中方总设计师。要知道，这是一项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研制能力。遗憾的是2000年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研制合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项目要就此搁置的时候，王小谟站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而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要知道，在这些日子里，王小谟一次上机往往需4到6个小时，40多度的高温，90多分贝的噪声干扰，而那时候的他已经年近七十。
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记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这是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评论。
“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王小谟的得意门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陆军说。
王小谟在研制过程中，也常感叹：“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以地面防空雷达为标志，我国真正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先进水平是整体水平的世界先进。”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一架背负着雷达大圆盘的预警机空警2000作为领队机，带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球观众面前公开亮相。事后，很多亲历现场的人说王小谟在看台上哭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坚强的科学家流泪。 大多数预警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机背上背有一个大圆盘，那是预警雷达的天线罩。中国人设计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雷达天线罩，这被西方认为是整个项目中最具挑战性的内容之一。此外，我国预警机上的所有关键元器件都是国产的，雷达等电子设备高速数据处理所需的专用处理器芯片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现在，从基础元器件到上游设备，预警机的制造技术我们已经全面掌握。”王小谟自豪地说。
而且这其中，很多都有我们的原创，其中缘由，自然离不开王小谟的“固执己见”。
就像在研制预警机的过程中，王小谟非要在飞机上装个厕所，这个提议让很多人摇头，因为一个厕所至少重达200公斤，给研发工作增加了极大负担。
但是，王小谟却异常坚持：“预警机不同于一般运输机，试飞时间特别长，厕所必须要加。”他还主动把增加的200公斤揽到了自己身上，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设备中“砍”掉了相当的重量。
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执着”。他带领研制的三坐标雷达是第一个关注人机环境的雷达。“以前的雷达车上没有空调，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你能眼睁睁地看到汗珠一颗颗冒出来。”经常待在车里做实验的王小谟有亲身体验。因此，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遭到反对后，他坚定地说：“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设备再好有什么用？”而这最终的结果是：耐高温的军用空调首次出现在了雷达机里。
2013年1月1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右）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左）颁奖
科研尚且如此，对于人才，他更是倍感珍惜。1986年，是王小谟所在的38所准备从贵州深山迁往合肥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最缺的就是资金和人才。而就在那样的情况下，身为所长的王小谟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拨出40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买”了7名研究生作为定向培养，陆军就是其中之一。
距陆军回忆，在其读研期间，只要王小谟来到合肥，就一定会去学校看他们，即使晚上八九点办完事情，他也是风雨无阻出现在他们面前，和他们绘声绘色地说38所、说雷达，把他们都吸引住以后，就会丢下一句话，“好好学习，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王小谟当然不会食言，在陆军研究生毕业进所一年，他就领了一个重要的雷达项目，摇身一变，成为总设计师。当军方代表见到一脸稚气的陆军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让一个孩子当总师？”那时候陆军也觉得不敢相信，王小谟拍着他的后背，让他挺直腰杆，“案是我做的。这个人聪明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
果不其然，陆军真的成功了，成为我国预警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我国首型预警机产品——空警2000预警机的总设计师，引领实现了我国预警机装备零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同时以预警机为平台，大大推动了数据链技术的工程应用。而这一切，自然离不开王小谟的帮助与教诲。
2006年，王小谟病了，很严重，是淋巴癌。当所有人都焦急万分时候，老人家却非常淡定，“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所以，在他的病房，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有的是京剧声、二胡声，还有与预警机设计师的讨论声。自称“整天除了躺著就没事干”的王小谟即使躺在病床上输着液，也要把设计师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正是由于王小谟和他的团队这种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使得又一型国产预警机横空出世，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或许连死神都害怕这份执着，半年后，他奇迹般地痊愈了，回到了试验现场，他对大家说：“我又活过来了。”此后的王小谟又把目光聚焦在当前国际上最新的全数字阵列雷达技术。通过“小平台、大预警”，摆脱了我国大型预警机对进口飞机平台的依赖，解决了我国预警机装备的规模建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世界上首次将数字阵列雷达技术应用于预警机，标志着我国预警机的主要技术将从国际先进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
王小谟说：“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起有伏，总要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科研同样如此，没有一次成功的事，所谓的一次成功就是大的方向没错。我搞383，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这次试不行，那次试不行，但是总的方向对了，最后获得了成功。所以我老说这样一句话，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乎所以，你不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要记住很多困难都是暂时的，低潮也不会永远都是低潮，也会有高潮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潮越是要能干多少干多少，不能闲着，保持人的韧性和弹性，否则机遇再次降临的时候什么都干不了。”
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的王小谟，是首位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军工装备专家。
“最爱就是京剧和无线电”
了解王小谟的人都知道，在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他痴迷京剧，最爱的就是梅兰芳的那出《宇宙锋》，读高中的时候，作为学生的他没钱进戏院看戏，只能从别家的收音机里听听。后来为了能有一台自己专属的收音机，他攒了好几个月的钱，在宣武门的旧货市场买了一块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组装起来，还真成了，真能发出声来。
王小谟说：“我打小就喜欢两件事，第一是京剧，第二就是无线电。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选志愿，学校让我们去各个大学参观。当时就看到了雷达的展览，内心很震撼，觉得做这个也挺好。后来毕业就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唱京剧，还有一个就是上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说可以保送，他们也有无线电专业，所以就去了北工。我运气很好，从学雷达开始到搞雷达，一直到现在，一辈子跟雷达打交道。”
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勤奋，25岁的时候，王小谟就成为583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当时，拥有预警机曾是中国几代人的期望。1970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國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未能成功。就在那个艰难时刻，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有些年头的王小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预警机研制事业中。
“最开始的预警机，是把地面雷达放到飞机上，好比母鸡想变身老鹰，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没有成功。”王小谟说。
在这以后的数年里，在位于贵州山沟沟里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所研究雷达的王小谟，规划和实施了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的技术。为了加快预警机研制，我国开展预警机对外合作。作为该项目的中方技术总负责人，他坚决要求中方主导研制方案，并在国内同步研制，为自主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38所在贵州孤立的一个山沟里面，那里只有我们单位。条件非常艰苦，交通也不方便，进一趟城买个东西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扰也比较少，因为没什么其他娱乐，也不能去打牌，所以我们就夜以继日地研制。就这样我们在山沟沟里面干了十年，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
王小谟创造性地首次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把研制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他说：“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参与所有环节。有一些本来是合作方承担的任务，我们也主动要求做，对方认为占了便宜，还很高兴。其实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会做了。”
后来，我国与国外签订合同，一起研发一架发展型预警机，由王小谟出任中方总设计师。要知道，这是一项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研制能力。遗憾的是2000年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研制合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项目要就此搁置的时候，王小谟站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而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要知道，在这些日子里，王小谟一次上机往往需4到6个小时，40多度的高温，90多分贝的噪声干扰，而那时候的他已经年近七十。
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记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这是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评论。
“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王小谟的得意门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陆军说。
王小谟在研制过程中，也常感叹：“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以地面防空雷达为标志，我国真正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先进水平是整体水平的世界先进。”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一架背负着雷达大圆盘的预警机空警2000作为领队机，带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球观众面前公开亮相。事后，很多亲历现场的人说王小谟在看台上哭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坚强的科学家流泪。 大多数预警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机背上背有一个大圆盘，那是预警雷达的天线罩。中国人设计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雷达天线罩，这被西方认为是整个项目中最具挑战性的内容之一。此外，我国预警机上的所有关键元器件都是国产的，雷达等电子设备高速数据处理所需的专用处理器芯片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现在，从基础元器件到上游设备，预警机的制造技术我们已经全面掌握。”王小谟自豪地说。
而且这其中，很多都有我们的原创，其中缘由，自然离不开王小谟的“固执己见”。
就像在研制预警机的过程中，王小谟非要在飞机上装个厕所，这个提议让很多人摇头，因为一个厕所至少重达200公斤，给研发工作增加了极大负担。
但是，王小谟却异常坚持：“预警机不同于一般运输机，试飞时间特别长，厕所必须要加。”他还主动把增加的200公斤揽到了自己身上，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设备中“砍”掉了相当的重量。
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执着”。他带领研制的三坐标雷达是第一个关注人机环境的雷达。“以前的雷达车上没有空调，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你能眼睁睁地看到汗珠一颗颗冒出来。”经常待在车里做实验的王小谟有亲身体验。因此，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遭到反对后，他坚定地说：“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设备再好有什么用？”而这最终的结果是：耐高温的军用空调首次出现在了雷达机里。
科研尚且如此，对于人才，他更是倍感珍惜。1986年，是王小谟所在的38所准备从贵州深山迁往合肥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最缺的就是资金和人才。而就在那样的情况下，身为所长的王小谟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拨出40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买”了7名研究生作为定向培养，陆军就是其中之一。
距陆军回忆，在其读研期间，只要王小谟来到合肥，就一定会去学校看他们，即使晚上八九点办完事情，他也是风雨无阻出现在他们面前，和他们绘声绘色地说38所、说雷达，把他们都吸引住以后，就会丢下一句话，“好好学习，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王小谟当然不会食言，在陆军研究生毕业进所一年，他就领了一个重要的雷达项目，摇身一变，成为总设计师。当军方代表见到一脸稚气的陆军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让一个孩子当总师？”那时候陆军也觉得不敢相信，王小谟拍着他的后背，让他挺直腰杆，“案是我做的。这个人聪明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
果不其然，陆军真的成功了，成为我国预警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我国首型预警机产品——空警2000预警机的总设计师，引领实现了我国预警机装备零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同时以预警机为平台，大大推动了数据链技术的工程应用。而这一切，自然离不开王小谟的帮助与教诲。
2006年，王小谟病了，很严重，是淋巴癌。当所有人都焦急万分时候，老人家却非常淡定，“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所以，在他的病房，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有的是京剧声、二胡声，还有与预警机设计师的讨论声。自称“整天除了躺著就没事干”的王小谟即使躺在病床上输着液，也要把设计师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正是由于王小谟和他的团队这种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使得又一型国产预警机横空出世，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或许连死神都害怕这份执着，半年后，他奇迹般地痊愈了，回到了试验现场，他对大家说：“我又活过来了。”此后的王小谟又把目光聚焦在当前国际上最新的全数字阵列雷达技术。通过“小平台、大预警”，摆脱了我国大型预警机对进口飞机平台的依赖，解决了我国预警机装备的规模建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世界上首次将数字阵列雷达技术应用于预警机，标志着我国预警机的主要技术将从国际先进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
王小谟说：“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起有伏，总要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科研同样如此，没有一次成功的事，所谓的一次成功就是大的方向没错。我搞383，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这次试不行，那次试不行，但是总的方向对了，最后获得了成功。所以我老说这样一句话，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乎所以，你不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要记住很多困难都是暂时的，低潮也不会永远都是低潮，也会有高潮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潮越是要能干多少干多少，不能闲着，保持人的韧性和弹性，否则机遇再次降临的时候什么都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