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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二0一九年四月，适逢《读书》创刊四十周年，我们约请老中青三代作者撰写文章，希望用他们的记忆，来重现《读书》深长的时代侧影。由于版面有限，本期我们摘登两篇，以为纪念。
《读书》杂志创办于一九七九年。而我与它真正有了“交往”，却是多年以后。
一九七九年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也是儿子出生的年份。仅仅这两点，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旁顾。勉强左支右绌毕了业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幸运地得到了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不过，这份运气也附加了相当严苛的条件：教育部只提供第一年的生活费且要求攻读博士学位。依依难舍、忐忑不安却又满怀激动的求知愿望，我在五味杂陈的复杂心境中告别了亲人和家园。
到一九八六年冬，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Rutgers）大学英语系修习已经三年多。熬过了第一学期的不适应乃至沮丧无措，余后几个学期成绩都是一水儿A（straight A），得到系里的嘉许（多数选课成绩为A是读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拿到校方奖学金并攒够了必要的学分。之后，凭借中国学生善于应考的技术积累细心准备，通过了博士资格口试。接下来做些初步思考阅读和研究、提交论文提纲并得到了导师们首肯，我的心情放松下来，一边继续收集、复印资料，一边计划回国写论文。
这时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好在陆续购买的一些书籍已经托朋友海运了，余下的个人物品寥寥无几。我匆匆打点行装赶回北京，夜晚下了飞机便直奔三0一医院。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但是他留了一口气等我来到病床边。两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待我敛起心神，一章一章写英语论文《灰姑娘梦的演变》时，已是一九八七年早春时节。此后一年多时间，外文所没有给我另派任务，让我自主完成论文。我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严格要求自己”的纪律性，每天雷打不动，上下午各用一到两小时坐到桌前手写论文，不论自我感觉写得有多烂、多没意思。其余时间里除了翻阅有关英语资料外，我也放纵着自己随意阅读。
记得是在那年夏天，我断断续续地听了电台播出的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东鳞西爪地，我还翻读了王蒙、刘恒、刘震云、王安忆、张洁、苏童等许多作家的小说和不少诗作。我留意着坊间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字，包括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性格组合论”，也包括一些急切否定本土传统、热烈拥抱西方“蓝色文明”的政论言说。那几年物价上涨较快，民间有或明或暗的担忧在发酵，一些腐败现象更是引起了很多不满情绪和纷纷议论。可以相当清楚地感知，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却也饱受种种阵痛和矛盾冲击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暗流涌动、风雨欲来，同时又是千帆竞发、生气勃勃。对当时物质、文化生活直接或间接的感受，触发了我内心中某种倾诉或分享的愿望。
于是，在埋头英语论文的同时，我开始试着写点小散文。我首先想到的交流平臺便是当时“如日中天”、影响很大的《读书》杂志。因为《读书》是我了解文化界动态和方方面面人文知识的重要渠道，也因为我的师长和同学如朱虹、赵一凡、郭宏安等，都是这本杂志的活跃作者。
《读书》对我的重要教化作用之一，是促使我较快形成了一种相对明晰的读者意识。该杂志刊用的文章文艺、政经、史地等等无所不及，我作为读者常常拣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率性浏览。由此我认识到，迥然不同于对付美国教授的“作业”，今后我有必要努力面向比狭义同行更宽泛的中国读者群，讨论与国人现实关怀有交集的话题。这个意识，决定着书写的态度。此外，《读书》上美文多多，也为我提供了种种文体范本，虽未必能至，但可以心向往之。
具体话题却只能从我近时读书所得的启发和感受中凝析出来。我尝试性地草拟了一篇四五千字的《女人与小说》，匆匆塞入信封寄给了《读书》。此前我虽曾在该杂志发过一星半点儿文字，但对编辑人员来说肯定是未出茅庐的默默无名者。想不到文章竟很快被接受并基本以原貌发表了。这个结果鼓舞了我。我接续写了《玛丽们的命运》《“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声东击西的叙述及其他》等数篇文章。多年后，我因故重读自己的第一篇短文，觉得不少文句生涩拗口，才更深刻地感知到当年《读书》主办人那种高度自觉的宽容和大度。当然，那时国内介绍在欧美已经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研究（或曰思想运动）尚不太多，而我的几篇小文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对英语文学中女性主义批评亦有较多涉及，或许也是得以和读者见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读书》的女编辑们及主编沈昌文。经他们之手，我的上述几篇短文居然被编成一本小书，作为“学术小品”丛书中的一册于一九九一年由浙江文艺社付梓。而他们又邀请我参加了《读书》杂志安排在东城大小饭馆的一些聚会，听到不少值得深思的时论和令人莞尔的趣谈，多少体会了文化沙龙的韵味。我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只是后来家累渐重，参与社会活动较少，是《读书》为我添了几道与现实生活脉动相接的连线。
总之，向《读书》投稿的初衷虽不曾被条分缕析地厘清，却实实在在是由那一年多国内生活引发的。在美国的系统学习不仅给了我这名“老三届”插队知青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使我在阅读相关英语文史哲作品时，较真切地感受到了深嵌于缠绕于文字中的探求、苦思和悲欢一一比如浪漫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在《弗兰肯斯坦》中所表达的对科学发明、对个人追求乃至对人类理性的强烈质疑;又如著名维多利亚时代哲人卡莱尔，从法国大革命的歌颂者蜕变为抗拒任何微小政治变革的“反动派”的思路历程和历史反讽;再比如当下诸多充斥专业术语的时髦文学理论，与欧美发达社会现存秩序既拮抗又共存的复杂关系，等等。此时再面对万花筒般旋动的当代中国文化风景，我便强烈感到，我们对所谓“现代性”、对自身以及“先进的”西方的认识都需要拓展、深化和修订。多多少少，我把与这些相关的一些尚且模糊而纷乱的思绪，写进了那些投寄给《读书》的文稿。
与此同时，我还有另一桩无法放下的心事——那就是长久挥之不去的与父亲黄克诚的“对话”。 在远离祖国的几年里，我一方面观察并体验着美国的现状，品啜着异邦人民在与我们大相径庭的自然、历史条件下酿出的文化之酒，也反复思考着西方有识之士对于资本逻辑和商业主义究竟会把人类带入何种境地的质疑和盘诘;另一方面则在内心中不断追问：父亲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历尽坎坷劫难，仍将个人生死浮沉置之度外，不怨不悔地选择了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九死一生之路。
父亲离世后，一些多年萦绕脑际的想法，与自己和家人对大大小小往事的回忆慢慢交融、沉淀，并点点滴滴淌出笔端，形成若干札记。数月后再经修订，缀成回忆文章《岁寒心——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我猜想这一篇或与《读书》的领域不太相符。但因有上次“盲投”的成功，我便鼓起勇气把这两万余字的长文寄到更为生疏的《当代》杂志。《当代》编辑认为原稿开篇过于平淡。我尝试做了少许修改。文稿最终以“妹子”的笔名在一九八七年底前得以面世。在《岁寒心》的结尾，我写道：
千千万万的先驱者将生命铺作了新中国的基石。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铭记，也不论在历史的特定时刻里人们怎样地歌颂或诋毁，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已永远地刻在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里。
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走过的弯路，他们的个人选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执著地梦想着的世界大同的明天……这一切，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不会忘记。那是我与《当代》唯一一次打交道，也是迄今我唯一完成了的有关父亲的文字。在我一九八七年的三重书写中，有关父亲的冥思乍看来与其余两者即博士论文和英语文学随笔的写作几乎是脱节的，但那却是我人生的底色。此后三十余年，中国又几经浪底波峰，与父亲的对话仍一直在我心里延續着。这是抹不去的底色。我不知道它与我的问学之路究竟是相辅相合，还是会让我无可逃遁地被某种“分裂”折磨。后来，在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的重商氛围中，我也曾多少怀疑手头这份工作的意义，曾感到难以让专业圈外的朋友理解：一些聚焦于家长里短的外国虚构作品或无名女性写者的人生悲欢，为什么像很多政经“大”话题一样值得当今中国人给予关注。
然而我却不曾有过太大的思想波动。最初为《读书》写稿的时候，一九八八年夏末初步完成论文准备返美修订、答辩的时候，又一年之后结束学业回国的时候，我心里都存着一份小小的笃定。无论个人际遇如何，无论历史的发展多么曲折，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选择是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当代中国生活的熔炉。我不知道冶炼会怎样进行。但也许，祖国甚至世界的明天，与熔炉中每一颗小小原矿石及其包含的杂质和稀有元素都是相关的。最终的结果必定有赖于许许多多看似不起眼的坚守。
《读书》杂志创办于一九七九年。而我与它真正有了“交往”，却是多年以后。
一九七九年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也是儿子出生的年份。仅仅这两点，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旁顾。勉强左支右绌毕了业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幸运地得到了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不过，这份运气也附加了相当严苛的条件：教育部只提供第一年的生活费且要求攻读博士学位。依依难舍、忐忑不安却又满怀激动的求知愿望，我在五味杂陈的复杂心境中告别了亲人和家园。
到一九八六年冬，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Rutgers）大学英语系修习已经三年多。熬过了第一学期的不适应乃至沮丧无措，余后几个学期成绩都是一水儿A（straight A），得到系里的嘉许（多数选课成绩为A是读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拿到校方奖学金并攒够了必要的学分。之后，凭借中国学生善于应考的技术积累细心准备，通过了博士资格口试。接下来做些初步思考阅读和研究、提交论文提纲并得到了导师们首肯，我的心情放松下来，一边继续收集、复印资料，一边计划回国写论文。
这时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好在陆续购买的一些书籍已经托朋友海运了，余下的个人物品寥寥无几。我匆匆打点行装赶回北京，夜晚下了飞机便直奔三0一医院。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但是他留了一口气等我来到病床边。两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待我敛起心神，一章一章写英语论文《灰姑娘梦的演变》时，已是一九八七年早春时节。此后一年多时间，外文所没有给我另派任务，让我自主完成论文。我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严格要求自己”的纪律性，每天雷打不动，上下午各用一到两小时坐到桌前手写论文，不论自我感觉写得有多烂、多没意思。其余时间里除了翻阅有关英语资料外，我也放纵着自己随意阅读。
记得是在那年夏天，我断断续续地听了电台播出的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东鳞西爪地，我还翻读了王蒙、刘恒、刘震云、王安忆、张洁、苏童等许多作家的小说和不少诗作。我留意着坊间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字，包括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性格组合论”，也包括一些急切否定本土传统、热烈拥抱西方“蓝色文明”的政论言说。那几年物价上涨较快，民间有或明或暗的担忧在发酵，一些腐败现象更是引起了很多不满情绪和纷纷议论。可以相当清楚地感知，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却也饱受种种阵痛和矛盾冲击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暗流涌动、风雨欲来，同时又是千帆竞发、生气勃勃。对当时物质、文化生活直接或间接的感受，触发了我内心中某种倾诉或分享的愿望。
于是，在埋头英语论文的同时，我开始试着写点小散文。我首先想到的交流平臺便是当时“如日中天”、影响很大的《读书》杂志。因为《读书》是我了解文化界动态和方方面面人文知识的重要渠道，也因为我的师长和同学如朱虹、赵一凡、郭宏安等，都是这本杂志的活跃作者。
《读书》对我的重要教化作用之一，是促使我较快形成了一种相对明晰的读者意识。该杂志刊用的文章文艺、政经、史地等等无所不及，我作为读者常常拣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率性浏览。由此我认识到，迥然不同于对付美国教授的“作业”，今后我有必要努力面向比狭义同行更宽泛的中国读者群，讨论与国人现实关怀有交集的话题。这个意识，决定着书写的态度。此外，《读书》上美文多多，也为我提供了种种文体范本，虽未必能至，但可以心向往之。
具体话题却只能从我近时读书所得的启发和感受中凝析出来。我尝试性地草拟了一篇四五千字的《女人与小说》，匆匆塞入信封寄给了《读书》。此前我虽曾在该杂志发过一星半点儿文字，但对编辑人员来说肯定是未出茅庐的默默无名者。想不到文章竟很快被接受并基本以原貌发表了。这个结果鼓舞了我。我接续写了《玛丽们的命运》《“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声东击西的叙述及其他》等数篇文章。多年后，我因故重读自己的第一篇短文，觉得不少文句生涩拗口，才更深刻地感知到当年《读书》主办人那种高度自觉的宽容和大度。当然，那时国内介绍在欧美已经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研究（或曰思想运动）尚不太多，而我的几篇小文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对英语文学中女性主义批评亦有较多涉及，或许也是得以和读者见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读书》的女编辑们及主编沈昌文。经他们之手，我的上述几篇短文居然被编成一本小书，作为“学术小品”丛书中的一册于一九九一年由浙江文艺社付梓。而他们又邀请我参加了《读书》杂志安排在东城大小饭馆的一些聚会，听到不少值得深思的时论和令人莞尔的趣谈，多少体会了文化沙龙的韵味。我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只是后来家累渐重，参与社会活动较少，是《读书》为我添了几道与现实生活脉动相接的连线。
总之，向《读书》投稿的初衷虽不曾被条分缕析地厘清，却实实在在是由那一年多国内生活引发的。在美国的系统学习不仅给了我这名“老三届”插队知青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使我在阅读相关英语文史哲作品时，较真切地感受到了深嵌于缠绕于文字中的探求、苦思和悲欢一一比如浪漫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在《弗兰肯斯坦》中所表达的对科学发明、对个人追求乃至对人类理性的强烈质疑;又如著名维多利亚时代哲人卡莱尔，从法国大革命的歌颂者蜕变为抗拒任何微小政治变革的“反动派”的思路历程和历史反讽;再比如当下诸多充斥专业术语的时髦文学理论，与欧美发达社会现存秩序既拮抗又共存的复杂关系，等等。此时再面对万花筒般旋动的当代中国文化风景，我便强烈感到，我们对所谓“现代性”、对自身以及“先进的”西方的认识都需要拓展、深化和修订。多多少少，我把与这些相关的一些尚且模糊而纷乱的思绪，写进了那些投寄给《读书》的文稿。
与此同时，我还有另一桩无法放下的心事——那就是长久挥之不去的与父亲黄克诚的“对话”。 在远离祖国的几年里，我一方面观察并体验着美国的现状，品啜着异邦人民在与我们大相径庭的自然、历史条件下酿出的文化之酒，也反复思考着西方有识之士对于资本逻辑和商业主义究竟会把人类带入何种境地的质疑和盘诘;另一方面则在内心中不断追问：父亲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历尽坎坷劫难，仍将个人生死浮沉置之度外，不怨不悔地选择了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九死一生之路。
父亲离世后，一些多年萦绕脑际的想法，与自己和家人对大大小小往事的回忆慢慢交融、沉淀，并点点滴滴淌出笔端，形成若干札记。数月后再经修订，缀成回忆文章《岁寒心——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我猜想这一篇或与《读书》的领域不太相符。但因有上次“盲投”的成功，我便鼓起勇气把这两万余字的长文寄到更为生疏的《当代》杂志。《当代》编辑认为原稿开篇过于平淡。我尝试做了少许修改。文稿最终以“妹子”的笔名在一九八七年底前得以面世。在《岁寒心》的结尾，我写道：
千千万万的先驱者将生命铺作了新中国的基石。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铭记，也不论在历史的特定时刻里人们怎样地歌颂或诋毁，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已永远地刻在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里。
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走过的弯路，他们的个人选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执著地梦想着的世界大同的明天……这一切，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不会忘记。那是我与《当代》唯一一次打交道，也是迄今我唯一完成了的有关父亲的文字。在我一九八七年的三重书写中，有关父亲的冥思乍看来与其余两者即博士论文和英语文学随笔的写作几乎是脱节的，但那却是我人生的底色。此后三十余年，中国又几经浪底波峰，与父亲的对话仍一直在我心里延續着。这是抹不去的底色。我不知道它与我的问学之路究竟是相辅相合，还是会让我无可逃遁地被某种“分裂”折磨。后来，在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的重商氛围中，我也曾多少怀疑手头这份工作的意义，曾感到难以让专业圈外的朋友理解：一些聚焦于家长里短的外国虚构作品或无名女性写者的人生悲欢，为什么像很多政经“大”话题一样值得当今中国人给予关注。
然而我却不曾有过太大的思想波动。最初为《读书》写稿的时候，一九八八年夏末初步完成论文准备返美修订、答辩的时候，又一年之后结束学业回国的时候，我心里都存着一份小小的笃定。无论个人际遇如何，无论历史的发展多么曲折，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选择是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当代中国生活的熔炉。我不知道冶炼会怎样进行。但也许，祖国甚至世界的明天，与熔炉中每一颗小小原矿石及其包含的杂质和稀有元素都是相关的。最终的结果必定有赖于许许多多看似不起眼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