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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李子建， 现任香港教育大学学术及首席副校长、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教育发展与终身学习教席;著作甚丰，亦是多份当地、地区及国际学术期刊（Teachers and Teach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等的执行编辑、编委或顾问;其研究范围包括课程与教学、环境教育与地理教育、学校改进等。他积极推行教育研究及发展计划，在内地及香港地区的教育成果方面多有建树。
一、多学科相互关联、融会贯通，培养多角度、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意识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专访。从地理学、森林学到教育学，学科跨度如此之大，您是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融会贯通的？
李子建：我的本科专业是地理学，它是多学科取向的学科，有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农业地理学、都市地理学等。本科时，选修课大部分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如气候与气象、基础生态学、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等，由此我逐渐建立起对大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兴趣。在香港大学学习地理学时，暑假任职学生助理期间，我所承担的问卷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令我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埋下了伏笔。毕业后不久，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林业与土地管理硕士课程，该课程的学生来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令我大开眼界。森林学和土地管理课程除了修读树木和生态学之外，亦需要学习环境经济学和了解不同相关议题。这两个学科令我意识到了不同学科是可以相互关联、融会贯通的，也培养了我从多角度、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意识。
在英国求学期间，中国著名环境学家曲格平教授到访牛津林业学院。而后，我有幸在菲利普·斯图尔特（Philip J. Stewart）及弗雷德·休斯（Fred Hughes）两位学者的指导及其他学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农林结合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在《英联邦林业评论》（Commonwealth Forestry Review）刊登，毕业时获得英联邦林业书籍奖，我一度希望继续攻读林业及环境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但因当时家庭出现了状况，需要立刻回香港工作，这也成为我转向教育学的原因。
回港后，我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学地理科教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教育文凭，继而取得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第一批毕业的博士。环境教育是我硕博学习阶段的研究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是比较英国与香港的环境教育，博士毕业论文则集中于香港的环境教育。我的专业从地理学转向森林学，再到环境学，最后都与教育有机结合，这一学习过程反映出的关键词是“联结”（Connect）。
“聯结”包含几个层次：一是学科间相关性的联结，如地理学与森林学有一定关系，森林学与环境学又有关系，环境学与教育结合可以整合成为环境教育，或者演变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同学科交互作用就会产生新兴学科或新兴领域;二是思考方法间的联结，根据角度及不同的范式和立场，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地理来说，可以从人文、自然、城市发展等角度思考，就环境缘起来说，可以用可持续发展角度，即文化、社会或者从环境的综合角度来思考。因此，我长期习惯于从多维角度进行问题的思考及处理。
虽然学习的跨度较大，但我认为不同学科间的思考方式可以融会贯通，且学科间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互相迁移。具体而言，随着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环境教育的重点慢慢迁移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包含环境、经济及文化，因此可以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我第一本在内地出版的著作《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就讲述了这一变化过程。
近年来，我参与对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环境教育联结了不同的学科，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一环，成为一门课程。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道德教育及性教育等课题，它们都属于价值观教育这一范畴。大体来说，我对环境教育或者德育等方面的兴趣，并不偏离主题，而是将其不断延伸、放大，并且进行转化和整合。
二、教育国际化要“择善而固执”，科研国际化要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世界教育信息》：您自己的学术之路践行了国际化教育。您是如何认识教育国际化的？在教育国际化之中要注意哪些方面？据您观察，中国内地的院校在国际化方面还应该做哪些改进？
李子建：教育国际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将教育的本质提升到国际层面。什么是国际？我个人的理解是，不单单将英美国家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而应该用国际视野去吸收全世界任何地方好的实践经验。张之洞曾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教育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西学”则泛指外国的文化。第二个层面是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包括“出和入”（in and out）。现在很多大学送学生出去或者邀请国外的学生过来交流，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同时保持自身长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择善而固执”。同时，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我们也需要“从善如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国外的先进方法及吸收国外的优秀经验。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使其尊重他人的文化并学习从多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这是国际化教育所能带来的最大裨益。
我认为目前内地高校最需要提升的就是科研的国际化。科学引文索引（SCI）或者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的量化指标逐渐成为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也有一些大学直接将论文发表数量与个人晋升和奖金挂钩。许多高校实行的终身任职（Tenure-track）机制也将教师的论文发表情况量化成为绩效目标，直接影响教师的续约及升迁。这个做法固然快速提升了中国科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是否要单纯追求以SCI或者SSCI文章的发表数量为唯一标准的国际化？不是的，我认为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文章的发表数目和期刊出处并不一定能与科研的成效等同起来。科研成果固然需要与国际上其他的科研团队交流，但也需要与本国的学者交流，当然这也与社会科学或者教育学的学科特质有关，它们十分看重“本土化应用”（local application）。而SCI或者SSCI的期刊多数是英文，这也导致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都发表于英文期刊，中文期刊上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就会减少。另外，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更依赖于语言的准确表达，第二语言的文章撰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压力，且最终为应用于本地的教育实践增添了难度。更重要的是，很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并不能用论文的形式呈现，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与教育领域。论文只是科研成果的一种载体。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作为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如果最终不能够将研究结果回馈于前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及学生的学习上，那么即使研究结果在非常著名的期刊发表，也无济于事。科技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到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也回应了这一点。在现实挑战面前，不应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论文发表上，而应该树立大局观意识，提升社会责任感，集中精力进行科技攻关，将成果应用于实际之中。高校还需要注意不能盲目追求国际排名，一些高校都意识到了盲目关注以英文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学校排名对于学校发展的影响，一些教师也表示并不认同学术期刊论文是自己科研能力的唯一证明，但是又难以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只有破除这种“唯论文”“唯排名”的现状，内地的科研才能良性发展且取得突破性成果。 三、新时代新兴科技涌现，生命及生涯教育至关重要
《世界教育信息》：世界处于变革之中，新兴科技不断涌现，您认为未来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应该如何应对？
李子建：大约10年前，很多国际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关心未来人才的需要，因此提出了21世纪技能。21世纪技能，顾名思义是回应21 世纪需求的技能。例如，由澳大利亚、美国等推动的“21世纪技能的评价与教学”（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其内容包括思考方法、工作方法、工作工具和在世界生活这四个板块;美国“21世纪学习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提出21世纪技能框架（后更名为“21世纪学习框架”）。学生的21世纪技能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都强调未来人才所需要具备的素养，如香港强调的“共通能力”，芬兰提出“横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ie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跨领域能力，新加坡注重能力（competence）的培养。内地则在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了中国学生所需要的核心素养，即一系列学生必备的、适应个人终身学习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品格和能力，包括六个方面的素养，即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在教育界引起了不少反响。
另外，新兴科技的涌现亦使高中生、大学生在求学和就业之间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许多国际机构认为未来有很多工种的工作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些工种甚至会消失，新的工种继而涌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大学及中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生涯规划也越来越得到教育界的重视。
中小学的教育应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第一，要增强弹性，增加选项。增强弹性指的是增加学校课程的空间和学生课余活动的时间。增加选项则是指增加学生的选修课的种类以帮助其发展，为其提供更多自我探索的机会。第二，要加强21世纪技能的培养，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强调过“立德树人”，立德是要注重自己的德性，着重学生品德的培养以及生命意义的探寻。我的理解是，要着重道德教育，并且再延伸出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实有几个层次：作为一个人首先自己要修身，其次要关心家庭，再次就是贡献国家，最后是关心社会。修身也是一切的基础，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想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德育及生命教育，以帮助学生实践生命的意义。第三，培养与实际环境政策相结合的生涯规划教育及可持續发展教育的终身学习意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的变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计划，其实都是学生将会面对的一些机遇及挑战，都值得学生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国家受到包括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尊重并了解他们的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要发展策略，对于深化粤港澳地区间的融合、推动协同发展有重大意义。这些政策的推出都要求青年人加深对国家的了解，拓展全球视野，以迎接未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也正回应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凝聚力量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中国梦”不单是强调经济发展，更是希望青年人能够立足祖国，面向世界，为国家、中西文化的交流作贡献。
从中国国情出发，课程与教学应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以及国情的诉求？我认为培养具备21世纪国民和世界公民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尤为重要。在未来核心课程的发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语文教育，通过查阅一些国际报告不难发现，一个国家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通常是语文教育，包括自己本国语言及外语，此外就是科学、数学、艺术及历史，其他内容则可以进行主题式学习，或者通过专题研习的方式学习。
四、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李子建：未来教育是近年来经常被提起的一个话题，在我国通常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所提到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倡议旨在重新思考教育并塑造未来，以及推动一场关于如何在日益复杂、不确定和动荡的时代重新构想知识、教育和学习的全球辩论，亦提出了“学会成长”（learning to become）的目标。这都体现了国内外对于未来教育的重视。
虽然未来教育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AI）的出现。AI的出现是否会对教师的工作产生影响？目前，AI在教育领域已被广泛应用。例如，AI可以帮助教师批改作业和阅卷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了教学效率，减轻了教师负担。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讲到的，在塑造人类灵魂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教师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一直都“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在教育改革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中亦提到，先要“立德”才能“树人”，教师在学生品德培养方面的作用亦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个性，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无论AI的推广和应用程度如何，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依然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AI若取代教师，那么教育中的重要因素“爱与关怀”也会随之消失。要真正促进学生的知（观念认知）、情（情绪情感）、意（意志）、行（行为）的全面发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AI日益发展的环境中，正如我与龚阳的《科技发展下的教师角色：生命教育者》一文提出的，教师更加重要的角色是生命教育者和道德育人者，是不能被AI取代的。AI更重要的功能应该在于丰富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与学生交流，以生命影响生命，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遵循立德树人的思想，教师亦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学生思考，培养良好的品格，同时让学生树立关心社区、国家乃至世界并且为之作出贡献的意识，并采取行动。
第二个发展趋势可以从新科技发展的“ABCDEFG”这几个角度来阐释。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曾经提出“ABCDEFG”是中国金融科技未来的观点。具体来说，A指的是AI，B指的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指的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指的是大数据（Big Data），E指的是生态（Ecological），F指的是人脸识别（Facial Recognition），G则是5G。“ABCDEFG”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使得AI被更多地应用于实践之中，如人脸识别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则提供了更大的资料平台;区块链对于整体的流量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加速数据交互边缘计算;5G平台将会承载更多运力与流量数据。在这样的新科技的发展势头之下，随之而来的是学与教的方式的变化。当然，教师现时未必了解其中的方向，不能预测其结果，但这反映出的是要求教师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积极拥抱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未来。
编辑 吕伊雯
一、多学科相互关联、融会贯通，培养多角度、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意识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专访。从地理学、森林学到教育学，学科跨度如此之大，您是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融会贯通的？
李子建：我的本科专业是地理学，它是多学科取向的学科，有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农业地理学、都市地理学等。本科时，选修课大部分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如气候与气象、基础生态学、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等，由此我逐渐建立起对大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兴趣。在香港大学学习地理学时，暑假任职学生助理期间，我所承担的问卷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令我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埋下了伏笔。毕业后不久，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林业与土地管理硕士课程，该课程的学生来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令我大开眼界。森林学和土地管理课程除了修读树木和生态学之外，亦需要学习环境经济学和了解不同相关议题。这两个学科令我意识到了不同学科是可以相互关联、融会贯通的，也培养了我从多角度、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意识。
在英国求学期间，中国著名环境学家曲格平教授到访牛津林业学院。而后，我有幸在菲利普·斯图尔特（Philip J. Stewart）及弗雷德·休斯（Fred Hughes）两位学者的指导及其他学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农林结合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在《英联邦林业评论》（Commonwealth Forestry Review）刊登，毕业时获得英联邦林业书籍奖，我一度希望继续攻读林业及环境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但因当时家庭出现了状况，需要立刻回香港工作，这也成为我转向教育学的原因。
回港后，我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学地理科教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教育文凭，继而取得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第一批毕业的博士。环境教育是我硕博学习阶段的研究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是比较英国与香港的环境教育，博士毕业论文则集中于香港的环境教育。我的专业从地理学转向森林学，再到环境学，最后都与教育有机结合，这一学习过程反映出的关键词是“联结”（Connect）。
“聯结”包含几个层次：一是学科间相关性的联结，如地理学与森林学有一定关系，森林学与环境学又有关系，环境学与教育结合可以整合成为环境教育，或者演变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同学科交互作用就会产生新兴学科或新兴领域;二是思考方法间的联结，根据角度及不同的范式和立场，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地理来说，可以从人文、自然、城市发展等角度思考，就环境缘起来说，可以用可持续发展角度，即文化、社会或者从环境的综合角度来思考。因此，我长期习惯于从多维角度进行问题的思考及处理。
虽然学习的跨度较大，但我认为不同学科间的思考方式可以融会贯通，且学科间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互相迁移。具体而言，随着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环境教育的重点慢慢迁移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包含环境、经济及文化，因此可以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我第一本在内地出版的著作《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就讲述了这一变化过程。
近年来，我参与对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环境教育联结了不同的学科，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一环，成为一门课程。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道德教育及性教育等课题，它们都属于价值观教育这一范畴。大体来说，我对环境教育或者德育等方面的兴趣，并不偏离主题，而是将其不断延伸、放大，并且进行转化和整合。
二、教育国际化要“择善而固执”，科研国际化要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世界教育信息》：您自己的学术之路践行了国际化教育。您是如何认识教育国际化的？在教育国际化之中要注意哪些方面？据您观察，中国内地的院校在国际化方面还应该做哪些改进？
李子建：教育国际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将教育的本质提升到国际层面。什么是国际？我个人的理解是，不单单将英美国家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而应该用国际视野去吸收全世界任何地方好的实践经验。张之洞曾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教育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西学”则泛指外国的文化。第二个层面是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包括“出和入”（in and out）。现在很多大学送学生出去或者邀请国外的学生过来交流，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同时保持自身长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择善而固执”。同时，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我们也需要“从善如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国外的先进方法及吸收国外的优秀经验。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使其尊重他人的文化并学习从多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这是国际化教育所能带来的最大裨益。
我认为目前内地高校最需要提升的就是科研的国际化。科学引文索引（SCI）或者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的量化指标逐渐成为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也有一些大学直接将论文发表数量与个人晋升和奖金挂钩。许多高校实行的终身任职（Tenure-track）机制也将教师的论文发表情况量化成为绩效目标，直接影响教师的续约及升迁。这个做法固然快速提升了中国科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是否要单纯追求以SCI或者SSCI文章的发表数量为唯一标准的国际化？不是的，我认为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文章的发表数目和期刊出处并不一定能与科研的成效等同起来。科研成果固然需要与国际上其他的科研团队交流，但也需要与本国的学者交流，当然这也与社会科学或者教育学的学科特质有关，它们十分看重“本土化应用”（local application）。而SCI或者SSCI的期刊多数是英文，这也导致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都发表于英文期刊，中文期刊上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就会减少。另外，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更依赖于语言的准确表达，第二语言的文章撰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压力，且最终为应用于本地的教育实践增添了难度。更重要的是，很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并不能用论文的形式呈现，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与教育领域。论文只是科研成果的一种载体。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作为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如果最终不能够将研究结果回馈于前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及学生的学习上，那么即使研究结果在非常著名的期刊发表，也无济于事。科技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到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也回应了这一点。在现实挑战面前，不应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论文发表上，而应该树立大局观意识，提升社会责任感，集中精力进行科技攻关，将成果应用于实际之中。高校还需要注意不能盲目追求国际排名，一些高校都意识到了盲目关注以英文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学校排名对于学校发展的影响，一些教师也表示并不认同学术期刊论文是自己科研能力的唯一证明，但是又难以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只有破除这种“唯论文”“唯排名”的现状，内地的科研才能良性发展且取得突破性成果。 三、新时代新兴科技涌现，生命及生涯教育至关重要
《世界教育信息》：世界处于变革之中，新兴科技不断涌现，您认为未来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应该如何应对？
李子建：大约10年前，很多国际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关心未来人才的需要，因此提出了21世纪技能。21世纪技能，顾名思义是回应21 世纪需求的技能。例如，由澳大利亚、美国等推动的“21世纪技能的评价与教学”（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其内容包括思考方法、工作方法、工作工具和在世界生活这四个板块;美国“21世纪学习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提出21世纪技能框架（后更名为“21世纪学习框架”）。学生的21世纪技能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都强调未来人才所需要具备的素养，如香港强调的“共通能力”，芬兰提出“横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ie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跨领域能力，新加坡注重能力（competence）的培养。内地则在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了中国学生所需要的核心素养，即一系列学生必备的、适应个人终身学习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品格和能力，包括六个方面的素养，即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在教育界引起了不少反响。
另外，新兴科技的涌现亦使高中生、大学生在求学和就业之间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许多国际机构认为未来有很多工种的工作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些工种甚至会消失，新的工种继而涌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大学及中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生涯规划也越来越得到教育界的重视。
中小学的教育应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第一，要增强弹性，增加选项。增强弹性指的是增加学校课程的空间和学生课余活动的时间。增加选项则是指增加学生的选修课的种类以帮助其发展，为其提供更多自我探索的机会。第二，要加强21世纪技能的培养，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强调过“立德树人”，立德是要注重自己的德性，着重学生品德的培养以及生命意义的探寻。我的理解是，要着重道德教育，并且再延伸出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实有几个层次：作为一个人首先自己要修身，其次要关心家庭，再次就是贡献国家，最后是关心社会。修身也是一切的基础，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想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德育及生命教育，以帮助学生实践生命的意义。第三，培养与实际环境政策相结合的生涯规划教育及可持續发展教育的终身学习意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的变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计划，其实都是学生将会面对的一些机遇及挑战，都值得学生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国家受到包括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尊重并了解他们的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要发展策略，对于深化粤港澳地区间的融合、推动协同发展有重大意义。这些政策的推出都要求青年人加深对国家的了解，拓展全球视野，以迎接未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也正回应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凝聚力量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中国梦”不单是强调经济发展，更是希望青年人能够立足祖国，面向世界，为国家、中西文化的交流作贡献。
从中国国情出发，课程与教学应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以及国情的诉求？我认为培养具备21世纪国民和世界公民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尤为重要。在未来核心课程的发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语文教育，通过查阅一些国际报告不难发现，一个国家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通常是语文教育，包括自己本国语言及外语，此外就是科学、数学、艺术及历史，其他内容则可以进行主题式学习，或者通过专题研习的方式学习。
四、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李子建：未来教育是近年来经常被提起的一个话题，在我国通常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所提到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倡议旨在重新思考教育并塑造未来，以及推动一场关于如何在日益复杂、不确定和动荡的时代重新构想知识、教育和学习的全球辩论，亦提出了“学会成长”（learning to become）的目标。这都体现了国内外对于未来教育的重视。
虽然未来教育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AI）的出现。AI的出现是否会对教师的工作产生影响？目前，AI在教育领域已被广泛应用。例如，AI可以帮助教师批改作业和阅卷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了教学效率，减轻了教师负担。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讲到的，在塑造人类灵魂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教师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一直都“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在教育改革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中亦提到，先要“立德”才能“树人”，教师在学生品德培养方面的作用亦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个性，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无论AI的推广和应用程度如何，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依然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AI若取代教师，那么教育中的重要因素“爱与关怀”也会随之消失。要真正促进学生的知（观念认知）、情（情绪情感）、意（意志）、行（行为）的全面发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AI日益发展的环境中，正如我与龚阳的《科技发展下的教师角色：生命教育者》一文提出的，教师更加重要的角色是生命教育者和道德育人者，是不能被AI取代的。AI更重要的功能应该在于丰富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与学生交流，以生命影响生命，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遵循立德树人的思想，教师亦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学生思考，培养良好的品格，同时让学生树立关心社区、国家乃至世界并且为之作出贡献的意识，并采取行动。
第二个发展趋势可以从新科技发展的“ABCDEFG”这几个角度来阐释。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曾经提出“ABCDEFG”是中国金融科技未来的观点。具体来说，A指的是AI，B指的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指的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指的是大数据（Big Data），E指的是生态（Ecological），F指的是人脸识别（Facial Recognition），G则是5G。“ABCDEFG”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使得AI被更多地应用于实践之中，如人脸识别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则提供了更大的资料平台;区块链对于整体的流量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加速数据交互边缘计算;5G平台将会承载更多运力与流量数据。在这样的新科技的发展势头之下，随之而来的是学与教的方式的变化。当然，教师现时未必了解其中的方向，不能预测其结果，但这反映出的是要求教师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积极拥抱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未来。
编辑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