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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宋代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代表作为《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等，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
问：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为什么它在历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鹏：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在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这非常准确。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对内容选择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像屈原、李白、杜甫这样文化史上著名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他認为对政治没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写。
还要注意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虽然很早就有，但作为很强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这部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书很多，像《史记》《汉书》都是，但皇帝日理万机，很难自己去总结治国经验。所以司马光就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历史上所有围绕政治成败的事情攒成一根绳子，用编年体写出来，以后皇帝要借鉴历史，只读一部书就行。
问：对同一事件、人物的记载，《资治通鉴》和过去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大有不同，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鹏：越是经典著作，作者往往越是思想复杂、立场独特，讲出来的故事就不一样。例如，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里把商山四皓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给了一个评价：“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现实的政治运作会这样传奇吗？废立太子这么大的政治斗争，岂是四个隐居的老人在刘邦面前出现一下就能改变的？刘邦是个流氓啊！
司马光批判它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吕雉何许人也？整个大汉帝国的原始股东啊。她的两个兄弟是和刘邦一起打进咸阳封了侯的，樊哙的老婆吕媭也是吕雉的妹妹。而戚夫人虽得刘邦宠爱，但原来是乐妓，出身卑微。她希望刘盈被废黜就是想让儿子赵王如意上位。一方面吕氏家族的势力如此庞大，同时刘邦在不断地试探以后发现朝廷大臣也都不愿意倒向赵王如意。那么将来一旦他死了，赵王如意一个人杵在皇位上，即便叔孙通、张良这些大臣都中立，光吕家的力量就不是戚夫人母子俩能扛得住的——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
所以，两个“司马”，就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至于《汉书》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班固的整个家族对于西汉王朝充满感情，所以《汉书》对西汉尽管有批判，但非常温和。比如在《汉书·武帝本纪》里的“班固赞曰”中，他拼命在讲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文化、制礼作乐，但是汉武帝做的最重要的事——攻打匈奴、对外扩张——他只字未提。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他对汉武帝这种行为不认可。
问：司马光在政治斗争中落败以后写《资治通鉴》，他寄托的政治愿景是什么？
姜鹏：《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复制？因为司马光的经历不可复制，他既是大学者，又是大政治家。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往往在参政，没时间写书。妙就妙在司马光该参政的时候没有参政，政治斗争失败以后到洛阳，安心地写《资治通鉴》。
关于司马光的立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变法。晋元帝司马睿南渡的时候，很多人要重新立法、搞一套新制度，但你看司马光对王导的重点描述，就是说要安静，不要随便改制。
二是对外问题。突厥领袖默啜一直是边疆大患，后来被卫兵所杀。唐朝军官郝灵荃路过，从卫兵那里拿到了默啜的首级。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整天想着这是不世之功、朝廷必有重赏。结果宰相宋璟把这事压了一年，才授了他一个郎将，好比从一个副科级干部升成一个科级干部，郝灵荃最后痛哭而死。司马光就说，宋璟真是一个好宰相。为什么要压制郝灵荃？怕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所以宋璟是有远见卓识的。
但后来胡三省反驳说司马光不对，因为郝灵荃那是臆想，事实上杀默啜的功劳不在他，所以宋璟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其实胡三省的考虑是更加贴近事实的，只是他没有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不是为了讲这个事情本身，而是要告诉大家王安石不是一个好宰相，宋璟这样才是好宰相。王安石变法的两个目的，富国强兵，富国的目的最终还是强兵，要开边，争夺燕云十六州，宋神宗从一开始就是要打仗的。而司马光最反对轻易发动战争。所以总的来说，司马光一是反对国家聚敛，二是反对轻易开动战争机器。
问：司马光算“学者型官僚”吧，您怎么看待学者从政的时代？
姜鹏：宋朝，尤其11世纪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时代，是最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合一的时代。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大学者，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全都是。
我认为学者从政的那个年代，至少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好的时代。所有的运作都在理性之上，没有暴力杀戮，政治斗争都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多方磨合，每个人都要妥协。除了宋真宗晚年因为对澶渊之盟有心理阴影，搞各种迷信活动以外，11世纪的政治都非常好。
问：您曾说如果写宋朝政治斗争的话估计没有明朝的好看，就是因为故事性不强，相对有节制，有理性，不好玩，不讨好。
姜鹏：首先要纠正一下，宋朝政治斗争很好玩，只是宋朝人比较含蓄，留下的材料也含蓄，不像东林党的斗争，张牙舞爪、泼妇骂街似的厮打在一起，像武打小说一样。要把宋朝的政治斗争写得有趣，会比较费劲。有一次宋仁宗对两个官员不满，就问另外一个人，说他们俩结党营私、相互吹捧，是不是另外两个人比较好。被问的人装作毫不在意地讲：另外两个人其实以前也有这个关系。宋仁宗就把四个人都赶走了。四两拨千斤就把事情搞定了，是暗流涌动的风格。
问：关于宋朝的误解有哪些需要纠正呢？
姜鹏：宋朝是一个急需翻案的王朝。以前说它“积贫积弱”，现在我们知道“积贫”简直是瞎扯，中国历史上简直没有比它更富有的朝代。“积弱”的问题是，对皇帝而言，外敌是敌，内敌也是敌。所以强干弱枝、削弱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宋代以后整个国家基本没有因为军阀的原因导致政治动荡，这非常成功。而且宋朝其实“重文不轻武”，好几个皇后都是将门之后。
对澶渊之盟的评价也需要新的认识。中学教科书说那是宋朝无能腐败，前线将士英勇打了胜仗，还要给人家钱。要知道，每年只花30万两银和绢买了120年的和平，这是以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奢侈的东西。宋真宗时代一年的收入就上亿，而且边境开了榷场互市贸易以后，最保守的估计，30万岁币至少有60%是回流的;而乐观的估计则是，宋朝通过榷场挣到的钱是30万的2.5倍。因为停止战争，宋真宗允许河北的农民两年不交税，就这样，因为河北停止战争而增加的税收都有300多万，那就已经够支付10年了。
另外契丹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它的经济结构这么简单，不靠抢夺维持经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性地去认识这个时代：给这点钱换得边境安宁，120年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作打仗，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更何况宋朝是在有力量打仗的情况下做了让步。
最后宋真宗有个谈判底线，不能谈领土问题，所以他不是弱者懦夫。我们后来为了夸大寇准的形象，尤其在戏曲当中需要矛盾冲突，把寇准塑造成英雄人物，宋真宗就很不幸地被打扮成懦夫。
寇准可以毫无顾忌地让宋真宗到澶渊，一定要上北城。他寇准牺牲了，是个大忠臣，可以名扬千古;如果宋真宗死在那里，国家就完蛋了。所以皇帝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在其位者难以想象。
（摘自《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