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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讲武堂，是目前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对外展览的大部分照片都属于常见的大陆货，真正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货色，白白的一层，沙子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
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化友为敌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令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他就是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对于云南，对于讲武堂，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就云南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的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中国的陆军现代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第三个阶段里，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枝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的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中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改革产物的新人物，也反衬出旧人物的冬烘。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
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作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蔡锷。虽顾念旧情，蔡锷把李经羲放了，但是，王朝变革的新生力量，毕竟参与埋葬了这个王朝。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
有人说，凡是历史上的专制国家，走到末期，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而凯末尔的身份，也是西式军校出身的军人。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在慢吞吞地散步，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
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化友为敌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令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他就是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对于云南，对于讲武堂，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就云南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的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中国的陆军现代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第三个阶段里，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枝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的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中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改革产物的新人物，也反衬出旧人物的冬烘。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
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作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蔡锷。虽顾念旧情，蔡锷把李经羲放了，但是，王朝变革的新生力量，毕竟参与埋葬了这个王朝。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
有人说，凡是历史上的专制国家，走到末期，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而凯末尔的身份，也是西式军校出身的军人。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在慢吞吞地散步，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