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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随着其形式不断被演绎与改编，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在不断经历流变与重塑，失去了真实原貌。本文以《西游记》小说中的唐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唐僧的复杂形象与矛盾性格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分析与研究，以期实现对人性本真的回归。
关键词：《西游记》 唐僧 真实形象
中国古代的“西游”故事可谓源远流长、家喻户晓。不同的“西游”版本类型，演绎出各不相同的取经故事和多样化的唐僧师徒形象。明代作家吴承恩以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为蓝本，大量汲取民间传说的精华，创作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从而实现了由戏曲向小说的蜕变，“实现了取经故事与修心主旨的升华”。[1]作为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小说《西游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原著中的唐僧形象本就颇多争议，自86版电视剧《西游记》对唐僧形象进行重塑后，其形象在不断发生流变。固然新的唐僧深受观众喜爱，但其形象却失去了原著中应有的复杂与真实。
《西游记》小说中的唐僧，不同于其他作品类型中单一化得人物形象。在吴承恩笔下，他是一个得道高僧，又拥有着凡人的弱点。其本性是善良的，却又时常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因而，他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体，复杂而又真实。
一.坚定不移与胆小懦弱
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2]。唐僧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前后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坚定不移，另一方面却又胆小懦弱。
在还未出发之前，唐僧对西天取经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3]“并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3]寺里的僧人问起“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3]玄奘则“以手指自心”答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3]使得众僧人人称羡，个个宣扬“忠心赤胆大阐法师。”[3]这里，唐僧表现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勇敢的一面。
然而在取经途中，他每一次遇到危险却是“吓地哭泣”、“堕下马来”、“心惊打颤”、“翻白眼，往后打仰”。[3]小说第十三回，法师第一次遇到妖魔便唬得个魂飞魄散，见到猎户也是“跪在路旁”直喊救命。等到了愁鹰涧，唐僧的白马被贬下凡间的三太子吃了，孙悟空欲去寻马，唐僧则扯住孙悟空不放，不让孙悟空离开自己的身边，担心“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只急得孙悟空左右两难。在第十六回，孙悟空欲找熊怪索要袈裟，唐僧首先想到的是：“你去了时，我却何依？”[3]佛家修士讲究“五蕴皆空”[3]，凡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虚空，即使是死亡也不足以撼动其心。但是唐僧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坚定无畏，反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
可见，唐僧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得道高僧。虽然立志取经，不畏艰险，但是遇到危险也会害怕畏缩，从得道高僧变成了普通凡人，帶上真实的“人味”。
二.慈悲善良与偏执无理
作为一个出家人，唐僧待人接物都秉持慈悲善良，但对待自己的徒弟孙悟空却显得偏执无理，使得二人的矛盾不断。
在小说第二十七回，白骨夫人变作年轻女子来斋僧，唐僧苦口婆心地劝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告诫她山中行走危险，还是要带侍儿随从。女子笑吟吟陪俏语送上斋饭，三藏以“徒弟摘果子去了”[3]为由，拒绝了女子的好意，并且担心“丈夫晓得后”[3]责怪女子。西天路上即使是遇到疑是妖魔的路人，唐僧也要坚持“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3]“快去救他下来，强似取经拜佛。”[3]更以“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3]的道理告诫徒弟。
然而，在面对一路上降妖除魔、忠心护师的孙悟空时，唐僧却常常不听辩解，误信谗言，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偏执与无理。小说第三十九回，唐僧询问如何救得乌鸡国国王，悟空推辞几句，便被八戒在一旁蛊惑唐僧“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3]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儿咒，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小说第四十回，红孩儿戏弄师徒四人，悟空一心护师，却被唐僧怀怒“这个泼猴，十分弄我”，[3]却是要念“紧箍儿咒”，最后被沙僧苦劝才上马又行。唐僧在对待妖怪化作的普通人时都慈悲善良，面对自己的徒弟却不能宽容理解，反而表现出封建家长式的独断和专横。尤其是在悟空替他打死抢劫的强盗时，唐僧却是不顾师徒之情道：“你到森罗殿下兴词， 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3]丝毫不顾悟空是为保护他才打死强盗，反而是担心到了地府“倒树寻根”连累了他。
对待众生是以慈悲为怀，善良可亲，对待徒弟悟空却是偏执无理，这样的一种矛盾行为使得唐僧的形象更为饱满和丰富。
三.追求超脱与世俗贪好
唐僧本身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高僧，严守佛教的一切清规戒律， 凡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虚空，“富贵不至动其志，淫欲难以动其情，美食不能开其味。”[4]一心追求超脱世俗，到达彼岸成佛的唐僧，在取经路上却不能持心戒念，表现出其世俗的一面。
在小说中，法师的使命是奉唐王之旨，去西天求取三藏大乘佛法，惟因大乘佛法能“超亡者升天，度难人脱苦，修无量寿身，作无来无去”[3]。他求法的目的，一是为弘扬佛法，使“法轮回转”[3]；二是想祈保大唐江山昌盛，即“皇图永固”[3]。因此而博得唐王的最高隆遇，被称为“御弟圣僧”[3]。由此，我们知道他的行为与使命其实就是“忠君报国”。正如唐僧在第十二回中所言：“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3]一方面是作为佛教徒在修行上的超脱，另一方面则是世俗的忠君报国，可见唐僧的取经目的本身就存在矛盾性。 非但如此，唐僧对于女色，其内心也有世俗贪好的一面。小说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一节，妇人对唐僧许以诱惑，唐僧先是“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3]，后来却是推脱让悟空留下，然后转头去问沙僧。不是一口回绝，而是带着商量的口吻和心思，可见唐僧心底也并不是毫无私心。小说中第五十四回，女儿国的女王以财、色、权为筹码求婚而不是逼婚时，他开始“低头不语”，然后才问：“悟空，凭你怎么说好”。[3]及至悟空说“千里姻缘似线牵”时，他又说“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却不是坏了我大唐之帝王也？”[3]佛家戒律中，“色”亦是五戒之一，即“不邪淫”。然而作为佛家弟子的唐僧，对于“色”也并非是避之不及，彻底放弃。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在内心思考权衡，随后一语则道出其心结所在。不是不想贪图富贵，而是不敢，担心“坏了我大唐之帝王也”3]。
由此可见，超凡脱俗的唐僧在小说中并没有摒弃七情六欲，而是带有几分人味，表现出普遍人性下的真实内心。追求超脱与世俗贪好，二者相互矛盾而又真实地并存于唐僧形象之中。
其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特有的唐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唐僧。这是作家着意塑造與读者的文化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唐僧的真实形象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艺思潮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渗透着时代的文化理想，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的认知和解读。唐僧在小说中表现出前后不一的矛盾行为，其实是作者精心塑造，借以凸显人性的真实内在。如果将视野透过单纯的人物形象，带着形而上的哲学追问透析人物内核，唐僧的形象就上升到了哲学层面，表现出道德与人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由此，我们可以反观自身，照见人性。小说中的唐僧一边啼哭一边朝前走，尽管被妖魔吓得心惊胆战，但从不畏缩放弃，最后超越有限的自身，实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这就证明，人生的价值在于修炼“心性”，完成人性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吴承恩.西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07.
[4]赖永海著.中国佛性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西游记》 唐僧 真实形象
中国古代的“西游”故事可谓源远流长、家喻户晓。不同的“西游”版本类型，演绎出各不相同的取经故事和多样化的唐僧师徒形象。明代作家吴承恩以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为蓝本，大量汲取民间传说的精华，创作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从而实现了由戏曲向小说的蜕变，“实现了取经故事与修心主旨的升华”。[1]作为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小说《西游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原著中的唐僧形象本就颇多争议，自86版电视剧《西游记》对唐僧形象进行重塑后，其形象在不断发生流变。固然新的唐僧深受观众喜爱，但其形象却失去了原著中应有的复杂与真实。
《西游记》小说中的唐僧，不同于其他作品类型中单一化得人物形象。在吴承恩笔下，他是一个得道高僧，又拥有着凡人的弱点。其本性是善良的，却又时常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因而，他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体，复杂而又真实。
一.坚定不移与胆小懦弱
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2]。唐僧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前后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坚定不移，另一方面却又胆小懦弱。
在还未出发之前，唐僧对西天取经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3]“并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3]寺里的僧人问起“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3]玄奘则“以手指自心”答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3]使得众僧人人称羡，个个宣扬“忠心赤胆大阐法师。”[3]这里，唐僧表现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勇敢的一面。
然而在取经途中，他每一次遇到危险却是“吓地哭泣”、“堕下马来”、“心惊打颤”、“翻白眼，往后打仰”。[3]小说第十三回，法师第一次遇到妖魔便唬得个魂飞魄散，见到猎户也是“跪在路旁”直喊救命。等到了愁鹰涧，唐僧的白马被贬下凡间的三太子吃了，孙悟空欲去寻马，唐僧则扯住孙悟空不放，不让孙悟空离开自己的身边，担心“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只急得孙悟空左右两难。在第十六回，孙悟空欲找熊怪索要袈裟，唐僧首先想到的是：“你去了时，我却何依？”[3]佛家修士讲究“五蕴皆空”[3]，凡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虚空，即使是死亡也不足以撼动其心。但是唐僧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坚定无畏，反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
可见，唐僧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得道高僧。虽然立志取经，不畏艰险，但是遇到危险也会害怕畏缩，从得道高僧变成了普通凡人，帶上真实的“人味”。
二.慈悲善良与偏执无理
作为一个出家人，唐僧待人接物都秉持慈悲善良，但对待自己的徒弟孙悟空却显得偏执无理，使得二人的矛盾不断。
在小说第二十七回，白骨夫人变作年轻女子来斋僧，唐僧苦口婆心地劝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告诫她山中行走危险，还是要带侍儿随从。女子笑吟吟陪俏语送上斋饭，三藏以“徒弟摘果子去了”[3]为由，拒绝了女子的好意，并且担心“丈夫晓得后”[3]责怪女子。西天路上即使是遇到疑是妖魔的路人，唐僧也要坚持“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3]“快去救他下来，强似取经拜佛。”[3]更以“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3]的道理告诫徒弟。
然而，在面对一路上降妖除魔、忠心护师的孙悟空时，唐僧却常常不听辩解，误信谗言，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偏执与无理。小说第三十九回，唐僧询问如何救得乌鸡国国王，悟空推辞几句，便被八戒在一旁蛊惑唐僧“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3]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儿咒，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小说第四十回，红孩儿戏弄师徒四人，悟空一心护师，却被唐僧怀怒“这个泼猴，十分弄我”，[3]却是要念“紧箍儿咒”，最后被沙僧苦劝才上马又行。唐僧在对待妖怪化作的普通人时都慈悲善良，面对自己的徒弟却不能宽容理解，反而表现出封建家长式的独断和专横。尤其是在悟空替他打死抢劫的强盗时，唐僧却是不顾师徒之情道：“你到森罗殿下兴词， 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3]丝毫不顾悟空是为保护他才打死强盗，反而是担心到了地府“倒树寻根”连累了他。
对待众生是以慈悲为怀，善良可亲，对待徒弟悟空却是偏执无理，这样的一种矛盾行为使得唐僧的形象更为饱满和丰富。
三.追求超脱与世俗贪好
唐僧本身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高僧，严守佛教的一切清规戒律， 凡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虚空，“富贵不至动其志，淫欲难以动其情，美食不能开其味。”[4]一心追求超脱世俗，到达彼岸成佛的唐僧，在取经路上却不能持心戒念，表现出其世俗的一面。
在小说中，法师的使命是奉唐王之旨，去西天求取三藏大乘佛法，惟因大乘佛法能“超亡者升天，度难人脱苦，修无量寿身，作无来无去”[3]。他求法的目的，一是为弘扬佛法，使“法轮回转”[3]；二是想祈保大唐江山昌盛，即“皇图永固”[3]。因此而博得唐王的最高隆遇，被称为“御弟圣僧”[3]。由此，我们知道他的行为与使命其实就是“忠君报国”。正如唐僧在第十二回中所言：“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3]一方面是作为佛教徒在修行上的超脱，另一方面则是世俗的忠君报国，可见唐僧的取经目的本身就存在矛盾性。 非但如此，唐僧对于女色，其内心也有世俗贪好的一面。小说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一节，妇人对唐僧许以诱惑，唐僧先是“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3]，后来却是推脱让悟空留下，然后转头去问沙僧。不是一口回绝，而是带着商量的口吻和心思，可见唐僧心底也并不是毫无私心。小说中第五十四回，女儿国的女王以财、色、权为筹码求婚而不是逼婚时，他开始“低头不语”，然后才问：“悟空，凭你怎么说好”。[3]及至悟空说“千里姻缘似线牵”时，他又说“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却不是坏了我大唐之帝王也？”[3]佛家戒律中，“色”亦是五戒之一，即“不邪淫”。然而作为佛家弟子的唐僧，对于“色”也并非是避之不及，彻底放弃。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在内心思考权衡，随后一语则道出其心结所在。不是不想贪图富贵，而是不敢，担心“坏了我大唐之帝王也”3]。
由此可见，超凡脱俗的唐僧在小说中并没有摒弃七情六欲，而是带有几分人味，表现出普遍人性下的真实内心。追求超脱与世俗贪好，二者相互矛盾而又真实地并存于唐僧形象之中。
其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特有的唐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唐僧。这是作家着意塑造與读者的文化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唐僧的真实形象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艺思潮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渗透着时代的文化理想，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的认知和解读。唐僧在小说中表现出前后不一的矛盾行为，其实是作者精心塑造，借以凸显人性的真实内在。如果将视野透过单纯的人物形象，带着形而上的哲学追问透析人物内核，唐僧的形象就上升到了哲学层面，表现出道德与人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由此，我们可以反观自身，照见人性。小说中的唐僧一边啼哭一边朝前走，尽管被妖魔吓得心惊胆战，但从不畏缩放弃，最后超越有限的自身，实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这就证明，人生的价值在于修炼“心性”，完成人性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吴承恩.西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07.
[4]赖永海著.中国佛性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