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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北硕士和博士应聘浙江余杭街道办岗位的新闻引起热议。清北名校的人才和街道办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反差，让人们不得不追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这种反差的观感是不是合理，暂且不论。有一个评论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大意是说，名校硕博生竞争街道办的岗位，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至少部分说明，曾经活力无限、庞大无比的“市场”，是否在不断塌缩之中，内卷化不可避免。
请注意“内卷化”这个词。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这个观点有个隐含的意思，是说这些名校硕博生在街道办一定是做价值含量不高、与本来对清北的期待不匹配，从而严重浪费人才资源的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里不展开。）
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常说的“内卷化效应”，即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比如，在分析形式主义对基层工作的危害时，人们就注意到，在铺天盖地的形式化考核验收、督查检查的压力下，许多基层干部被迫陷入重“痕”不重“绩”的材料主义、痕迹主义，工作上就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進而处于自我懈怠、消极应付的状态，“年终盘点却乏善可陈、两手空空”。
从学术源头上看，这实际上是“内卷化”概念的泛化应用。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马卫红的话说，只要社会发展或者组织变迁中存在结构僵化或内部日趋复杂化但治理无效的现象，都用内卷化来解释，“它成为解读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
对“内卷化”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经济学家黄宗智。2020年恰好是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研究中系统论述内卷化概念第35年，其基本观点是指小农经济在高密度人口压力之下（这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同）的生存需求推动的劳动报酬递减的“内卷化”（involution）。后来，黄宗智进一步把“内卷化”解释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黄宗智也说，“内卷化”一词如今已经相当广泛地用于农业经济领域之外，被用来表达“几乎是没有任何质变而仅是越来越紧密的劳动投入（以及边际回报递减）的现象”，甚至包括了应试教育体系中学习的“内卷化”。
更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是否萎缩的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逆全球化变局之下，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都大幅萎缩，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那么，“内循环”会不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内卷化”？这里的“内卷化”更接近其原始含义，即在生存需求压力（直接体现为社会的就业）之下，仍然不断在旧有产业结构、过时供给方式与落后技术水平的层面上继续投入资源，从而被锁定在低水平重复的困境之中。
显然，这与决策层期待的经济的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当然不存在“内卷化”，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在上升的。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重新设计和“去中国化”是个长期的过程，不管其决策者是否有过相关考虑，但“内卷化”导致的创新的停步一定会正中其下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最近撰文认为，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开始内卷化。但必须避免一个重要的错误倾向：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和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去中国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现在情况下，国内经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由此就贸然判定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这种被动形成的发展格局，可能就存在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的经济“内卷化”，就不是我们期待的新发展格局。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党中央对下一步改革开放也有系列的重要部署，包括扩大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巨大消费潜力等。简而言之，要避免出现经济的“内卷化”，还是得靠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黄宗智对小农经济去内卷化过程的研究说明，走出内卷化离不开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闸口的打开。正是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内开放也是开放）才真正让去内卷化变得可能。这个过程，对今天我们的抉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种反差的观感是不是合理，暂且不论。有一个评论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大意是说，名校硕博生竞争街道办的岗位，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至少部分说明，曾经活力无限、庞大无比的“市场”，是否在不断塌缩之中，内卷化不可避免。
请注意“内卷化”这个词。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这个观点有个隐含的意思，是说这些名校硕博生在街道办一定是做价值含量不高、与本来对清北的期待不匹配，从而严重浪费人才资源的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里不展开。）
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常说的“内卷化效应”，即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比如，在分析形式主义对基层工作的危害时，人们就注意到，在铺天盖地的形式化考核验收、督查检查的压力下，许多基层干部被迫陷入重“痕”不重“绩”的材料主义、痕迹主义，工作上就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進而处于自我懈怠、消极应付的状态，“年终盘点却乏善可陈、两手空空”。
从学术源头上看，这实际上是“内卷化”概念的泛化应用。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马卫红的话说，只要社会发展或者组织变迁中存在结构僵化或内部日趋复杂化但治理无效的现象，都用内卷化来解释，“它成为解读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
对“内卷化”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经济学家黄宗智。2020年恰好是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研究中系统论述内卷化概念第35年，其基本观点是指小农经济在高密度人口压力之下（这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同）的生存需求推动的劳动报酬递减的“内卷化”（involution）。后来，黄宗智进一步把“内卷化”解释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黄宗智也说，“内卷化”一词如今已经相当广泛地用于农业经济领域之外，被用来表达“几乎是没有任何质变而仅是越来越紧密的劳动投入（以及边际回报递减）的现象”，甚至包括了应试教育体系中学习的“内卷化”。
更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是否萎缩的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逆全球化变局之下，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都大幅萎缩，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那么，“内循环”会不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内卷化”？这里的“内卷化”更接近其原始含义，即在生存需求压力（直接体现为社会的就业）之下，仍然不断在旧有产业结构、过时供给方式与落后技术水平的层面上继续投入资源，从而被锁定在低水平重复的困境之中。
显然，这与决策层期待的经济的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当然不存在“内卷化”，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在上升的。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重新设计和“去中国化”是个长期的过程，不管其决策者是否有过相关考虑，但“内卷化”导致的创新的停步一定会正中其下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最近撰文认为，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开始内卷化。但必须避免一个重要的错误倾向：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和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去中国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现在情况下，国内经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由此就贸然判定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这种被动形成的发展格局，可能就存在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的经济“内卷化”，就不是我们期待的新发展格局。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党中央对下一步改革开放也有系列的重要部署，包括扩大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巨大消费潜力等。简而言之，要避免出现经济的“内卷化”，还是得靠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黄宗智对小农经济去内卷化过程的研究说明，走出内卷化离不开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闸口的打开。正是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内开放也是开放）才真正让去内卷化变得可能。这个过程，对今天我们的抉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