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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英,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进而污染食物链,更易于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对于上面的表述,应该没有人否认,也不会有人否认垃圾焚烧不排放出这种可怕的毒气。但在目前激烈的垃圾焚烧论战中,支持派认为焚烧产生的二英是可控、可达标的,而反对派坚信不可控,尤其在目前的中国。
现实是,围绕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激烈争论和群体性事件,已经使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超级公共事件了。其间政府、商业力量、专家和公众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关系让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版现实,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来。即使你建立再复杂、再科学的研究框架,基于再先进的理论,也难以在短时间理清其中的脉络和逻辑。
透过我们每个人日常产生出来的垃圾,我们却能找到无数的说辞和合理性解释,但是,为何往往在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决策面前,公众不愿意相信政府,也与支持政府的专家们产生敌对情绪呢?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个人似乎都被认为代表着某种难以明言的利益和自私目的。
其实,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或许这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以理解。西方伟大的哲学先驱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确实,当今天的中国面对城市垃圾这一公共难题的时候,各方都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只是难题在于,人们如何达成共识。
寻找共识之路,这关乎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课题。然而,为了明天的美好和安全,一些关键的相关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了。
风口浪尖上的专家们
至今,徐海云还记得2007年在与北京市六里屯周边社区居民交流时险些被打的惊险一幕。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处理专家,政府当时邀请他和郑明辉、聂永丰等专家到六里屯社区,与情绪激动的居民们交流垃圾焚烧的问题。郑明辉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二英研究室主任,聂永丰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废处理专家。
上述三位专家在网上被称为“焚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一直遭到反建派网民的攻击,郑明辉被形容为“丧失了人格学格的学者”,聂永丰是“卖炉子的”,更有爆料说聂永丰25项专利发明,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而徐海云也被外界指责能从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中获取利益。
2005年底,北京海淀区政府宣布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投资约10亿元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划,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附近居民们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
2007年年初,海淀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和居民们进行对话,就把徐海云、郑明辉和聂永丰等专家请来,与居民们坐下来交流和沟通。徐海云当时感觉到现场没有交流的气氛,居民们情绪很激动。
郑明辉向《商务周刊》回忆,当徐海云讲到他曾经参观过国外100多个垃圾焚烧厂,技术很成熟,很多都离居民区非常近时,居民们立刻急了。
“你这个专家良心给狗吃了。”有居民大喊,还有一位居民冲上台来,要打徐海云,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为了缓解尴尬,聂永丰说:“我给大家放几个PPT吧,都是我看到的日本的照片。”聂的话还没说完,越来越激动的居民们一起高呼起来:“打倒伪专家!”
“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效果能好得了吗?”郑明辉说。后来,海淀区又组织了几次类似的交流活动,徐海云再未受到邀请。但后来,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有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拿着“万民书”跑到这些专家家门口敲门,向这些专家诉说垃圾焚烧和二英的可怕。直到现在,徐海云还会不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反对者们的传真、邮件和电话,向他表达不满和气愤。
也就在2007年,北京市出台了300米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被反烧派指责为焚烧专家们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因为最近的宿舍区离焚烧厂才500米。当年的专家论证会上,各派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300米的标准在那次论证会上并没有被通过,但几个月后还是出现在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上。
最近几年,也不断有媒体公开批评政商合谋正在扭曲中国的垃圾处理政策,这更令群情激愤。
徐海云认为,民众之所以对垃圾焚烧和政策产生如此激烈的抵触情绪,和“反烧派”长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有关,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上把垃圾焚烧说得那么恐怖,民众没有理由不反对,谁不为自己的健康和财产担忧啊?”徐海云说,“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很正常,但现在的很多讨论者以公开捏造的事实作为论据。”
而郑明辉和聂永丰都认为,二英在中国被妖魔化了,恐惧心理才广泛产生。“焚烧派”们指责,赵章元就是助推恐惧心理的“反烧派”之一。
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曾从事多年环境科学研究,并亲自参加过北京大型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工作,参与了多个地方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的评估。
在全国各地垃圾焚烧的反对者眼中,赵是最坚定的“反烧派”代表。几乎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打来电话,向他咨询各种问题,并寻求他的支持。
“但最近才得知,由于某些人的小动作,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已经很久再未通知我参加评估会了。”赵章元说,最近他也不停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着越来越坚定的反对意见。
这位已经退休6年的“反烧派”最近也不断受到“主烧派”的批评,说他根本不是垃圾处理专家,他说的话没有权威性。还有人指责他其实代表着另外一些企业的利益。
“最近几年,我确实去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多是从事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技术装备研制的,我觉得垃圾综合处理技术比垃圾焚烧技术在中国更可行,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就替这些企业说了几句好话,希望政府能重视和扶持这些产业。”赵章元大笑,“这能说明我代表谁的利益呢?”
赵章元最近一次与徐海云见面是在今年2月23—24日,当时广州市政府邀请全国的32位专家,举行一次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专家组组长为徐海云,专家组副组长为聂永丰和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适宇。
32位专家经过两天讨论,定稿签字形成了一份《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意见书》。会上,赵章元是被邀请的唯一一位“反对派”。
徐海云告诉《商务周刊》,之所以参加咨询会的反对派专家少,是“根本就请不出来”。而且,他事先不知道赵章元要来,“要知道他来,我是根本不会参加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算是专家”。
而赵章元称,之所以去参加广州市的咨询会,是因为广州市民强烈要求政府必须邀请自己来参加会议,并没想会请哪些人参会,他同样感到主持专家并不懂环境科学。
2月24日,会议结束时要形成专家咨询意见。意见书显示,除了一位专家认为现有垃圾焚烧技术有风险,参加会议的其余31名专家认为广州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处理模式。广东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并以“31比1,主烧派大赢”等标题见报。
这位失败的专家显然就是赵章元。事后,赵章元向媒体称,会议结束后,达成的“专家意见”被擅自改动。按说一个字都不应改动,比如最后一段的定稿原文是“个别专家认为”垃圾焚烧有风险,会上对此专门讨论过,而不是现在的“一位专家”。“因为确有至少半数专家会下向我表示过赞许之意,他们是故意夸大宣传多数和少数”。
“确实,实际上只有赵章元一个人不同意,我在最后的意见书里写成了‘个别专家’,但是有些人不同意。实际上最后一条就是要表达赵章元的意见。”徐海云解释说。
随后,媒体还报道称,“主烧派”专家中,身为专家组副组长的聂永丰,被指“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而身为专家组组长的徐海云和专家组成员、北大教授刘阳生,曾为聂永丰的学生。
“我是有个学生叫徐海云,但不是中国城建院的徐海云。”聂永丰无奈地说。
在徐海云的办公室里,他也指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说:“昨天这家报纸还说我是聂永丰的学生,他们怎么也不来核实呢?”
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
奥北别墅区的反建者们不愿意听到“邻避主义”(Not In My BackYard)这个词,就像不愿意听到社区外面的人带着某种偏见说他们是“富人”一样。
“邻避主义”一词巧妙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垃圾处理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时的典型心态:人人都产生垃圾,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人人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处理垃圾。在这种心态下,往往会造成“少数人的暴政”,使更弱势群体遭受灾难。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为了自己的环境安全和节省处理成本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
1980年代,美国一个有色人种群体研究组织在经过广泛调查后认为,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高风险的公共设施不成比例地锁定了有色人种聚居区。之后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由此形成了关注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环境正义运动。今天,“邻避主义”现象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采访中,不论是黄小山,还是“佰扶勤”和“谭嗣同”,他们都很坚信自己一直是在反对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而不是通过反建达到移址的目的。他们也注意到,最近,广东省番禺和北京市六里屯地区的居民通过广泛的抵制运动,迫使政府同意把将建在当地的垃圾焚烧厂搬迁到其他地区去,而外界认为,这些迁址后的地区往往属于更弱势群体,当地社区人数少,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法律能力欠缺。
外界也指出,奥北别墅区之所以成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主力军,也在于这些居民具有一般社区不具有的经济能力、法律能力和知识素质。
在中国,面对越来越多社区的邻避主义行动,“邻避主义”正在具有某些贬义的色彩,政府认为邻避主义妨碍了城市的有效管理,弱势地区认为邻避主义让他们受到更深的伤害,同一座城市的非利益相关者们往往对远离他们的邻避抗争漠不关心,甚至抱怨他们没有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这多少显得有些让人费脑筋。最初的时候,“奥北志愿者小组”也确实考虑准备另外一份报告,建议北京市政府与内蒙古自治区合作,把北京的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建设在内蒙古的荒漠上。而针对阿苏卫项目,他们也曾想过另外的一个替代方案,即在北京北部人烟稀少的山里建设垃圾焚烧厂。
但最终他们取得了一致看法,反建阿苏卫并不是要把这个项目赶到其他地区去,不论焚烧厂落户哪里,对于整个北京城乃至中国来说,都可能难以避免灾难。所以他们没有把迁址等想法放在他们最后公开的研究报告里。
“如果我们是邻避主义者,我们就不会坐下来费心思写报告了,我们继续闹事就成了。”“佰扶勤”说。去年9月4日那天,黄小山打出的标语是“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当天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没有打出迁址的标语。
“我们认为焚烧厂危害的不仅仅是阿苏卫周边,危害的是整个北京城。”黄小山说,“迁址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赢,单一方赢不算赢,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多赢的结果。”
随着事态的进展,理性者们开始意识到,在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决策过程中,“多数人的暴政”需要小心,“少数人的暴政”也需要小心。这样社会进步才可能避免“零和游戏”的悲剧。
垃圾背后的政府
在学界混战和民意激愤的同时,作为公共决策主角的政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其实从一开始,公共政策学者们就注意到,公众不但对专业人士和企业缺乏信任,对政府也没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终未找到一条被信任的通道。
“在新加坡,公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可以信赖的,所以类似公共项目很少受到市民的反对。”Sally说,“当然,形成这种良好的信任前提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以及对于公众的尊重。”
显然,公共决策的信息不够透明,是今天中国社会容易引发强烈不满情绪的一大主因。
从1996年就开始研究垃圾焚烧处理的郑明辉在与北京市六里屯社区居民接触后,在某些方面也开始同情这些居民。因为当初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从来没人告诉他们这里未来会规划一个垃圾焚烧厂,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了规划。很多人看到广告说“上风上水上海淀”,才把身家拿出来在那里买房子。但入住后才知道附近有一个飘着臭味的垃圾填埋场,再后来才知道还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
“如果焚烧厂建成后,不但房价有可能降低,生活品质也有可能受影响。”郑明辉说,“举个例子,以前我去你家,你告诉我怎么找时会骄傲地说,那块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左边一拐就到了。以后你再介绍就得说,看到那个垃圾焚烧厂的大烟囱没?烟囱底下左拐500米就是我家。”
Sally和其他保利垄上的业主也告诉记者,当初他们也是看到说小汤山地理位置好,空气新鲜才动心的,开发商和当地政府都没有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不但污染空气,还污染了地下水,更不知道几年后还将拔地而起一个垃圾焚烧厂。
“信息公开和透明是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我要知道了就不会在这里买房子了。”Sally说。
最早知道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地下水被污染的人是赵章元,而在随后的过程中,赵章元也深刻感受到了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不透明。2001年时,赵章元担任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该委员会研究用地球物理方法找矿找水,特别是分析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教授地球物理课程。赵章元了解到中国很多的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问题,为了加深研究和帮助学生实习,他主动找到北京市政管委,希望参观北京市的垃圾填埋场,并能利用地球物理仪器帮助市政管委检测是否存在渗漏点,以便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
市政管委很痛快就答应了,先组织了包括赵章元在内的20多位专家参观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随后,赵章元带着专家和仪器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测,发现东墙外10米深的地方有个污水渗漏点。当时市政管委很高兴,就给赵章元他们拨了两万元经费,让他们继续检测北京市南边和东边的垃圾填埋场。检测后发现,这几大垃圾场也都存在渗漏问题,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根据检测结果,赵章元给市政管委提供了经同行专家评审过的科研报告。
但后来的事情让这位专家难以接受,市政管委本来答应好继续跟踪研究,由于某种原因被长期停了下来。不久,有媒体来采访赵章元,他就把自己的检测结果告诉了媒体,媒体把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可能污染地下水的消息报道出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赵章元称,市政管委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召集了一些新闻媒体,称赵章元是非法检测,北京市的填埋场建设得非常规范,不可能发生渗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发生渗漏,所以也不会污染地下水。“其实,检测前双方是签过协议的。”赵章元说。
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赵章元后来才开始从环保角度关注垃圾处理问题,并亲自调查过阿苏卫周围民众的发病情况。
“公共政策信息如此不透明,让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政府,怎么能不害怕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为复杂的垃圾焚烧厂呢?”多位奥北别墅区的居民都表示,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显然负有责任。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对此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认为,如果政府按照程序、法律办事,严格决策,充分尊重民意,事后监管到位,“公众就会相信政府,垃圾焚烧厂就是建在阿苏卫,也不是问题”。
对于上面的表述,应该没有人否认,也不会有人否认垃圾焚烧不排放出这种可怕的毒气。但在目前激烈的垃圾焚烧论战中,支持派认为焚烧产生的二英是可控、可达标的,而反对派坚信不可控,尤其在目前的中国。
现实是,围绕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激烈争论和群体性事件,已经使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超级公共事件了。其间政府、商业力量、专家和公众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关系让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版现实,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来。即使你建立再复杂、再科学的研究框架,基于再先进的理论,也难以在短时间理清其中的脉络和逻辑。
透过我们每个人日常产生出来的垃圾,我们却能找到无数的说辞和合理性解释,但是,为何往往在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决策面前,公众不愿意相信政府,也与支持政府的专家们产生敌对情绪呢?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个人似乎都被认为代表着某种难以明言的利益和自私目的。
其实,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或许这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以理解。西方伟大的哲学先驱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确实,当今天的中国面对城市垃圾这一公共难题的时候,各方都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只是难题在于,人们如何达成共识。
寻找共识之路,这关乎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课题。然而,为了明天的美好和安全,一些关键的相关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了。
风口浪尖上的专家们
至今,徐海云还记得2007年在与北京市六里屯周边社区居民交流时险些被打的惊险一幕。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处理专家,政府当时邀请他和郑明辉、聂永丰等专家到六里屯社区,与情绪激动的居民们交流垃圾焚烧的问题。郑明辉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二英研究室主任,聂永丰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废处理专家。
上述三位专家在网上被称为“焚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一直遭到反建派网民的攻击,郑明辉被形容为“丧失了人格学格的学者”,聂永丰是“卖炉子的”,更有爆料说聂永丰25项专利发明,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而徐海云也被外界指责能从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中获取利益。
2005年底,北京海淀区政府宣布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投资约10亿元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划,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附近居民们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
2007年年初,海淀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和居民们进行对话,就把徐海云、郑明辉和聂永丰等专家请来,与居民们坐下来交流和沟通。徐海云当时感觉到现场没有交流的气氛,居民们情绪很激动。
郑明辉向《商务周刊》回忆,当徐海云讲到他曾经参观过国外100多个垃圾焚烧厂,技术很成熟,很多都离居民区非常近时,居民们立刻急了。
“你这个专家良心给狗吃了。”有居民大喊,还有一位居民冲上台来,要打徐海云,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为了缓解尴尬,聂永丰说:“我给大家放几个PPT吧,都是我看到的日本的照片。”聂的话还没说完,越来越激动的居民们一起高呼起来:“打倒伪专家!”
“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效果能好得了吗?”郑明辉说。后来,海淀区又组织了几次类似的交流活动,徐海云再未受到邀请。但后来,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有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拿着“万民书”跑到这些专家家门口敲门,向这些专家诉说垃圾焚烧和二英的可怕。直到现在,徐海云还会不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反对者们的传真、邮件和电话,向他表达不满和气愤。
也就在2007年,北京市出台了300米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被反烧派指责为焚烧专家们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因为最近的宿舍区离焚烧厂才500米。当年的专家论证会上,各派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300米的标准在那次论证会上并没有被通过,但几个月后还是出现在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上。
最近几年,也不断有媒体公开批评政商合谋正在扭曲中国的垃圾处理政策,这更令群情激愤。
徐海云认为,民众之所以对垃圾焚烧和政策产生如此激烈的抵触情绪,和“反烧派”长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有关,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上把垃圾焚烧说得那么恐怖,民众没有理由不反对,谁不为自己的健康和财产担忧啊?”徐海云说,“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很正常,但现在的很多讨论者以公开捏造的事实作为论据。”
而郑明辉和聂永丰都认为,二英在中国被妖魔化了,恐惧心理才广泛产生。“焚烧派”们指责,赵章元就是助推恐惧心理的“反烧派”之一。
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曾从事多年环境科学研究,并亲自参加过北京大型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工作,参与了多个地方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的评估。
在全国各地垃圾焚烧的反对者眼中,赵是最坚定的“反烧派”代表。几乎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打来电话,向他咨询各种问题,并寻求他的支持。
“但最近才得知,由于某些人的小动作,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已经很久再未通知我参加评估会了。”赵章元说,最近他也不停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着越来越坚定的反对意见。
这位已经退休6年的“反烧派”最近也不断受到“主烧派”的批评,说他根本不是垃圾处理专家,他说的话没有权威性。还有人指责他其实代表着另外一些企业的利益。
“最近几年,我确实去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多是从事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技术装备研制的,我觉得垃圾综合处理技术比垃圾焚烧技术在中国更可行,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就替这些企业说了几句好话,希望政府能重视和扶持这些产业。”赵章元大笑,“这能说明我代表谁的利益呢?”
赵章元最近一次与徐海云见面是在今年2月23—24日,当时广州市政府邀请全国的32位专家,举行一次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专家组组长为徐海云,专家组副组长为聂永丰和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适宇。
32位专家经过两天讨论,定稿签字形成了一份《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意见书》。会上,赵章元是被邀请的唯一一位“反对派”。
徐海云告诉《商务周刊》,之所以参加咨询会的反对派专家少,是“根本就请不出来”。而且,他事先不知道赵章元要来,“要知道他来,我是根本不会参加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算是专家”。
而赵章元称,之所以去参加广州市的咨询会,是因为广州市民强烈要求政府必须邀请自己来参加会议,并没想会请哪些人参会,他同样感到主持专家并不懂环境科学。
2月24日,会议结束时要形成专家咨询意见。意见书显示,除了一位专家认为现有垃圾焚烧技术有风险,参加会议的其余31名专家认为广州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处理模式。广东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并以“31比1,主烧派大赢”等标题见报。
这位失败的专家显然就是赵章元。事后,赵章元向媒体称,会议结束后,达成的“专家意见”被擅自改动。按说一个字都不应改动,比如最后一段的定稿原文是“个别专家认为”垃圾焚烧有风险,会上对此专门讨论过,而不是现在的“一位专家”。“因为确有至少半数专家会下向我表示过赞许之意,他们是故意夸大宣传多数和少数”。
“确实,实际上只有赵章元一个人不同意,我在最后的意见书里写成了‘个别专家’,但是有些人不同意。实际上最后一条就是要表达赵章元的意见。”徐海云解释说。
随后,媒体还报道称,“主烧派”专家中,身为专家组副组长的聂永丰,被指“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而身为专家组组长的徐海云和专家组成员、北大教授刘阳生,曾为聂永丰的学生。
“我是有个学生叫徐海云,但不是中国城建院的徐海云。”聂永丰无奈地说。
在徐海云的办公室里,他也指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说:“昨天这家报纸还说我是聂永丰的学生,他们怎么也不来核实呢?”
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
奥北别墅区的反建者们不愿意听到“邻避主义”(Not In My BackYard)这个词,就像不愿意听到社区外面的人带着某种偏见说他们是“富人”一样。
“邻避主义”一词巧妙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垃圾处理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时的典型心态:人人都产生垃圾,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人人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处理垃圾。在这种心态下,往往会造成“少数人的暴政”,使更弱势群体遭受灾难。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为了自己的环境安全和节省处理成本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
1980年代,美国一个有色人种群体研究组织在经过广泛调查后认为,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高风险的公共设施不成比例地锁定了有色人种聚居区。之后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由此形成了关注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环境正义运动。今天,“邻避主义”现象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采访中,不论是黄小山,还是“佰扶勤”和“谭嗣同”,他们都很坚信自己一直是在反对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而不是通过反建达到移址的目的。他们也注意到,最近,广东省番禺和北京市六里屯地区的居民通过广泛的抵制运动,迫使政府同意把将建在当地的垃圾焚烧厂搬迁到其他地区去,而外界认为,这些迁址后的地区往往属于更弱势群体,当地社区人数少,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法律能力欠缺。
外界也指出,奥北别墅区之所以成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主力军,也在于这些居民具有一般社区不具有的经济能力、法律能力和知识素质。
在中国,面对越来越多社区的邻避主义行动,“邻避主义”正在具有某些贬义的色彩,政府认为邻避主义妨碍了城市的有效管理,弱势地区认为邻避主义让他们受到更深的伤害,同一座城市的非利益相关者们往往对远离他们的邻避抗争漠不关心,甚至抱怨他们没有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这多少显得有些让人费脑筋。最初的时候,“奥北志愿者小组”也确实考虑准备另外一份报告,建议北京市政府与内蒙古自治区合作,把北京的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建设在内蒙古的荒漠上。而针对阿苏卫项目,他们也曾想过另外的一个替代方案,即在北京北部人烟稀少的山里建设垃圾焚烧厂。
但最终他们取得了一致看法,反建阿苏卫并不是要把这个项目赶到其他地区去,不论焚烧厂落户哪里,对于整个北京城乃至中国来说,都可能难以避免灾难。所以他们没有把迁址等想法放在他们最后公开的研究报告里。
“如果我们是邻避主义者,我们就不会坐下来费心思写报告了,我们继续闹事就成了。”“佰扶勤”说。去年9月4日那天,黄小山打出的标语是“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当天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没有打出迁址的标语。
“我们认为焚烧厂危害的不仅仅是阿苏卫周边,危害的是整个北京城。”黄小山说,“迁址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赢,单一方赢不算赢,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多赢的结果。”
随着事态的进展,理性者们开始意识到,在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决策过程中,“多数人的暴政”需要小心,“少数人的暴政”也需要小心。这样社会进步才可能避免“零和游戏”的悲剧。
垃圾背后的政府
在学界混战和民意激愤的同时,作为公共决策主角的政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其实从一开始,公共政策学者们就注意到,公众不但对专业人士和企业缺乏信任,对政府也没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终未找到一条被信任的通道。
“在新加坡,公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可以信赖的,所以类似公共项目很少受到市民的反对。”Sally说,“当然,形成这种良好的信任前提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以及对于公众的尊重。”
显然,公共决策的信息不够透明,是今天中国社会容易引发强烈不满情绪的一大主因。
从1996年就开始研究垃圾焚烧处理的郑明辉在与北京市六里屯社区居民接触后,在某些方面也开始同情这些居民。因为当初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从来没人告诉他们这里未来会规划一个垃圾焚烧厂,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了规划。很多人看到广告说“上风上水上海淀”,才把身家拿出来在那里买房子。但入住后才知道附近有一个飘着臭味的垃圾填埋场,再后来才知道还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
“如果焚烧厂建成后,不但房价有可能降低,生活品质也有可能受影响。”郑明辉说,“举个例子,以前我去你家,你告诉我怎么找时会骄傲地说,那块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左边一拐就到了。以后你再介绍就得说,看到那个垃圾焚烧厂的大烟囱没?烟囱底下左拐500米就是我家。”
Sally和其他保利垄上的业主也告诉记者,当初他们也是看到说小汤山地理位置好,空气新鲜才动心的,开发商和当地政府都没有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不但污染空气,还污染了地下水,更不知道几年后还将拔地而起一个垃圾焚烧厂。
“信息公开和透明是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我要知道了就不会在这里买房子了。”Sally说。
最早知道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地下水被污染的人是赵章元,而在随后的过程中,赵章元也深刻感受到了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不透明。2001年时,赵章元担任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该委员会研究用地球物理方法找矿找水,特别是分析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教授地球物理课程。赵章元了解到中国很多的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问题,为了加深研究和帮助学生实习,他主动找到北京市政管委,希望参观北京市的垃圾填埋场,并能利用地球物理仪器帮助市政管委检测是否存在渗漏点,以便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
市政管委很痛快就答应了,先组织了包括赵章元在内的20多位专家参观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随后,赵章元带着专家和仪器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测,发现东墙外10米深的地方有个污水渗漏点。当时市政管委很高兴,就给赵章元他们拨了两万元经费,让他们继续检测北京市南边和东边的垃圾填埋场。检测后发现,这几大垃圾场也都存在渗漏问题,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根据检测结果,赵章元给市政管委提供了经同行专家评审过的科研报告。
但后来的事情让这位专家难以接受,市政管委本来答应好继续跟踪研究,由于某种原因被长期停了下来。不久,有媒体来采访赵章元,他就把自己的检测结果告诉了媒体,媒体把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可能污染地下水的消息报道出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赵章元称,市政管委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召集了一些新闻媒体,称赵章元是非法检测,北京市的填埋场建设得非常规范,不可能发生渗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发生渗漏,所以也不会污染地下水。“其实,检测前双方是签过协议的。”赵章元说。
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赵章元后来才开始从环保角度关注垃圾处理问题,并亲自调查过阿苏卫周围民众的发病情况。
“公共政策信息如此不透明,让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政府,怎么能不害怕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为复杂的垃圾焚烧厂呢?”多位奥北别墅区的居民都表示,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显然负有责任。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对此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认为,如果政府按照程序、法律办事,严格决策,充分尊重民意,事后监管到位,“公众就会相信政府,垃圾焚烧厂就是建在阿苏卫,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