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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病人》通过环境描写、人物刻画突显出物质环境所遭受的“身体”创伤，卡拉瓦焦和“英国病人”奥尔马西的肉体创伤、哈纳的精神创伤以及基普的文化创伤。从而令人深思：究竟谁是真正的“病人”？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执意留下来照顾“英国病人”的哈纳、失去了大拇指的卡拉瓦焦和深受文化创伤之害的基普才是真正的病人。
关键词：创伤；战争；帝国主义
《英国病人》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的历史小说。围绕着英国病人的身份问题，小说讲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物所经历的创伤。字里行间，翁达杰对环境人格化的描绘、人物伤疤的表征，洞察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人类造成的不可治愈的创伤。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英国病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殖民式解读、民族身份研究、象征解读、叙事研究以及创伤研究。关于创伤研究，徐岚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奥尔马西和基普的创伤[1]；江秀莲创见性地挖掘了辛格的创伤与其身份的迷失之间的内在联系[2]。本文将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创伤，探讨谁是真正的“病人”，从而得出结论，“英国病人”身边的哈纳、卡拉瓦焦、基普本质上与奥尔马西一样都是伤痕累累的病人，只是形式、程度上各有所异而已。
一、无法抹去的身体创伤
伤疤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奥尔马西烧焦的躯体、卡拉瓦焦的残废的双手，均属此类创伤。这些创伤的呈现说明了战争的毁灭性，似乎伤疤再也无法脱离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创伤叙事话语中，身体作为被压抑的创伤，是时间断裂的恰当体现，是过去在当下的表征，承担了填补历史空白和叙述断裂的功能。过去遭受的与创伤有关的痛苦一次次地表现在身体上，甚至已深入创伤者的血液中”[3]。
“英国病人”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位躺在床上、遍体烧伤的病人形象，终日离不开吗啡来减轻痛楚，并且他的身份也因严重烧伤、无法辨别而无从知晓。加拿大籍护士哈纳每四天给他搽洗身体和伤残的双脚。“胫骨上面的烧伤是最严重的，骨头都从深紫色的伤疤中露出来了”[4] 1，如此描绘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读者也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再者，卡拉瓦焦初次出现时，作者对他的描绘跟“英国病人”奥尔马西的有着同样的效果，牵引着读者去发现他们的遭遇，去见证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在战争中，英国政府利用了卡拉瓦焦的偷窃技能，雇他为英国间谍去窃取敌方的情报。不料在一次任务中，卡拉瓦焦暴露了自己，因而被敌军抓起来严刑逼供，宁死不屈的他被砍去了双手的大拇指。灵活的手指对于小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一酷刑让卡拉瓦焦瞬间变成了残废的人，以至于他经常看着别人的大拇指发呆，心中满是妒意。卡拉瓦焦认为“战争使他个性丕变，他的四肢因为注射吗啡的关系而变得麻木；他无法回到其它的世界”[5] 99。事实上，卡拉瓦焦的创伤体现了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论证《永别了，武器》的创伤主题时，学者王江指出，“生理外伤对于人的心境、心理精神状态，甚至世界观都有着重大影响”[6]，这足以解释为何在失去了大拇指后，卡拉瓦焦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好，因此失去了对人类的信赖。
另一方面，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战场的环境，并且经常将其人格化。被炸出一个“大大的伤口”[5]（P.8）的墙壁、“满目疮痍的葡萄园”[5]57、伤痕累累的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的花园、缺胳膊断腿的雕像等诸如此类，都在翁达杰的笔下拟人化了，他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翁达杰将战场上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到处是死牛和被枪毙的马匹，尸体被吃掉了大半，人的尸体悬挂在桥上……死尸的气味最让人受不了，要下一场大雪才能把这个国家清理干净”[5] 24，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揭露了战争的罪恶。不论是卡拉瓦焦的手残、严重烧伤的奥尔马西，还是残墙缺壁，这些“受害者”皆印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残害。从“他们”的“身体创伤”中可以看出，西方帝国主义酿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家园涂炭生灵，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令普通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划上一记难以抹去的伤疤。
二、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不仅仅是身体创伤，更深刻、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创伤。诚然，战争并没有给哈纳带来像卡拉瓦焦、“英国病人”那样的显性创伤，却隐秘地造成了她精神上严重的创伤。
两年前的哈纳年方十八，本应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却由于战争被迫去面对和承担无力承受的压力，成为了穿梭于战场上的护士，不分昼夜地照顾络绎不绝的病人。战争使哈纳同其他同事一样，身心俱碎、精神崩溃，“她们会在走廊那头捡起一只被炸断的手臂，擦洗止不住的血。伤口似乎是一口流不干的水井，她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信任”[5] 35。战争、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死亡和伤员使哈纳日渐麻木、冷漠。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中，作者赵冬梅阐述心理创伤的外部表现时，提到了心理创伤的情绪层面的反应：焦虑与恐惧、缺乏安全感、无助感、感受到孤立、冷漠或疏远、心情低落、麻木、不休息的[7]等等，这些足以证明战争给哈纳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
另一方面，哈纳的父亲以及男友均牺牲于战场。再加上，由于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混乱、危险的战场，她选择拿掉了自己的孩子。这一系列的伤痛使哈纳痛不欲生，也造就了麻木、冷漠的她。因此，她选择回避这些创伤，这主要表现在她剪掉自己的头发。她不愿意将自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她认为，当她的头发碰到了伤员们的血的时候，她就与死亡连在一起了。之所以选择不去面对死亡，正是因为她无法正视所战争带来的伤害。由于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沉重的伤害，她选择逃避现实，逃离这个不堪的世界。于是全身心地照料着“英国病人”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因为只有让自己忙于琐碎之事才能走出战争的阴影，得以逃离混乱的世界。因此圣吉洛拉莫别墅实际上是她可以逃离外界现实的一个庇护所，在这儿，她心灵上的痛得以缓解。 三、不可磨灭的文化创伤
提及文化创伤，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杰弗瑞·亚历山大将其定义为，“当个人和群体认为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里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8]针对创伤研究，陶家俊教授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一文中提出，“文化创伤研究涉及创伤情感、创伤心理、文化想象、文化认同、文化生存、文化死亡、再现、媒介、意识形态、美学、公共空间政治等理论命题。”[9]因此，对于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基普而言，其身份的迷失与重拾可归因于其文化创伤的表征与治愈。
正如江秀莲论述的那样，“身份是后殖民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身份的迷失与人的精神创伤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2] 1 对于印度工兵基普的身份问题，“英国病人”作了恰当的总结，“基普和我都是浪迹天涯的人——生在一个地方，却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一辈子挣扎着想回去，又挣扎着离开”[5] 154。基普出生于殖民地国家印度，受过白人教育，以至于他处于一个尴尬的文化身份中。基普的原名是基帕尔·辛格，被一名英国军官笑称为基普儿（与腌鲑鱼谐音），“年轻的基普从此被人当成是一条英国的咸鱼”[5] 73，很快，他的真名就被人所遗忘，甚至他自己也喜欢这种叫法。基普响应了宗主国英国的号召，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意大利战场，英勇地为英军作战，排除德国人埋下的地雷与炸弹，一心想要融入白人的世界；同时，他又无法抛弃自己的殖民地民族身份，保留着印度的风俗习惯，留着长发、包着头巾、用手吃饭、饭前洗手，按照锡克教的风俗为哈纳庆生。然而，基普的文化身份既不被英国所接受，也不为印度所认可。因此，基普是一个“分裂”的人。正是因此，基普的极度自卑、敏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后来他与哈纳发展成了恋人关系，但是他始终无法对她真正地敞开心扉。由此看来，文化创伤造成了基普的自卑和安全感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战争给基普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害。
美国轰炸日本广岛这一事件给了基普重重的一击。这时的他才开始痛彻心扉地意识到西方人的智慧所带来的是不停的战争、无尽的恐惧。他无从理解自己远离祖国，为宗主国奋力拆弹的意义何在。最终，他“扔掉了所有的军械，丢了所有的拆弹设备，拆掉了军装上所有的徽章”[5]249，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回到了祖国，基普成为了医生，与妻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幸福生活着的基普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一结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其文化身份的重拾以及文化创伤的愈合。
四、结语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围绕着“英国病人”而存在的卡拉瓦焦、哈纳和基普才是真正的病人。被称为“英国病人”的奥尔马西的创伤是身体上的、显性的；卡拉瓦焦的创伤是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哈纳的创伤是心灵上的、隐性的；而基普的创伤则是更为隐秘的文化创伤。总而言之，在《英国病人》中迈克尔·翁达杰以凄美的笔调刻画了战争中满目疮痍的人类家园，展现了人物的身体创伤，凸显了主人公们的心灵创伤以及边缘人的文化创伤；进而，痛斥了战争的毁灭性，直指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同时，作者的叙事手法和生动的描绘增强了读者的感受力，使人们更好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质疑战争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徐岚.难以治愈的创伤---创伤理论视角下的《英国病人》[J].商，2015（4）：110～111.
[2]江秀莲.自我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从后殖民角度看《英国病人》里基帕尔·辛格的创伤[J].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2010：1～11.
[3]李曼曼，汪承平.20世纪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特征[J].河北学刊，2012（6）：254～256.
[4]Michael Ondaatje. The English Patient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93：1.
[5]迈克尔·翁达杰. 英国病人[M].章欣、庆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35～249.
[6]王江，邹理.致命之伤：《永别了，武器》中的创伤主题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2012（1）：186～188.
[7]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4～97.
[8]Jeffrey Alexand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转引自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11（5）：598.
[9]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作者简介：廖春周（1990–），女，汉族，江西新余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关键词：创伤；战争；帝国主义
《英国病人》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的历史小说。围绕着英国病人的身份问题，小说讲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物所经历的创伤。字里行间，翁达杰对环境人格化的描绘、人物伤疤的表征，洞察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人类造成的不可治愈的创伤。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英国病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殖民式解读、民族身份研究、象征解读、叙事研究以及创伤研究。关于创伤研究，徐岚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奥尔马西和基普的创伤[1]；江秀莲创见性地挖掘了辛格的创伤与其身份的迷失之间的内在联系[2]。本文将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创伤，探讨谁是真正的“病人”，从而得出结论，“英国病人”身边的哈纳、卡拉瓦焦、基普本质上与奥尔马西一样都是伤痕累累的病人，只是形式、程度上各有所异而已。
一、无法抹去的身体创伤
伤疤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奥尔马西烧焦的躯体、卡拉瓦焦的残废的双手，均属此类创伤。这些创伤的呈现说明了战争的毁灭性，似乎伤疤再也无法脱离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创伤叙事话语中，身体作为被压抑的创伤，是时间断裂的恰当体现，是过去在当下的表征，承担了填补历史空白和叙述断裂的功能。过去遭受的与创伤有关的痛苦一次次地表现在身体上，甚至已深入创伤者的血液中”[3]。
“英国病人”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位躺在床上、遍体烧伤的病人形象，终日离不开吗啡来减轻痛楚，并且他的身份也因严重烧伤、无法辨别而无从知晓。加拿大籍护士哈纳每四天给他搽洗身体和伤残的双脚。“胫骨上面的烧伤是最严重的，骨头都从深紫色的伤疤中露出来了”[4] 1，如此描绘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读者也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再者，卡拉瓦焦初次出现时，作者对他的描绘跟“英国病人”奥尔马西的有着同样的效果，牵引着读者去发现他们的遭遇，去见证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在战争中，英国政府利用了卡拉瓦焦的偷窃技能，雇他为英国间谍去窃取敌方的情报。不料在一次任务中，卡拉瓦焦暴露了自己，因而被敌军抓起来严刑逼供，宁死不屈的他被砍去了双手的大拇指。灵活的手指对于小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一酷刑让卡拉瓦焦瞬间变成了残废的人，以至于他经常看着别人的大拇指发呆，心中满是妒意。卡拉瓦焦认为“战争使他个性丕变，他的四肢因为注射吗啡的关系而变得麻木；他无法回到其它的世界”[5] 99。事实上，卡拉瓦焦的创伤体现了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论证《永别了，武器》的创伤主题时，学者王江指出，“生理外伤对于人的心境、心理精神状态，甚至世界观都有着重大影响”[6]，这足以解释为何在失去了大拇指后，卡拉瓦焦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好，因此失去了对人类的信赖。
另一方面，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战场的环境，并且经常将其人格化。被炸出一个“大大的伤口”[5]（P.8）的墙壁、“满目疮痍的葡萄园”[5]57、伤痕累累的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的花园、缺胳膊断腿的雕像等诸如此类，都在翁达杰的笔下拟人化了，他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翁达杰将战场上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到处是死牛和被枪毙的马匹，尸体被吃掉了大半，人的尸体悬挂在桥上……死尸的气味最让人受不了，要下一场大雪才能把这个国家清理干净”[5] 24，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揭露了战争的罪恶。不论是卡拉瓦焦的手残、严重烧伤的奥尔马西，还是残墙缺壁，这些“受害者”皆印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残害。从“他们”的“身体创伤”中可以看出，西方帝国主义酿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家园涂炭生灵，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令普通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划上一记难以抹去的伤疤。
二、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不仅仅是身体创伤，更深刻、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创伤。诚然，战争并没有给哈纳带来像卡拉瓦焦、“英国病人”那样的显性创伤，却隐秘地造成了她精神上严重的创伤。
两年前的哈纳年方十八，本应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却由于战争被迫去面对和承担无力承受的压力，成为了穿梭于战场上的护士，不分昼夜地照顾络绎不绝的病人。战争使哈纳同其他同事一样，身心俱碎、精神崩溃，“她们会在走廊那头捡起一只被炸断的手臂，擦洗止不住的血。伤口似乎是一口流不干的水井，她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信任”[5] 35。战争、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死亡和伤员使哈纳日渐麻木、冷漠。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中，作者赵冬梅阐述心理创伤的外部表现时，提到了心理创伤的情绪层面的反应：焦虑与恐惧、缺乏安全感、无助感、感受到孤立、冷漠或疏远、心情低落、麻木、不休息的[7]等等，这些足以证明战争给哈纳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
另一方面，哈纳的父亲以及男友均牺牲于战场。再加上，由于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混乱、危险的战场，她选择拿掉了自己的孩子。这一系列的伤痛使哈纳痛不欲生，也造就了麻木、冷漠的她。因此，她选择回避这些创伤，这主要表现在她剪掉自己的头发。她不愿意将自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她认为，当她的头发碰到了伤员们的血的时候，她就与死亡连在一起了。之所以选择不去面对死亡，正是因为她无法正视所战争带来的伤害。由于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沉重的伤害，她选择逃避现实，逃离这个不堪的世界。于是全身心地照料着“英国病人”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因为只有让自己忙于琐碎之事才能走出战争的阴影，得以逃离混乱的世界。因此圣吉洛拉莫别墅实际上是她可以逃离外界现实的一个庇护所，在这儿，她心灵上的痛得以缓解。 三、不可磨灭的文化创伤
提及文化创伤，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杰弗瑞·亚历山大将其定义为，“当个人和群体认为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里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8]针对创伤研究，陶家俊教授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一文中提出，“文化创伤研究涉及创伤情感、创伤心理、文化想象、文化认同、文化生存、文化死亡、再现、媒介、意识形态、美学、公共空间政治等理论命题。”[9]因此，对于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基普而言，其身份的迷失与重拾可归因于其文化创伤的表征与治愈。
正如江秀莲论述的那样，“身份是后殖民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身份的迷失与人的精神创伤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2] 1 对于印度工兵基普的身份问题，“英国病人”作了恰当的总结，“基普和我都是浪迹天涯的人——生在一个地方，却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一辈子挣扎着想回去，又挣扎着离开”[5] 154。基普出生于殖民地国家印度，受过白人教育，以至于他处于一个尴尬的文化身份中。基普的原名是基帕尔·辛格，被一名英国军官笑称为基普儿（与腌鲑鱼谐音），“年轻的基普从此被人当成是一条英国的咸鱼”[5] 73，很快，他的真名就被人所遗忘，甚至他自己也喜欢这种叫法。基普响应了宗主国英国的号召，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意大利战场，英勇地为英军作战，排除德国人埋下的地雷与炸弹，一心想要融入白人的世界；同时，他又无法抛弃自己的殖民地民族身份，保留着印度的风俗习惯，留着长发、包着头巾、用手吃饭、饭前洗手，按照锡克教的风俗为哈纳庆生。然而，基普的文化身份既不被英国所接受，也不为印度所认可。因此，基普是一个“分裂”的人。正是因此，基普的极度自卑、敏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后来他与哈纳发展成了恋人关系，但是他始终无法对她真正地敞开心扉。由此看来，文化创伤造成了基普的自卑和安全感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战争给基普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害。
美国轰炸日本广岛这一事件给了基普重重的一击。这时的他才开始痛彻心扉地意识到西方人的智慧所带来的是不停的战争、无尽的恐惧。他无从理解自己远离祖国，为宗主国奋力拆弹的意义何在。最终，他“扔掉了所有的军械，丢了所有的拆弹设备，拆掉了军装上所有的徽章”[5]249，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回到了祖国，基普成为了医生，与妻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幸福生活着的基普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一结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其文化身份的重拾以及文化创伤的愈合。
四、结语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围绕着“英国病人”而存在的卡拉瓦焦、哈纳和基普才是真正的病人。被称为“英国病人”的奥尔马西的创伤是身体上的、显性的；卡拉瓦焦的创伤是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哈纳的创伤是心灵上的、隐性的；而基普的创伤则是更为隐秘的文化创伤。总而言之，在《英国病人》中迈克尔·翁达杰以凄美的笔调刻画了战争中满目疮痍的人类家园，展现了人物的身体创伤，凸显了主人公们的心灵创伤以及边缘人的文化创伤；进而，痛斥了战争的毁灭性，直指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同时，作者的叙事手法和生动的描绘增强了读者的感受力，使人们更好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质疑战争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徐岚.难以治愈的创伤---创伤理论视角下的《英国病人》[J].商，2015（4）：110～111.
[2]江秀莲.自我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从后殖民角度看《英国病人》里基帕尔·辛格的创伤[J].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2010：1～11.
[3]李曼曼，汪承平.20世纪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特征[J].河北学刊，2012（6）：254～256.
[4]Michael Ondaatje. The English Patient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93：1.
[5]迈克尔·翁达杰. 英国病人[M].章欣、庆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35～249.
[6]王江，邹理.致命之伤：《永别了，武器》中的创伤主题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2012（1）：186～188.
[7]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4～97.
[8]Jeffrey Alexand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转引自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11（5）：598.
[9]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作者简介：廖春周（1990–），女，汉族，江西新余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