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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儒士 专制王权 依附型合作 政治资源 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055－07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政治文明演化过程中，古代圣哲们都曾遇到过相类的政治困局：专制权力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大破坏。西方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权力制衡”的观念，传统中国不然，贤哲们始终没能找到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制衡王权。尽管如此，中国的王权政治却并没有在其一次次非理性的“颠狂”中走向灭亡，相反，它却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以儒士为主体的中国知识阶层扮演了何种角色?
学界对于儒士政治角色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为：先秦儒士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自秦汉尤其汉中期以后，其主体部分被“体制化”，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思考亦被王权完全“体制化”，他们成了利禄之徒，学术成为御用工具；而另一代表性观点主张：“道高于君”等政治理念在儒士身上从未中断，其立足点在民间、社会及文化，知识阶层完全或者基本能以民间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力量与王权相抗衡。
本文认为，两种观点切入论题的角度不同，各有一得，但如果对儒士与王权的关系做出如下判断当更为确切：传统王权的统摄力非常强大。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能与王权抗衡的民间力量，规范王权的力量只能来自王权势力范围之内；儒士阶层不能绝对制衡专制王权，但他们也不仅仅是王权软弱的依附者，他们对王权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既然儒士阶层在依附于专制王权的同时又拥有对王权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应对两者的政治关系有一个动态的观察，也即要对他们之间的互动性进行分析，如此方能更为准确地解读儒士的政治角色。由此本文认为：儒士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依附兼合作的关系，儒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使得这种依附型合作具备了可能性，而双方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实现有赖于儒士的积极争取及王权对儒家政治理念的逐步认同；历经春秋战国、秦朝及汉初等不同阶段，至西汉中期两者的合作关系方得以真正实现；制度化合作模式下的儒士时时对非理性的王权形成一种制约力量，儒士的这种特殊功能是王权政治存续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依附型合作——一个解读儒士与王权关系的新视角
“依附型合作”是本文为准确表达儒士与专制王权的政治关系而构建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在传统中国，专制王权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任何参与政治的社会力量都必须以王权依附者的身份出现，儒士亦然。这里讲王权几乎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旨在描述专制王权与儒士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有些资源王权是无法垄断的，如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提高王权政治统治、行政管理水平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由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阶层掌握的，且又是现实政治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于是这里就引出“合作”的概念。“合作”在本文的涵义为：指一种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为实现彼此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的一种协作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对他方所拥的政治资源的“需要”。我们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是存在这种相互的“需要”的。在儒士一方，其经济、政治资源的缺乏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王权而存生；他们的政治理想亦必须依靠王权才能实现(王道的实现依赖于王权的推导)。在王权一方，儒士所掌握的知识是其实现庞大帝国有效管理及自身政权合法性论证所必须的；教化(政治社会化)是王权对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教化主要由儒士来完成。总之，专制王权与儒士之间的这种相互需要使得二者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将“合作”表述为基于对对方的一种“需要”而建立起的互动关系时，已经引入了政治社会学“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代表人物为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③布劳认为，交换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过程，而“社会吸引”与互惠是社会交换得以产生的原因。就交换双方来说，资源的提供者可能得到的报酬可概括为四类，其中“服从”价值最高，只有在交换地位的分化达到比较悬殊的程度时，才会出现以服从作为回报形式的社会政治分化模式。“依附型合作”概念正是借鉴这一理论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在传统中国，王权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但那些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提高专制王权政治统治能力的思想文化资源却是由儒士掌握的，故儒士与王权之间存在着“社会吸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可以达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西汉中期之后，儒士与王权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交换关系，只是他们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双方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决定这必然是一种以儒士对王权付出“服从”代价为前提的社会交换关系，即本文所称的“依附型合作”关系。概言之，“依附型合作”包括三层含义：一则指儒士的政治理想，儒家政治理想为“王道”政治，而在“王道”政治中他们的政治角色即圣王的依附型合作者；其次，它指的是儒士在现实政治中的角色——历代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第三，它亦指儒士在政治运作中实现自己政治利益的一种行为方式，体现为与专制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互动模式。
三、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依附型合作成为可能
儒士之所以能成为专制王权的合作者，在于儒士掌握着一定的政治资源，这主要指他们所独有的理论资源。对于儒学与王权政治的契合之处，学界多有结论，本文着重从另外两个角度剖析儒学在传统中国特有的理论优势，从而证明：相对于其他学派，儒家的理论资源是独一无二的，诸子中唯有儒士可以成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首先，诸子中唯有儒学可真正实现王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人类政治文明史证明：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必须考虑被统治者的意愿，蕴含于基层民众中的巨大政治能量可以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固与否。由此，任何一个成熟理性的统治集团在建构其国家意识形态时必然赋予它如下功能：能够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由对立转换为相互依存，使这种实际上更有利于统治者的观念系统具有某种超越于双方利益之上的性质。诸子中惟有儒家能满足上述要求。老庄的“绝圣弃智”、“灭文章，散五彩”式的反文化主张及其对以“自然”为特征的形上之道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现实统治者权威的一种否定。墨子讲“兼爱”，显 然是对君主专制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挑衅，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血缘基础，故为孟子斥为“无君”、“无父”。而法家、纵横家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完全站在统治者一方，实现统治者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唯有儒家，既讲尊君，又讲重民，而重民却又是从根本上维护君主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要求民众安分守己，恪守忠孝之道，尊君敬长；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为政以德”，仁爱百姓。与之相关，儒家又提出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的诸如“薄税敛”、均贫富、使民有恒产等主张。这些主张都易为被统治者所接受，却又从根本上维护君主利益。
不仅如此，与其他学派相比儒者还是一个既积极入世、拥护专制王权却又有明确清晰的自我角色意识的学派。法家“不大讲师承关系”，而且“自我派别意识较淡薄”道家亦缺乏明确的师承关系和学派组织；墨家有宗师与师承，亦有一定的组织，但他们的“兼相爱”、“非乐”、“节用”等主张不能为专制王权所容。唯有儒家，既尊君、爱民，又始终有着明确的角色意识。但凡儒者，无不宗师孔子，学宗经典，并有一套相同的概念和范畴，诸如仁、义、礼、智等，构成儒家特有的思想外壳。此外，最为重要的，儒者从宗师那里及历代大儒的发挥中逐渐体认、皈依于一种理想人格：君子。君子皆从道，无论在朝在野，都会孜孜追求于王道政治的实现。在君子、小人的区分中，儒士将自己的角色提升，超越世俗的经济、政治地位，达到精神理念层次的群体认同。不论达官显贵还是村野俗儒，儒士都能在这一精神理念的层次实现角色归一。
总之，儒家尊君重民的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专制王权所特别需要的理论资源；丽儒士独特的角色体认，使得儒士在因其学被尊崇而进入权力系统时，不会将自身完全“贴服”于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一方，而是以其精神的越超性“散布”于各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成为传统社会的活化因素。他们故然是依附于王权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可以有相当的差别，但这些散布与社会各个角落的儒士们在精神上却又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的精神为专制王权的政治运作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从而他们也当然地具备了成为专制王权合作者的资格。
四、依附型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
儒士最终能与专制王权建立起制度化的依附型合作关系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则，专制王权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没有王权对儒学的认同双方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合作的；二则，合作的实现还有赖于儒士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期待，在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促进当政者对儒学的认同。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政治论与那个列国“争于气力”的时代格格不入，从总体上来说儒士未能寻得与王权合作的机会。秦统一后，这个新生的帝国也曾给儒士政治地位的起升带来了星星希望，但儒士的政治地位远未达到儒家所期望的“合作者”的高度。始皇之看待儒士，大抵在方术士之类的层次上，并未将其视为弘道施教之人。由深层看，儒士与秦王权的失和主要缘于两者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异，此外，儒士角色调整的失败也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秦帝国是法家学说实践化结果，在秦王视野里，王权不需要合作者，只需要工具，包括儒士在内的士人们只能规规矩矩学习国家法令，不许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与之同时，儒士们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秦王朝已经实现了对全社会天盖式的控制。从未在政治舞台实践过(春秋战国之时他们没有找到合作者)的儒士们还不清楚自己的学说要经过如何的“包装”改造才能为统治者接受，也即，他们还没认清在强大王权面前自己只能是依附者，儒家学说必须置于秦帝国的法制和政制框架内去发挥才可能受到重视。他们不清楚在政治实践中如何摆正依附与合作的关系，相反，他们仍保留着战国儒士自由议政遗风，动辄“以古非今”，从而与秦王交恶也就在所难免了。最终，焚书、坑儒事件使儒士对秦王权基本丧失了希望，纷纷与其决裂而去寻找新的合作者。
汲取与秦帝交恶的教训，汉初儒士从汉承秦制的现实出发适时调整了自身的角色，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努力拉近与汉王权的距离。几代儒士的不懈努力终使汉初统治者逐渐改变了轻视儒士的态度，而其中董仲舒的贡献非同寻常。董仲舒创建了一套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既解决了汉王权所急切需要的政治合法性、永久性问题，亦为汉廷提供了实现思想大一统、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同时也为儒士与王权的依附型合作做出了制度安排。正是董仲舒的理论直接打动了苦苦寻求政治合作者的汉武帝，使得武帝做出儒术独尊的决定，从而儒士与王权的关系开始进入制度化合作阶段。
儒士的努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王权对儒学认同及需要的程度才是二者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亦如是，武帝时期这种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正在于新形势下汉王权对新的治国理论及政治人才的需求。经过汉初休养，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但汉武帝却痛感自己“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缺少有力的政治合作者。他不满意于汉初以来的黄老思想，渴求一种既积极有为却又可保汉帝国长治久安的治国理论。一直孜孜以求的儒士正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成功地将儒学推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这种指导地位的获得即体现为太学制度、选官制度、教化制度的建立，由此儒士与专制王权的合作关系获得了王权赋予的制度保证。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强调了儒士与王权合作关系中王权处于主导地位，但本文并不认为汉中期以后的儒学独尊仅仅是王权对儒学的控制和利用。本文认为，依附型合作关系的实现是双方相互需要、长期互动的结果，它离不开儒士对帝王的游说、举荐，也离不开帝王自身受这种文化浸染而产生的认同。这里既有政治权力运作需要理论指导的一面，也有理论需要权力的支持以求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面。唯有理解了这层意思，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儒士与王权的政治关系。
五、依附型合作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模式
儒士与专制王权依附合作关系的建立导源于他们相互的“需要”，为双方互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合作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双方的互动，从而“依附型合作”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读儒士的政治角色、政治理念，还为我们动态分析儒士与专制王权的政治博弈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这里我们无妨以汉代为例对这一互动过程给予简要论述。在汉代，这种互动的一个层面是王权对儒士的尊用及儒士对王权的尊崇和维护，另一层面则是儒士对王权的规范、批判及王权对儒士的整肃和打压。其中，王权居于主动地位，但儒士凭藉从王权那里交换来的政治特权及经学这一特殊中介也充分施展了对王权的影响力。
王权对儒士的尊用，指的是随着两者附型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王权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的设立所给儒士带来的政治利益。所谓“尊”，即通 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而尊儒士所学为官学；所谓“用”，即通过选举制度、官学制度等保障政治人材的选拔标准向儒学之士倾斜。这种尊用使得儒士受益颇丰，仅仅从现实的政治利益而言，它使得相当一批儒学之士凭借对儒经的精通而迅速进入政权系统。一旦进入权力系统，那些儒士官僚们便会享受到皇权赋予的种种政治特权，他们又利用这种政治特权谋取种种经济利益。作为回报，儒士则积极地从理论上论证汉王权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董仲舒的“君权天授”即可视为这方面的努力。除此之外，大批汉儒还不惜笔墨去神化汉帝、圣化汉帝。
尊君只是儒士政治行为的一个层面，作为王权的合作者，他们还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规范王权的责任。儒士中有一类如夏侯胜、鲍宣、东汉末年党人等正道直行之士，其身虽依附于专制政权，却时时以王道政治的守护者自任，不畏风险，努力实践先儒们规定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其本质是试图依儒家政治理想去完善现政权。相对于直道之士的理想主义做法，更多儒士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合作方式，他们努力构造出一种话语策略，以制衡无上的君主权威，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即通过天谴、天命等神秘主义的理论来对王权展开批判和规范。事实证明儒士以阴阳灾异为手段对王权的规范是起到一定功效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政治博弈中，王权的政治力量要比儒士大得多。专制王权的至高性、垄断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把一切社会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儒士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前论王权对儒士的尊用未尝不可理解为王权用一套政治制度将游离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儒士吸纳并控制于王权政治体系的过程。也就是说，王权控制儒士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控制儒士的政治出路。王权对儒士更深层次的控制在于对儒士政治信念、气节的整肃，培养其忠君意识，以企儒士真正与汉王权融为“一体”，成为完全的依附者。汉王权对儒士忠君意识的培养是通过对孝、忠等政治观念的提倡来实现的，诸如选举制度的“孝廉”科、推崇《孝经》、设立乡官“孝悌”以及重奖孝子树立政治偶像等皆为这一方面的努力。应当说汉王权对儒士政治信念的整肃是有相当的成效的，这点在东汉儒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擅权，王权政治严重失范。面对政治危机，出现了大批为朝廷踏心效命的忠臣，正是这批以高度的自觉性实践着忠臣之节的臣子们支撑着东汉政权，使之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在儒士与王权在依附型合作模式下展开的互动中，经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学有其学术性一面，但就其根本而言，无论在汉王权看来，还是在汉代儒士眼中，经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政治。王权重经学，是看重这套理论对于维护王权政治有效运作的功用。儒士重经一则因为通经可以获取优厚政治回报，二则，更为重要的，在于经学是他们政治参与中所可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笔政治资源。
在围绕经学展开的互动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儒士较之王权对经学具有更强的依赖性，从而对经学重要性和权威性的强调和弘扬就成为这种互动模式下儒士的必然策略。在汉儒眼中，儒经由其宗师孔子写就，为万世之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后真理。儒士崇经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儒经为中介去参与、影响王权。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君主教育制度实现的。两汉有一套稳定的君主教育制度，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经过儒士的教育，汉代帝王对儒经有了广泛的认同，皇帝在许多诏书中，上至国家内政外交，下至废止皇后与太子，都要引经据典，以表示合理、合经。不仅如此，儒经甚至影响到了汉代帝王的立身和行政风格。正是在儒学经师们的教育下，汉代涌现出一些附合儒家标准的留名后世的君主。例如以谦恭仁爱闻名的汉文帝，以勤政忧劳著称的汉宣帝，以仁爱好儒著称的汉元帝等。
在儒士通过经学拥有一定政治主动性的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王权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的主导地位。某种意义上，儒士与王权围绕经学展开的互动是以王权尊用儒经为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王权尊经的目的亦为了用经，这点与儒士无二。王权至高独裁的本性使得熟悉经学的帝王们不甘心作儒士温顺的弟子，他们必然又会动用政治力量来控制经学，这主要体现在对经学派别之争的调解、经学博士科类的决定、经学重要理论的钦定等。事实上儒家经典被定为官学就是由王权对儒经裁定的过程。帝王通过政治运作自然而然地把儒家之说变成手中的工具，自己则充当了最高经师的角色。控制经学是为了用经，正如儒术以经术治国、规范王权一样，帝王同样以经术为自己的重要决策提供根据，并时常利用经学应付来自儒士的“侵犯”。翻阅史籍我们会看到，汉帝在诏书中经常引用经书来立论。④不仅如此，了解儒经的汉帝们还常利用经学来对付儒士假经而决的政治行为，这真算是双方围绕经学展开互动的短兵相接了。
总之，在本文依附型合作的分析框架下，王权对儒学的干预(包括“尊崇”与“控制”，其实这两者又是二而一的)是汉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根本促进力。经学的发展壮大丰富了儒士的政治资源，因为这种干预本身就是对经学的政治肯定，从而使得儒士有更大的能量影响、改造王权。经学使得儒士与王权在依附型合作关系模式下产生了一种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日渐深入的结果即在儒士与王权(通过王权的波及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之间构架起一种“经学语境”的对话平台，由此，王权与儒士一样，不得不依赖儒家经典所赋予的话语方式来与儒士交流，经学逐渐构成王权、儒士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的话语范式。这种共同话语范式的构建，可以被视作儒士在这种政治博弈中的一大胜利，亦可视为双方政治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六、依附型合作体现了儒士在整个传统社会的基本生存样态
汉代之后中国传统政治形态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化，但儒士的基本政治角色并无实质性转变，其与王权的依附型合作关系始终存在并不断得到深化。
一方面，自汉代始儒学的独尊地位始终得到专制王权的维护，儒士与王权依附型合作的制度保障日益完善。汉代之后直至晚清之前，儒学作为专制皇权精神支柱的地位始终未未变。儒士宗师孔子的至尊地位亦得到历代王朝的承认并不断得到追封。不仅如此，作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依附型合作得以实现的两项基本制度——选官制度及与选官制度相联系的教育制度(即儒士的再生产制度)——亦日益完善。选官制度自汉代至清代大致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以对儒家经典的了解程度作为选举的主要标准。受选官制度影响，历代教育机构(包括私学以及儿童启蒙教育)也始终都是传播儒家学说的重要场所，并与选官制度一起成为儒士扩大自身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总之，在以儒为本的选举制度确立之后，学校制度完全受到选官制度的影响而成为整个王权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一环，赖此，儒家思想的传播及儒士的人仕特权便得到严格的制度保证，儒士作为王权依附型合作者的政治地位日益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作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儒士们始终如一地履行着移风易俗、整合社会、规范王权从而从根本上捍卫王权政治的政治使命。依前述选官制度及教育制度做为保障，儒士群体日益扩大，他们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官僚主体。对此，马克斯·韦伯曾判断：“整整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层始终是儒士。尽管这种统治时而中断并常常处于剧烈的斗争之中，但这个阶层总是重新上台并不断壮大。”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儒士被培养出来并源源不断地进入权力系统。这些在儒经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子，就其主流部分而言，当告别艰难的为学阶段后，他们会踌躇满志去实现其修齐治平之理想，在现实政治中担当起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的角色。正由于这些儒士官僚将自身定位于专制王权的合作者，故而他们将维护王权政治的良性运作和现政权的根本利益视为自己当任不让的责任，当君主的行为有损江山社稷时，他们会无所顾忌地挺身而出。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批儒士官僚的存在保证了王权政治的良性运作状态。
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由科举取士等制度所造就的以儒家经典为立身之本的儒士阶层构成了王权统治的中坚力量。做为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他们依靠王权而存生、发展，但他们又从来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而是秉承自己的政治信念，着眼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及专制王权的根本利益，依仗自己的文化优势，时时地对非理性的王权形成一种制约力量。由儒士阶层所形成的这股理性的制约力量对王权政治来说意义重大。中国王权政治存生数千年，故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儒士阶层的功用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儒士 专制王权 依附型合作 政治资源 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055－07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政治文明演化过程中，古代圣哲们都曾遇到过相类的政治困局：专制权力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大破坏。西方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权力制衡”的观念，传统中国不然，贤哲们始终没能找到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制衡王权。尽管如此，中国的王权政治却并没有在其一次次非理性的“颠狂”中走向灭亡，相反，它却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以儒士为主体的中国知识阶层扮演了何种角色?
学界对于儒士政治角色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为：先秦儒士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自秦汉尤其汉中期以后，其主体部分被“体制化”，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思考亦被王权完全“体制化”，他们成了利禄之徒，学术成为御用工具；而另一代表性观点主张：“道高于君”等政治理念在儒士身上从未中断，其立足点在民间、社会及文化，知识阶层完全或者基本能以民间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力量与王权相抗衡。
本文认为，两种观点切入论题的角度不同，各有一得，但如果对儒士与王权的关系做出如下判断当更为确切：传统王权的统摄力非常强大。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能与王权抗衡的民间力量，规范王权的力量只能来自王权势力范围之内；儒士阶层不能绝对制衡专制王权，但他们也不仅仅是王权软弱的依附者，他们对王权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既然儒士阶层在依附于专制王权的同时又拥有对王权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应对两者的政治关系有一个动态的观察，也即要对他们之间的互动性进行分析，如此方能更为准确地解读儒士的政治角色。由此本文认为：儒士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依附兼合作的关系，儒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使得这种依附型合作具备了可能性，而双方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实现有赖于儒士的积极争取及王权对儒家政治理念的逐步认同；历经春秋战国、秦朝及汉初等不同阶段，至西汉中期两者的合作关系方得以真正实现；制度化合作模式下的儒士时时对非理性的王权形成一种制约力量，儒士的这种特殊功能是王权政治存续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依附型合作——一个解读儒士与王权关系的新视角
“依附型合作”是本文为准确表达儒士与专制王权的政治关系而构建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在传统中国，专制王权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任何参与政治的社会力量都必须以王权依附者的身份出现，儒士亦然。这里讲王权几乎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旨在描述专制王权与儒士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有些资源王权是无法垄断的，如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提高王权政治统治、行政管理水平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由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阶层掌握的，且又是现实政治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于是这里就引出“合作”的概念。“合作”在本文的涵义为：指一种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为实现彼此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的一种协作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对他方所拥的政治资源的“需要”。我们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是存在这种相互的“需要”的。在儒士一方，其经济、政治资源的缺乏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王权而存生；他们的政治理想亦必须依靠王权才能实现(王道的实现依赖于王权的推导)。在王权一方，儒士所掌握的知识是其实现庞大帝国有效管理及自身政权合法性论证所必须的；教化(政治社会化)是王权对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教化主要由儒士来完成。总之，专制王权与儒士之间的这种相互需要使得二者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将“合作”表述为基于对对方的一种“需要”而建立起的互动关系时，已经引入了政治社会学“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代表人物为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③布劳认为，交换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过程，而“社会吸引”与互惠是社会交换得以产生的原因。就交换双方来说，资源的提供者可能得到的报酬可概括为四类，其中“服从”价值最高，只有在交换地位的分化达到比较悬殊的程度时，才会出现以服从作为回报形式的社会政治分化模式。“依附型合作”概念正是借鉴这一理论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在传统中国，王权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但那些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提高专制王权政治统治能力的思想文化资源却是由儒士掌握的，故儒士与王权之间存在着“社会吸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可以达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西汉中期之后，儒士与王权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交换关系，只是他们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双方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决定这必然是一种以儒士对王权付出“服从”代价为前提的社会交换关系，即本文所称的“依附型合作”关系。概言之，“依附型合作”包括三层含义：一则指儒士的政治理想，儒家政治理想为“王道”政治，而在“王道”政治中他们的政治角色即圣王的依附型合作者；其次，它指的是儒士在现实政治中的角色——历代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第三，它亦指儒士在政治运作中实现自己政治利益的一种行为方式，体现为与专制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互动模式。
三、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依附型合作成为可能
儒士之所以能成为专制王权的合作者，在于儒士掌握着一定的政治资源，这主要指他们所独有的理论资源。对于儒学与王权政治的契合之处，学界多有结论，本文着重从另外两个角度剖析儒学在传统中国特有的理论优势，从而证明：相对于其他学派，儒家的理论资源是独一无二的，诸子中唯有儒士可以成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首先，诸子中唯有儒学可真正实现王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人类政治文明史证明：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必须考虑被统治者的意愿，蕴含于基层民众中的巨大政治能量可以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固与否。由此，任何一个成熟理性的统治集团在建构其国家意识形态时必然赋予它如下功能：能够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由对立转换为相互依存，使这种实际上更有利于统治者的观念系统具有某种超越于双方利益之上的性质。诸子中惟有儒家能满足上述要求。老庄的“绝圣弃智”、“灭文章，散五彩”式的反文化主张及其对以“自然”为特征的形上之道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现实统治者权威的一种否定。墨子讲“兼爱”，显 然是对君主专制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挑衅，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血缘基础，故为孟子斥为“无君”、“无父”。而法家、纵横家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完全站在统治者一方，实现统治者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唯有儒家，既讲尊君，又讲重民，而重民却又是从根本上维护君主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要求民众安分守己，恪守忠孝之道，尊君敬长；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为政以德”，仁爱百姓。与之相关，儒家又提出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的诸如“薄税敛”、均贫富、使民有恒产等主张。这些主张都易为被统治者所接受，却又从根本上维护君主利益。
不仅如此，与其他学派相比儒者还是一个既积极入世、拥护专制王权却又有明确清晰的自我角色意识的学派。法家“不大讲师承关系”，而且“自我派别意识较淡薄”道家亦缺乏明确的师承关系和学派组织；墨家有宗师与师承，亦有一定的组织，但他们的“兼相爱”、“非乐”、“节用”等主张不能为专制王权所容。唯有儒家，既尊君、爱民，又始终有着明确的角色意识。但凡儒者，无不宗师孔子，学宗经典，并有一套相同的概念和范畴，诸如仁、义、礼、智等，构成儒家特有的思想外壳。此外，最为重要的，儒者从宗师那里及历代大儒的发挥中逐渐体认、皈依于一种理想人格：君子。君子皆从道，无论在朝在野，都会孜孜追求于王道政治的实现。在君子、小人的区分中，儒士将自己的角色提升，超越世俗的经济、政治地位，达到精神理念层次的群体认同。不论达官显贵还是村野俗儒，儒士都能在这一精神理念的层次实现角色归一。
总之，儒家尊君重民的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专制王权所特别需要的理论资源；丽儒士独特的角色体认，使得儒士在因其学被尊崇而进入权力系统时，不会将自身完全“贴服”于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一方，而是以其精神的越超性“散布”于各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成为传统社会的活化因素。他们故然是依附于王权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可以有相当的差别，但这些散布与社会各个角落的儒士们在精神上却又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的精神为专制王权的政治运作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从而他们也当然地具备了成为专制王权合作者的资格。
四、依附型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
儒士最终能与专制王权建立起制度化的依附型合作关系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则，专制王权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没有王权对儒学的认同双方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合作的；二则，合作的实现还有赖于儒士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期待，在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促进当政者对儒学的认同。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政治论与那个列国“争于气力”的时代格格不入，从总体上来说儒士未能寻得与王权合作的机会。秦统一后，这个新生的帝国也曾给儒士政治地位的起升带来了星星希望，但儒士的政治地位远未达到儒家所期望的“合作者”的高度。始皇之看待儒士，大抵在方术士之类的层次上，并未将其视为弘道施教之人。由深层看，儒士与秦王权的失和主要缘于两者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异，此外，儒士角色调整的失败也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秦帝国是法家学说实践化结果，在秦王视野里，王权不需要合作者，只需要工具，包括儒士在内的士人们只能规规矩矩学习国家法令，不许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与之同时，儒士们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秦王朝已经实现了对全社会天盖式的控制。从未在政治舞台实践过(春秋战国之时他们没有找到合作者)的儒士们还不清楚自己的学说要经过如何的“包装”改造才能为统治者接受，也即，他们还没认清在强大王权面前自己只能是依附者，儒家学说必须置于秦帝国的法制和政制框架内去发挥才可能受到重视。他们不清楚在政治实践中如何摆正依附与合作的关系，相反，他们仍保留着战国儒士自由议政遗风，动辄“以古非今”，从而与秦王交恶也就在所难免了。最终，焚书、坑儒事件使儒士对秦王权基本丧失了希望，纷纷与其决裂而去寻找新的合作者。
汲取与秦帝交恶的教训，汉初儒士从汉承秦制的现实出发适时调整了自身的角色，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努力拉近与汉王权的距离。几代儒士的不懈努力终使汉初统治者逐渐改变了轻视儒士的态度，而其中董仲舒的贡献非同寻常。董仲舒创建了一套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既解决了汉王权所急切需要的政治合法性、永久性问题，亦为汉廷提供了实现思想大一统、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同时也为儒士与王权的依附型合作做出了制度安排。正是董仲舒的理论直接打动了苦苦寻求政治合作者的汉武帝，使得武帝做出儒术独尊的决定，从而儒士与王权的关系开始进入制度化合作阶段。
儒士的努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王权对儒学认同及需要的程度才是二者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亦如是，武帝时期这种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正在于新形势下汉王权对新的治国理论及政治人才的需求。经过汉初休养，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但汉武帝却痛感自己“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缺少有力的政治合作者。他不满意于汉初以来的黄老思想，渴求一种既积极有为却又可保汉帝国长治久安的治国理论。一直孜孜以求的儒士正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成功地将儒学推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这种指导地位的获得即体现为太学制度、选官制度、教化制度的建立，由此儒士与专制王权的合作关系获得了王权赋予的制度保证。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强调了儒士与王权合作关系中王权处于主导地位，但本文并不认为汉中期以后的儒学独尊仅仅是王权对儒学的控制和利用。本文认为，依附型合作关系的实现是双方相互需要、长期互动的结果，它离不开儒士对帝王的游说、举荐，也离不开帝王自身受这种文化浸染而产生的认同。这里既有政治权力运作需要理论指导的一面，也有理论需要权力的支持以求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面。唯有理解了这层意思，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儒士与王权的政治关系。
五、依附型合作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模式
儒士与专制王权依附合作关系的建立导源于他们相互的“需要”，为双方互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合作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双方的互动，从而“依附型合作”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读儒士的政治角色、政治理念，还为我们动态分析儒士与专制王权的政治博弈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这里我们无妨以汉代为例对这一互动过程给予简要论述。在汉代，这种互动的一个层面是王权对儒士的尊用及儒士对王权的尊崇和维护，另一层面则是儒士对王权的规范、批判及王权对儒士的整肃和打压。其中，王权居于主动地位，但儒士凭藉从王权那里交换来的政治特权及经学这一特殊中介也充分施展了对王权的影响力。
王权对儒士的尊用，指的是随着两者附型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王权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的设立所给儒士带来的政治利益。所谓“尊”，即通 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而尊儒士所学为官学；所谓“用”，即通过选举制度、官学制度等保障政治人材的选拔标准向儒学之士倾斜。这种尊用使得儒士受益颇丰，仅仅从现实的政治利益而言，它使得相当一批儒学之士凭借对儒经的精通而迅速进入政权系统。一旦进入权力系统，那些儒士官僚们便会享受到皇权赋予的种种政治特权，他们又利用这种政治特权谋取种种经济利益。作为回报，儒士则积极地从理论上论证汉王权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董仲舒的“君权天授”即可视为这方面的努力。除此之外，大批汉儒还不惜笔墨去神化汉帝、圣化汉帝。
尊君只是儒士政治行为的一个层面，作为王权的合作者，他们还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规范王权的责任。儒士中有一类如夏侯胜、鲍宣、东汉末年党人等正道直行之士，其身虽依附于专制政权，却时时以王道政治的守护者自任，不畏风险，努力实践先儒们规定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其本质是试图依儒家政治理想去完善现政权。相对于直道之士的理想主义做法，更多儒士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合作方式，他们努力构造出一种话语策略，以制衡无上的君主权威，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即通过天谴、天命等神秘主义的理论来对王权展开批判和规范。事实证明儒士以阴阳灾异为手段对王权的规范是起到一定功效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政治博弈中，王权的政治力量要比儒士大得多。专制王权的至高性、垄断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把一切社会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儒士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前论王权对儒士的尊用未尝不可理解为王权用一套政治制度将游离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儒士吸纳并控制于王权政治体系的过程。也就是说，王权控制儒士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控制儒士的政治出路。王权对儒士更深层次的控制在于对儒士政治信念、气节的整肃，培养其忠君意识，以企儒士真正与汉王权融为“一体”，成为完全的依附者。汉王权对儒士忠君意识的培养是通过对孝、忠等政治观念的提倡来实现的，诸如选举制度的“孝廉”科、推崇《孝经》、设立乡官“孝悌”以及重奖孝子树立政治偶像等皆为这一方面的努力。应当说汉王权对儒士政治信念的整肃是有相当的成效的，这点在东汉儒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擅权，王权政治严重失范。面对政治危机，出现了大批为朝廷踏心效命的忠臣，正是这批以高度的自觉性实践着忠臣之节的臣子们支撑着东汉政权，使之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在儒士与王权在依附型合作模式下展开的互动中，经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学有其学术性一面，但就其根本而言，无论在汉王权看来，还是在汉代儒士眼中，经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政治。王权重经学，是看重这套理论对于维护王权政治有效运作的功用。儒士重经一则因为通经可以获取优厚政治回报，二则，更为重要的，在于经学是他们政治参与中所可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笔政治资源。
在围绕经学展开的互动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儒士较之王权对经学具有更强的依赖性，从而对经学重要性和权威性的强调和弘扬就成为这种互动模式下儒士的必然策略。在汉儒眼中，儒经由其宗师孔子写就，为万世之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后真理。儒士崇经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儒经为中介去参与、影响王权。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君主教育制度实现的。两汉有一套稳定的君主教育制度，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经过儒士的教育，汉代帝王对儒经有了广泛的认同，皇帝在许多诏书中，上至国家内政外交，下至废止皇后与太子，都要引经据典，以表示合理、合经。不仅如此，儒经甚至影响到了汉代帝王的立身和行政风格。正是在儒学经师们的教育下，汉代涌现出一些附合儒家标准的留名后世的君主。例如以谦恭仁爱闻名的汉文帝，以勤政忧劳著称的汉宣帝，以仁爱好儒著称的汉元帝等。
在儒士通过经学拥有一定政治主动性的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王权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的主导地位。某种意义上，儒士与王权围绕经学展开的互动是以王权尊用儒经为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王权尊经的目的亦为了用经，这点与儒士无二。王权至高独裁的本性使得熟悉经学的帝王们不甘心作儒士温顺的弟子，他们必然又会动用政治力量来控制经学，这主要体现在对经学派别之争的调解、经学博士科类的决定、经学重要理论的钦定等。事实上儒家经典被定为官学就是由王权对儒经裁定的过程。帝王通过政治运作自然而然地把儒家之说变成手中的工具，自己则充当了最高经师的角色。控制经学是为了用经，正如儒术以经术治国、规范王权一样，帝王同样以经术为自己的重要决策提供根据，并时常利用经学应付来自儒士的“侵犯”。翻阅史籍我们会看到，汉帝在诏书中经常引用经书来立论。④不仅如此，了解儒经的汉帝们还常利用经学来对付儒士假经而决的政治行为，这真算是双方围绕经学展开互动的短兵相接了。
总之，在本文依附型合作的分析框架下，王权对儒学的干预(包括“尊崇”与“控制”，其实这两者又是二而一的)是汉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根本促进力。经学的发展壮大丰富了儒士的政治资源，因为这种干预本身就是对经学的政治肯定，从而使得儒士有更大的能量影响、改造王权。经学使得儒士与王权在依附型合作关系模式下产生了一种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日渐深入的结果即在儒士与王权(通过王权的波及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之间构架起一种“经学语境”的对话平台，由此，王权与儒士一样，不得不依赖儒家经典所赋予的话语方式来与儒士交流，经学逐渐构成王权、儒士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的话语范式。这种共同话语范式的构建，可以被视作儒士在这种政治博弈中的一大胜利，亦可视为双方政治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六、依附型合作体现了儒士在整个传统社会的基本生存样态
汉代之后中国传统政治形态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化，但儒士的基本政治角色并无实质性转变，其与王权的依附型合作关系始终存在并不断得到深化。
一方面，自汉代始儒学的独尊地位始终得到专制王权的维护，儒士与王权依附型合作的制度保障日益完善。汉代之后直至晚清之前，儒学作为专制皇权精神支柱的地位始终未未变。儒士宗师孔子的至尊地位亦得到历代王朝的承认并不断得到追封。不仅如此，作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依附型合作得以实现的两项基本制度——选官制度及与选官制度相联系的教育制度(即儒士的再生产制度)——亦日益完善。选官制度自汉代至清代大致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以对儒家经典的了解程度作为选举的主要标准。受选官制度影响，历代教育机构(包括私学以及儿童启蒙教育)也始终都是传播儒家学说的重要场所，并与选官制度一起成为儒士扩大自身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总之，在以儒为本的选举制度确立之后，学校制度完全受到选官制度的影响而成为整个王权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一环，赖此，儒家思想的传播及儒士的人仕特权便得到严格的制度保证，儒士作为王权依附型合作者的政治地位日益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作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儒士们始终如一地履行着移风易俗、整合社会、规范王权从而从根本上捍卫王权政治的政治使命。依前述选官制度及教育制度做为保障，儒士群体日益扩大，他们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官僚主体。对此，马克斯·韦伯曾判断：“整整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层始终是儒士。尽管这种统治时而中断并常常处于剧烈的斗争之中，但这个阶层总是重新上台并不断壮大。”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儒士被培养出来并源源不断地进入权力系统。这些在儒经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子，就其主流部分而言，当告别艰难的为学阶段后，他们会踌躇满志去实现其修齐治平之理想，在现实政治中担当起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的角色。正由于这些儒士官僚将自身定位于专制王权的合作者，故而他们将维护王权政治的良性运作和现政权的根本利益视为自己当任不让的责任，当君主的行为有损江山社稷时，他们会无所顾忌地挺身而出。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批儒士官僚的存在保证了王权政治的良性运作状态。
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由科举取士等制度所造就的以儒家经典为立身之本的儒士阶层构成了王权统治的中坚力量。做为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他们依靠王权而存生、发展，但他们又从来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而是秉承自己的政治信念，着眼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及专制王权的根本利益，依仗自己的文化优势，时时地对非理性的王权形成一种制约力量。由儒士阶层所形成的这股理性的制约力量对王权政治来说意义重大。中国王权政治存生数千年，故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儒士阶层的功用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