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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60至90年代，红学研究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跌宕。陈毓罴先生见证了这一过程。其红学研究独立不倚，能够摆脱时政影响，潜心深入探讨关于《红楼梦》的版本、成书以及作者身世等基础性课题，获得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就并非偶然。从陈毓罴先生治学路径与方法来看，他是秉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唯实精神，也汲取了域外文艺理论精髓，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又辅之以周全翔实的文献考证，这使他的研究既大处落墨又针脚细密，总是能够把握红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陈毓罴先生的红学研究立足于历史文化和民俗的土壤，为我们发掘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微内蕴，保持着传统的延续递嬗性。陈先生的《西游记》、《浮生六记》研究也别开生面，影响广远。
关键词：红学研究；文献考证；《西游记》成书；《浮生六记》残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1-008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毓罴先生（1930-2010），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近60年，学养功力深厚，学风质实严谨，在红学研究及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先生不畏辛劳、殚精竭虑，爬梳典籍文献，纵横探寻考据，孜孜致力于文献学研究。多年从事考证研究的积累与心得，使他尤为服膺王国维先生有关“近代学术三弊”的有关论述：“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陈先生认为这些分析切中要害，值得学人谨记。自50年代末留苏归来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他始终以静安先生的训诫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在优秀学人如群星辉耀、素以文献研究擅胜的文学所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切实遵行此准则。言必有据，思辨周详，立论从不轻出；每一篇论文都是论据翔实，见解分明，从不写空头文章。一篇篇考据之文。既经得起资料与学理上的推敲，也耐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灼灼焕彩，足以为后学提供启迪。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曾对此有不同看法，俞平伯等人认为是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认为是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文学所接受有关方面领导的委托，要弄清曹雪芹去世的确切年份，作出一个大体可靠的结论。陈先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工作，查阅了曹雪芹的朋友敦诚、敦敏的诗文集《懋斋诗钞》、《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诗》等，仔细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抄本。对相关的各种资料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两篇论文《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引起很大反响。1962年，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举办座谈会，请意见不同的两方各抒己见，会议由茅盾主持。在这次座谈会上，吴恩裕仍坚持“癸未说”，并补充了新采集的香山一带的民间传说，并提及癸未年没有大年三十，曹雪芹去世的除夕之夜下了雪等佐证材料。座谈会之后，陈先生再次进行细致的查证，还特地调阅了清代的万年历《御定万年书》，知道乾隆二十八年是有大年三十的；又查阅了当时的皇家观象台的气象记录《晴雨录》，据该录记载癸未年除夕并未下雪；还查阅了乾隆本人于此年除夕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撰多首御制诗，均未提及该年除夕有雪。在这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写出了研究报告《关于曹雪芹卒年给茅盾同志的信》，再次确认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说。后来在举行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就初步确定为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2月12日。以后各种相关展览的说明介绍性文字，都持乾隆二十七年说，不过也补充一条，提及“另一说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如今这一说法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或许是由于“红学”作为一个曾经受到权力上层高度关注的特殊研究学科，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它迅速升温，并终于达到“过热”程度。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些曹雪芹研究的“新材料”：计有两幅所谓的“曹雪芹画像”和名为《废艺斋集稿》的“曹雪芹佚著”。当时的红学界对它们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众说纷纭。对此陈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写出多篇论文辨伪析疑。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篇是《曹雪芹佚著辨伪》和《曹雪芹画像辨伪》。当时有学者推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
《废艺斋集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陈先生等人经过细读，发现其中疑点甚多。决定撰文质疑。例如其中有一篇署名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其内容记述一次朋友聚会，曹雪芹为朋友们放风筝，而且所放风筝都是他自己制作的。文章所提到的一些参与者像董邦达等确实史有其人，并且身为高官。对于这一“佚著”，吴恩裕等学者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当时也不乏质疑者，感到它的文字风格似乎不像是乾隆时期的。不过只凭感觉还是不足为证，必须拿出确实的材料证据。这个工作难度颇大，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陈先生等人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走访故宫博物院，查看了诸如《晴雨录》，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以及《爱新觉罗宗谱》等大量资料。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了《废艺斋集稿》在内容上的诸多疑点。例如《瓶湖懋斋记盛》中所提及敦敏的堂弟敦惠，在宗谱中，却并无此人踪影，只有一个敦慧，而在“盛会”之时他尚未出生。况且作为“宗室”成员，此人也不可能向曹雪芹学习制作纸鸢，更不可能如文中所述，被挑选进内务府充当匠人。再从敦敏的诗文集来看，此一“盛会”举行的时间距其丧母之痛尚不满一年，应该还处于守制期。按照常规，守制期间作为孝子必须闭门谢客，停止娱乐交游，自然也就不应该在户外嬉玩放风筝以及邀约友朋宴饮聚会，所以这次“盛会”很可怀疑。还有那篇托名为董邦达所作的《序》，尤为拘泥滞涩，文笔粗疏。观其行文风格，颇为俗浅直白，与当时作为古文名家的董邦达的那种凝练而沉郁蕴藉的文章风格差异很大，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人手笔。陈先生通过多方面的分析比较，以充实的论据、犀利的剖析完成了对于曹雪芹“佚著”的证伪工作。
《曹雪芹画像辨伪》也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为了解决两幅流传甚广的题署为“雪芹先生小照”的画像的真伪问题，陈先生等人对众多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这两幅画像都不是曹雪芹，一幅是乾隆年间的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一个幕客俞瀚的像，另一幅的像主是金梯愚。这一研究成果同样廓清了有关曹雪芹研究的重重疑氛——如果这两幅画像果真是曹雪芹，从画像上的题词来看，就意味着曹雪芹晚年曾经游幕金陵，是两江总督的座上客，并且与地位尊贵的皇八子以及一大批高官、状元、翰林等上层人物有密切的交往。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有诗描绘过曹晚年的贫困生活：“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又描绘了曹雪芹身后的寂寞萧条景象：“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根本就不像有众多高朋贵友的状态。因此鉴定曹雪芹的画像，不只是一个判断文物价值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对曹雪芹身世经历的了解与其思想性格的认识。 在陈先生等人扎实严谨的考证文章问世之后，“画像”风波很快就销声匿迹。此后又现一些余波，仿佛在为陈先生等人的结论做出一个印证。鉴于学界的质疑，河南省博物馆从1979年底到1983年初，也曾经专门就此事进行了多次调查。调查小组几经走访，终于找到当年所谓“曹雪芹画像”的作伪者，原来是商丘的一名文物商贩朱某，从俞姓人家收购到一部俞瀚的诗文卷册，扉页上有俞瀚画像。为了易于出手，就挖改伪托为曹雪芹之像。而这样出炉的一件赝伪文物，却在毫不知情的红学家们那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曹雪芹研究，这样富有颠覆性的“新资料”自然会产生轰动效应。而河南省博物馆的发现则最终证明，陈先生等人的质疑与否定确为中肯不易之论。
像陈先生这样的立足于基础资料的扎实细致的考证研究，对于当时的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种根本性的保障作用，有效地避免了鱼目混珠、以讹传讹的不良局面。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基础性的文献研究之重要地位，当年，文学所正因为有了像陈先生这样一些学者严谨认真的考证辨析与质疑，那些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纷纭出炉、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有关曹雪芹身世的文物赝品才纷纷落马、原形毕露。红学领域才恢复了一片清净天地。
辨伪析疑、针砭虚比浮词，构成了陈先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红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体现了他长于论述、逻辑严密、气势充沛的学术风格。而谈到陈先生红学研究的主旋律，应该说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民俗、民间文化研究。从1982年到1995年的十几年问，陈先生完成了《（红楼梦）说书考》、《红楼梦怀古诗试释》、《（红楼梦）与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让我们看到。陈先生的红学研究不只是局限于辨伪的论证，也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研究。如对《红楼梦》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薛宝琴所作十首《怀古诗》的谜底探寻，历来一直吸引着读者们的兴趣。这些诗汇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典故，不独词句优美，更富有新颖灵动的思想见解。但由于小说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谜底，于是引发众多读者去猜谜解答，努力想打破闷葫芦。当年曾有很多读者纷纷写信给文学研究所，询问对于这十首怀古诗的解释。所长何其芳就委托陈先生做一些研究，集中解答大家的疑问。可见，当年陈先生加入“猜谜”行列，本是接受委派，作为一项研究任务，而并非出自闲情消遣。当然，以陈先生丰富的学识、生动的文笔，他撰写的这篇考证文章读来却也情趣盎然，饶有韵味。《红楼梦怀古诗试释》对十首怀古诗，从史传以及民俗文化角度进行深入全面的解析，认为它们不单单是作者的游戏之笔，同时也暗含“十二钗”的命运走向，对于理解《红楼梦》全书寓意也是颇有深意的。继此文之后，陈先生又写有《三春去后诸芳近——怀古诗三首试析》，这篇论文主要围绕“红楼梦十二钗”里面的三个人物：迎春、探春和惜春的命运，针对当时的一些不够贴切合理的解说，进行了视角独特的剖析。此二篇论文探讨的对象虽属琐细枝节，然而确又具有小中见大的格局，在有限篇幅里，仍然从容论述，游刃有余，通过非常具体的剖析，阐发一些人所未见的问题。征引详赡、议论风发，让我们领略了何谓大家气度。
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政治狂潮动荡起伏的特殊历史时期，陈先生仍然能够坚守严谨信实的学术立场，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既不趋奉阿附，也未曾随波逐流。而是一直立足于艰苦扎实的考证研究，解决的是一个个实际问题，对于红学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成绩。让自己的学术方向始终遵循社会历史与民俗文化的本位，这样一种严谨求实、独立不倚的学术姿态是难能可贵的。而我们如果深入探寻，就会知道陈先生对于学术的这一份真情投入绝非偶然。这始于少年时期的传统文化涵养、新文学的洗礼、青年时期留学异邦接受现代文艺理论的启迪，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进入文学所古代室这样一个名家云集、擅胜文献考据的学术团队，得之于师友间的陶铸熏沐，正是由于这些明显或潜隐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涵养和影响，最终决定了陈先生在学术上行走的是一条广泛占有资料、严谨认真立论的承袭乾嘉朴学风格的治学道路。对于现代文艺理论的深入理解，又让他的研究得以突破传统考据的狭小格局，引入宽广的社会历史大视角，可以说，陈先生在知识格局上得天独厚地承袭了中西历史文化的精粹，而他过人的天资颖悟，让他对于传统与新潮的熔铸化用达成很好的契合，使他的学术研究如鱼得水、纵横恣肆而气度不凡。正是来自传统文化与新的文艺思潮的滋养和陶冶，奠定了陈先生在治学上“崇实求新”的鲜明风格，也让他在长期治学生涯中从无迎合或偏执，能够始终坚守严谨信实的学术立场，成为文学所老一代学者中学养、德行都堪为后学楷模的优秀学人。
1959年，陈先生完成4年的留苏学习，回国后进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0年，他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文学史的编撰一共分为三个时间段——从上古到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陈先生参加的是元明清部分的编撰。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明代一段的研究力量相对比较单薄。陈先生的加盟，使得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对于明代的小说戏剧与诗文，他都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承担了关于《西游记》、《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及有关前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的编写内容，所撰写的章节在文字表述与理论分析方面均有出色表现。例如《西游记》这一章写出后，曾经受到何其芳同志的赞赏，打印稿送到北大征求意见时，又获吴组缃先生的首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2年版的文学史不仅是一部备受好评的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学术史含义。文学史这种学术表述形式移植于西方文学研究体系。自20世纪初，中国学界就一直努力尝试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有了许多学术积累，其中也不乏耀眼的成果，如刘大杰、王瑶等人的文学史著作。不过学界一直在期待着一个更为成熟规范的文学史样本，否则，文学史研究总让人感到还没有修成正果。而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文学研究所1962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1962年版的文学史仅从其问世的时间来看已经是间不容发，历史的嬗变就要到达临界点：此时距离文革的爆发已经近在眼前。然而那时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文化建设时期，我们不由得要感念当年那些积极促成《中国文学史》编写的人们如郑振铎、何其芳等前辈学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或许这样一部权威性的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会继续拖延下去，而当思想文化上的极左风暴强势袭来、横扫一切的时候，这部文学史即使能够问世，它也完全可能面目全非。 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六七十年代的红学论争、研究之后，陈先生投入比较多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西游记》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持续30年之久。这方面的论文有《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吴承恩（西游记）成书于晚年说新证》、《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等。
对于《西游记》的研究，陈先生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应该重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成书的贡献。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这些早期作品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其间有着巨大的飞跃。陈先生不同意那种简单地套用“民众口头创作、漫长时间积累”的固定模式去解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论点，因为那样的话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陈先生认为吴承恩不会是简单地记录、整理已有的文学素材，来写成《西游记》的，而是在原有的故事格局之上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改造和创新。例证之一是，陈先生从《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中发现铁扇公主所持的真是一把铁质扇子，也不能产生大小变化，是吴承恩把它改造成为“芭蕉扇”，这样更吻合扇子的持有者是女子的人物身份，而且他还让这个芭蕉扇忽大忽小，可以伸缩，就更富有神奇的艺术表现力。与此类似的是金箍棒也可大可小，这一情节也是出自吴承恩的创造。
在《西游记》中还有很多故事情节上的增添和改变，是与吴承恩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陈先生考证出吴承恩曾经做过长兴县丞，是个八品小官，帮助知县处理公务，管钱粮和马政。当时的制度是军马由地方包养，养得好是应当如此，如若饲养不当，马匹病死，就会受到责罚。显然这是一个无功有过、动辄得咎的苦差使。吴承恩会有许多积郁不满，他把这些委屈赋予了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人们可以看到孙悟空也在养马，玉皇大帝对他的功劳并不重视，他连蟠桃宴也没有资格参加，最后孙悟空愤然反出天门。这些情节应该说寄托了作者本人的不满和想象。而在《取经诗话》与西游杂剧中，都没有孙悟空在天宫养马的情节，很明显，这个情节是吴承恩的创造。还有，吴承恩做县丞时的上司是县令归有光。吴承恩个性诙谐通达，归有光则拘谨迂执，两人个性相左，合作一直不愉快。后来吴承恩被诬告有贪污行为，归有光却没有出面为吴承恩辩护，使吴承恩最终被解职，黯然离去。而从《西游记》中唐僧与孙悟空这一对师徒身上，可以看到归有光和吴承恩关系的投影。唐僧作为领导者，能力并不高，却一味苛责劳苦功高的徒弟。尤其是他不信任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徒弟，却偏听轻信妖怪的谎言，毫不留情地赶走了孙悟空。许多人读到这些情节，会感到难以理解，弄不懂唐僧为什么这样不近情理。但是我们如果把作者的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中潜藏的寓意以及作者为什么在唐僧身上寄托这么多消极的性格特点，诸如轻信、胆小、在危急关头唯求自保、容易翻脸无情等。在小说的故事里蕴含着作者现实人生的投影。此外，陈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应该是在他长兴县丞卸任之后，在荆王府纪善任内所写，故为晚年之作，时年大约在62岁左右。
陈先生完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篇有关《西游记》成书研究的论文《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功力甚深，非同小可。解决的问题也极具学术意义。围绕《西游记》的成书，一直有许多无法确认的问题。这样一部文笔纵横恣肆、想象丰富不凡的神话小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的依据，研究界一直弄不清楚。关键是在成熟的章回小说《西游记》之前，应该有一个小说蓝本或雏形。可是人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一个书名《西游记平话》，猜测它有可能是小说《西游记》的蓝本。但是这书到底面目如何？却无人知晓。陈先生慧心独运，独辟蹊径，从广西地方流行的民间宗教“魔公教”的两种新发现的科仪秘本《佛门取经道场·科书卷》和《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入手，注意到其中有大量西游记故事的内容，再对比现今仅存的两种《西游记》成书史料《朴通事谚解》和《销释真空宝卷》，发现它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推导出这几种资料应是同出一源，而这个来源，应该就是《西游记平话》或者相当于它的一个蓝本。“魔公教”本是明清时期从内地迁徙到桂西地区的移民群体所信奉的道教流派，而保存于这些流寓人群中的民间宗教秘典由于代代传承奉守，其内容相当稳定本色，恰恰可以保留像《西游记平话》这样的古本小说的部分残存内容。而通过宝卷中留存的这些《西游记》故事的早期轮廓，就可以勾勒出这部神奇小说的发展演变轨迹，陈先生以这种广博而坚实的文献考证工作，在《西游记》成书研究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
陈先生的《浮生六记》研究亦堪称厚重扎实，实现了多种突破，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又一个制高点。例如解决了有关作者身世和作品写作的地点等重要疑点，并详实论证该书现存五、六两记乃后人假托等。而在这些骄人业绩背后，是他长达十几年时间的辛勤劳作、默默耕耘。1982年，陈先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曾去哈佛大学讲演，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清代嘉庆十三年使团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的报告《续琉球国志》和琉球一方的档案《历代宝案》，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令他由衷喜悦。通过多年细致深入的研究，得以确定沈复生平经历及《浮生六记》写作地点等重要事实。陈先生以翔实的考证，探悉沈复在家破妻亡之后曾一度出游，在友人石韫玉府中作幕。后经石推荐，进入清廷赴琉球使团，以“从客”身份随同出使琉球，曾在琉球那霸港的“天使馆”驻留数月，在此期间，写作了回忆往昔经历的《浮生六记》。而且陈先生通过充分考证，论证该书现存之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实为伪托，为后人截取李鼎元《使琉球记》与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之部分内容而赝续，原作的该两部分内容已经散失。时间进入2010年，又一种被疑为沈复之作的古书《琉球国记略》出现于坊间，其真伪一时难以定论。陈先生不顾衰病之身，又一次倾力投入，细心考证，精辟设论，撰写《（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辨》，将其学术生涯中的绝笔之论奉献给《浮生六记》研究。
除了这些关于作者身世与成书过程的考证。陈先生也进行了对于《浮生六记》的文化研究，认为《浮生六记》作为一部质朴平易的纪实性散文，难能可贵地记录了一对普通夫妻的家庭生活，不但描写了他们的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也传达出他们的真挚情感。在常人看来此书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可比性，陈先生却独具只眼，看出它在抒写真情、反抗礼教束缚等方面，实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堪称是体现中国近世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坛双璧，未可多得。在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最终未能结为连理，留下爱情的遗憾，而现实生活中的沈复、陈芸却由表姐弟而成为夫妻，共同生活了20余年，备尝坎坷穷愁又相依为命，他们这种清贫又不乏温馨的婚姻生活几乎就是贾、林未能实现的婚姻前景的现实写照。在陈先生的专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里，是把沈复、陈芸作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的参照人物来定位的。虽然沈、陈是现实人物，而贾、林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但是这两组人物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抗拒世俗之见的侵蚀和礼教的束缚，要求个性自由，追求一种具有情趣和美感的人生；在感情问题上，都看重双方精神上的契合融洽。这样的人生价值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陈毓罴的治学，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他考证精微又并不局限于考证，而是把艺术风格的辨析纳入考证的范围：并将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深人理解融会贯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而这一切奠定了陈先生在治学上独有的博学精思、善于论古出新的学术风格。在同时期的学者群体之中，陈先生的著述，在数量上也许不是最丰盛的一个，但是在学术的质量上则是稳居上乘之列。他的立论，看上去质朴严谨，不事声华，却沉稳大气，蕴含深厚，见解独具，犹如春雨润物无声，足以启迪后学，涵养学术。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红学研究；文献考证；《西游记》成书；《浮生六记》残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1-008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毓罴先生（1930-2010），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近60年，学养功力深厚，学风质实严谨，在红学研究及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先生不畏辛劳、殚精竭虑，爬梳典籍文献，纵横探寻考据，孜孜致力于文献学研究。多年从事考证研究的积累与心得，使他尤为服膺王国维先生有关“近代学术三弊”的有关论述：“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陈先生认为这些分析切中要害，值得学人谨记。自50年代末留苏归来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他始终以静安先生的训诫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在优秀学人如群星辉耀、素以文献研究擅胜的文学所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切实遵行此准则。言必有据，思辨周详，立论从不轻出；每一篇论文都是论据翔实，见解分明，从不写空头文章。一篇篇考据之文。既经得起资料与学理上的推敲，也耐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灼灼焕彩，足以为后学提供启迪。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曾对此有不同看法，俞平伯等人认为是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认为是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文学所接受有关方面领导的委托，要弄清曹雪芹去世的确切年份，作出一个大体可靠的结论。陈先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工作，查阅了曹雪芹的朋友敦诚、敦敏的诗文集《懋斋诗钞》、《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诗》等，仔细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抄本。对相关的各种资料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两篇论文《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引起很大反响。1962年，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举办座谈会，请意见不同的两方各抒己见，会议由茅盾主持。在这次座谈会上，吴恩裕仍坚持“癸未说”，并补充了新采集的香山一带的民间传说，并提及癸未年没有大年三十，曹雪芹去世的除夕之夜下了雪等佐证材料。座谈会之后，陈先生再次进行细致的查证，还特地调阅了清代的万年历《御定万年书》，知道乾隆二十八年是有大年三十的；又查阅了当时的皇家观象台的气象记录《晴雨录》，据该录记载癸未年除夕并未下雪；还查阅了乾隆本人于此年除夕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撰多首御制诗，均未提及该年除夕有雪。在这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写出了研究报告《关于曹雪芹卒年给茅盾同志的信》，再次确认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说。后来在举行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就初步确定为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2月12日。以后各种相关展览的说明介绍性文字，都持乾隆二十七年说，不过也补充一条，提及“另一说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如今这一说法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或许是由于“红学”作为一个曾经受到权力上层高度关注的特殊研究学科，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它迅速升温，并终于达到“过热”程度。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些曹雪芹研究的“新材料”：计有两幅所谓的“曹雪芹画像”和名为《废艺斋集稿》的“曹雪芹佚著”。当时的红学界对它们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众说纷纭。对此陈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写出多篇论文辨伪析疑。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篇是《曹雪芹佚著辨伪》和《曹雪芹画像辨伪》。当时有学者推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
《废艺斋集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陈先生等人经过细读，发现其中疑点甚多。决定撰文质疑。例如其中有一篇署名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其内容记述一次朋友聚会，曹雪芹为朋友们放风筝，而且所放风筝都是他自己制作的。文章所提到的一些参与者像董邦达等确实史有其人，并且身为高官。对于这一“佚著”，吴恩裕等学者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当时也不乏质疑者，感到它的文字风格似乎不像是乾隆时期的。不过只凭感觉还是不足为证，必须拿出确实的材料证据。这个工作难度颇大，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陈先生等人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走访故宫博物院，查看了诸如《晴雨录》，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以及《爱新觉罗宗谱》等大量资料。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了《废艺斋集稿》在内容上的诸多疑点。例如《瓶湖懋斋记盛》中所提及敦敏的堂弟敦惠，在宗谱中，却并无此人踪影，只有一个敦慧，而在“盛会”之时他尚未出生。况且作为“宗室”成员，此人也不可能向曹雪芹学习制作纸鸢，更不可能如文中所述，被挑选进内务府充当匠人。再从敦敏的诗文集来看，此一“盛会”举行的时间距其丧母之痛尚不满一年，应该还处于守制期。按照常规，守制期间作为孝子必须闭门谢客，停止娱乐交游，自然也就不应该在户外嬉玩放风筝以及邀约友朋宴饮聚会，所以这次“盛会”很可怀疑。还有那篇托名为董邦达所作的《序》，尤为拘泥滞涩，文笔粗疏。观其行文风格，颇为俗浅直白，与当时作为古文名家的董邦达的那种凝练而沉郁蕴藉的文章风格差异很大，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人手笔。陈先生通过多方面的分析比较，以充实的论据、犀利的剖析完成了对于曹雪芹“佚著”的证伪工作。
《曹雪芹画像辨伪》也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为了解决两幅流传甚广的题署为“雪芹先生小照”的画像的真伪问题，陈先生等人对众多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这两幅画像都不是曹雪芹，一幅是乾隆年间的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一个幕客俞瀚的像，另一幅的像主是金梯愚。这一研究成果同样廓清了有关曹雪芹研究的重重疑氛——如果这两幅画像果真是曹雪芹，从画像上的题词来看，就意味着曹雪芹晚年曾经游幕金陵，是两江总督的座上客，并且与地位尊贵的皇八子以及一大批高官、状元、翰林等上层人物有密切的交往。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有诗描绘过曹晚年的贫困生活：“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又描绘了曹雪芹身后的寂寞萧条景象：“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根本就不像有众多高朋贵友的状态。因此鉴定曹雪芹的画像，不只是一个判断文物价值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对曹雪芹身世经历的了解与其思想性格的认识。 在陈先生等人扎实严谨的考证文章问世之后，“画像”风波很快就销声匿迹。此后又现一些余波，仿佛在为陈先生等人的结论做出一个印证。鉴于学界的质疑，河南省博物馆从1979年底到1983年初，也曾经专门就此事进行了多次调查。调查小组几经走访，终于找到当年所谓“曹雪芹画像”的作伪者，原来是商丘的一名文物商贩朱某，从俞姓人家收购到一部俞瀚的诗文卷册，扉页上有俞瀚画像。为了易于出手，就挖改伪托为曹雪芹之像。而这样出炉的一件赝伪文物，却在毫不知情的红学家们那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曹雪芹研究，这样富有颠覆性的“新资料”自然会产生轰动效应。而河南省博物馆的发现则最终证明，陈先生等人的质疑与否定确为中肯不易之论。
像陈先生这样的立足于基础资料的扎实细致的考证研究，对于当时的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种根本性的保障作用，有效地避免了鱼目混珠、以讹传讹的不良局面。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基础性的文献研究之重要地位，当年，文学所正因为有了像陈先生这样一些学者严谨认真的考证辨析与质疑，那些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纷纭出炉、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有关曹雪芹身世的文物赝品才纷纷落马、原形毕露。红学领域才恢复了一片清净天地。
辨伪析疑、针砭虚比浮词，构成了陈先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红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体现了他长于论述、逻辑严密、气势充沛的学术风格。而谈到陈先生红学研究的主旋律，应该说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民俗、民间文化研究。从1982年到1995年的十几年问，陈先生完成了《（红楼梦）说书考》、《红楼梦怀古诗试释》、《（红楼梦）与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让我们看到。陈先生的红学研究不只是局限于辨伪的论证，也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研究。如对《红楼梦》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薛宝琴所作十首《怀古诗》的谜底探寻，历来一直吸引着读者们的兴趣。这些诗汇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典故，不独词句优美，更富有新颖灵动的思想见解。但由于小说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谜底，于是引发众多读者去猜谜解答，努力想打破闷葫芦。当年曾有很多读者纷纷写信给文学研究所，询问对于这十首怀古诗的解释。所长何其芳就委托陈先生做一些研究，集中解答大家的疑问。可见，当年陈先生加入“猜谜”行列，本是接受委派，作为一项研究任务，而并非出自闲情消遣。当然，以陈先生丰富的学识、生动的文笔，他撰写的这篇考证文章读来却也情趣盎然，饶有韵味。《红楼梦怀古诗试释》对十首怀古诗，从史传以及民俗文化角度进行深入全面的解析，认为它们不单单是作者的游戏之笔，同时也暗含“十二钗”的命运走向，对于理解《红楼梦》全书寓意也是颇有深意的。继此文之后，陈先生又写有《三春去后诸芳近——怀古诗三首试析》，这篇论文主要围绕“红楼梦十二钗”里面的三个人物：迎春、探春和惜春的命运，针对当时的一些不够贴切合理的解说，进行了视角独特的剖析。此二篇论文探讨的对象虽属琐细枝节，然而确又具有小中见大的格局，在有限篇幅里，仍然从容论述，游刃有余，通过非常具体的剖析，阐发一些人所未见的问题。征引详赡、议论风发，让我们领略了何谓大家气度。
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政治狂潮动荡起伏的特殊历史时期，陈先生仍然能够坚守严谨信实的学术立场，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既不趋奉阿附，也未曾随波逐流。而是一直立足于艰苦扎实的考证研究，解决的是一个个实际问题，对于红学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成绩。让自己的学术方向始终遵循社会历史与民俗文化的本位，这样一种严谨求实、独立不倚的学术姿态是难能可贵的。而我们如果深入探寻，就会知道陈先生对于学术的这一份真情投入绝非偶然。这始于少年时期的传统文化涵养、新文学的洗礼、青年时期留学异邦接受现代文艺理论的启迪，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进入文学所古代室这样一个名家云集、擅胜文献考据的学术团队，得之于师友间的陶铸熏沐，正是由于这些明显或潜隐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涵养和影响，最终决定了陈先生在学术上行走的是一条广泛占有资料、严谨认真立论的承袭乾嘉朴学风格的治学道路。对于现代文艺理论的深入理解，又让他的研究得以突破传统考据的狭小格局，引入宽广的社会历史大视角，可以说，陈先生在知识格局上得天独厚地承袭了中西历史文化的精粹，而他过人的天资颖悟，让他对于传统与新潮的熔铸化用达成很好的契合，使他的学术研究如鱼得水、纵横恣肆而气度不凡。正是来自传统文化与新的文艺思潮的滋养和陶冶，奠定了陈先生在治学上“崇实求新”的鲜明风格，也让他在长期治学生涯中从无迎合或偏执，能够始终坚守严谨信实的学术立场，成为文学所老一代学者中学养、德行都堪为后学楷模的优秀学人。
1959年，陈先生完成4年的留苏学习，回国后进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0年，他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文学史的编撰一共分为三个时间段——从上古到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陈先生参加的是元明清部分的编撰。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明代一段的研究力量相对比较单薄。陈先生的加盟，使得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对于明代的小说戏剧与诗文，他都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承担了关于《西游记》、《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及有关前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的编写内容，所撰写的章节在文字表述与理论分析方面均有出色表现。例如《西游记》这一章写出后，曾经受到何其芳同志的赞赏，打印稿送到北大征求意见时，又获吴组缃先生的首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2年版的文学史不仅是一部备受好评的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学术史含义。文学史这种学术表述形式移植于西方文学研究体系。自20世纪初，中国学界就一直努力尝试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有了许多学术积累，其中也不乏耀眼的成果，如刘大杰、王瑶等人的文学史著作。不过学界一直在期待着一个更为成熟规范的文学史样本，否则，文学史研究总让人感到还没有修成正果。而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文学研究所1962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1962年版的文学史仅从其问世的时间来看已经是间不容发，历史的嬗变就要到达临界点：此时距离文革的爆发已经近在眼前。然而那时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文化建设时期，我们不由得要感念当年那些积极促成《中国文学史》编写的人们如郑振铎、何其芳等前辈学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或许这样一部权威性的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会继续拖延下去，而当思想文化上的极左风暴强势袭来、横扫一切的时候，这部文学史即使能够问世，它也完全可能面目全非。 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六七十年代的红学论争、研究之后，陈先生投入比较多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西游记》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持续30年之久。这方面的论文有《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吴承恩（西游记）成书于晚年说新证》、《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等。
对于《西游记》的研究，陈先生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应该重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成书的贡献。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这些早期作品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其间有着巨大的飞跃。陈先生不同意那种简单地套用“民众口头创作、漫长时间积累”的固定模式去解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论点，因为那样的话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陈先生认为吴承恩不会是简单地记录、整理已有的文学素材，来写成《西游记》的，而是在原有的故事格局之上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改造和创新。例证之一是，陈先生从《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中发现铁扇公主所持的真是一把铁质扇子，也不能产生大小变化，是吴承恩把它改造成为“芭蕉扇”，这样更吻合扇子的持有者是女子的人物身份，而且他还让这个芭蕉扇忽大忽小，可以伸缩，就更富有神奇的艺术表现力。与此类似的是金箍棒也可大可小，这一情节也是出自吴承恩的创造。
在《西游记》中还有很多故事情节上的增添和改变，是与吴承恩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陈先生考证出吴承恩曾经做过长兴县丞，是个八品小官，帮助知县处理公务，管钱粮和马政。当时的制度是军马由地方包养，养得好是应当如此，如若饲养不当，马匹病死，就会受到责罚。显然这是一个无功有过、动辄得咎的苦差使。吴承恩会有许多积郁不满，他把这些委屈赋予了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人们可以看到孙悟空也在养马，玉皇大帝对他的功劳并不重视，他连蟠桃宴也没有资格参加，最后孙悟空愤然反出天门。这些情节应该说寄托了作者本人的不满和想象。而在《取经诗话》与西游杂剧中，都没有孙悟空在天宫养马的情节，很明显，这个情节是吴承恩的创造。还有，吴承恩做县丞时的上司是县令归有光。吴承恩个性诙谐通达，归有光则拘谨迂执，两人个性相左，合作一直不愉快。后来吴承恩被诬告有贪污行为，归有光却没有出面为吴承恩辩护，使吴承恩最终被解职，黯然离去。而从《西游记》中唐僧与孙悟空这一对师徒身上，可以看到归有光和吴承恩关系的投影。唐僧作为领导者，能力并不高，却一味苛责劳苦功高的徒弟。尤其是他不信任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徒弟，却偏听轻信妖怪的谎言，毫不留情地赶走了孙悟空。许多人读到这些情节，会感到难以理解，弄不懂唐僧为什么这样不近情理。但是我们如果把作者的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中潜藏的寓意以及作者为什么在唐僧身上寄托这么多消极的性格特点，诸如轻信、胆小、在危急关头唯求自保、容易翻脸无情等。在小说的故事里蕴含着作者现实人生的投影。此外，陈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应该是在他长兴县丞卸任之后，在荆王府纪善任内所写，故为晚年之作，时年大约在62岁左右。
陈先生完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篇有关《西游记》成书研究的论文《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功力甚深，非同小可。解决的问题也极具学术意义。围绕《西游记》的成书，一直有许多无法确认的问题。这样一部文笔纵横恣肆、想象丰富不凡的神话小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的依据，研究界一直弄不清楚。关键是在成熟的章回小说《西游记》之前，应该有一个小说蓝本或雏形。可是人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一个书名《西游记平话》，猜测它有可能是小说《西游记》的蓝本。但是这书到底面目如何？却无人知晓。陈先生慧心独运，独辟蹊径，从广西地方流行的民间宗教“魔公教”的两种新发现的科仪秘本《佛门取经道场·科书卷》和《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入手，注意到其中有大量西游记故事的内容，再对比现今仅存的两种《西游记》成书史料《朴通事谚解》和《销释真空宝卷》，发现它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推导出这几种资料应是同出一源，而这个来源，应该就是《西游记平话》或者相当于它的一个蓝本。“魔公教”本是明清时期从内地迁徙到桂西地区的移民群体所信奉的道教流派，而保存于这些流寓人群中的民间宗教秘典由于代代传承奉守，其内容相当稳定本色，恰恰可以保留像《西游记平话》这样的古本小说的部分残存内容。而通过宝卷中留存的这些《西游记》故事的早期轮廓，就可以勾勒出这部神奇小说的发展演变轨迹，陈先生以这种广博而坚实的文献考证工作，在《西游记》成书研究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
陈先生的《浮生六记》研究亦堪称厚重扎实，实现了多种突破，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又一个制高点。例如解决了有关作者身世和作品写作的地点等重要疑点，并详实论证该书现存五、六两记乃后人假托等。而在这些骄人业绩背后，是他长达十几年时间的辛勤劳作、默默耕耘。1982年，陈先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曾去哈佛大学讲演，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清代嘉庆十三年使团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的报告《续琉球国志》和琉球一方的档案《历代宝案》，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令他由衷喜悦。通过多年细致深入的研究，得以确定沈复生平经历及《浮生六记》写作地点等重要事实。陈先生以翔实的考证，探悉沈复在家破妻亡之后曾一度出游，在友人石韫玉府中作幕。后经石推荐，进入清廷赴琉球使团，以“从客”身份随同出使琉球，曾在琉球那霸港的“天使馆”驻留数月，在此期间，写作了回忆往昔经历的《浮生六记》。而且陈先生通过充分考证，论证该书现存之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实为伪托，为后人截取李鼎元《使琉球记》与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之部分内容而赝续，原作的该两部分内容已经散失。时间进入2010年，又一种被疑为沈复之作的古书《琉球国记略》出现于坊间，其真伪一时难以定论。陈先生不顾衰病之身，又一次倾力投入，细心考证，精辟设论，撰写《（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辨》，将其学术生涯中的绝笔之论奉献给《浮生六记》研究。
除了这些关于作者身世与成书过程的考证。陈先生也进行了对于《浮生六记》的文化研究，认为《浮生六记》作为一部质朴平易的纪实性散文，难能可贵地记录了一对普通夫妻的家庭生活，不但描写了他们的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也传达出他们的真挚情感。在常人看来此书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可比性，陈先生却独具只眼，看出它在抒写真情、反抗礼教束缚等方面，实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堪称是体现中国近世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坛双璧，未可多得。在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最终未能结为连理，留下爱情的遗憾，而现实生活中的沈复、陈芸却由表姐弟而成为夫妻，共同生活了20余年，备尝坎坷穷愁又相依为命，他们这种清贫又不乏温馨的婚姻生活几乎就是贾、林未能实现的婚姻前景的现实写照。在陈先生的专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里，是把沈复、陈芸作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的参照人物来定位的。虽然沈、陈是现实人物，而贾、林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但是这两组人物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抗拒世俗之见的侵蚀和礼教的束缚，要求个性自由，追求一种具有情趣和美感的人生；在感情问题上，都看重双方精神上的契合融洽。这样的人生价值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陈毓罴的治学，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他考证精微又并不局限于考证，而是把艺术风格的辨析纳入考证的范围：并将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深人理解融会贯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而这一切奠定了陈先生在治学上独有的博学精思、善于论古出新的学术风格。在同时期的学者群体之中，陈先生的著述，在数量上也许不是最丰盛的一个，但是在学术的质量上则是稳居上乘之列。他的立论，看上去质朴严谨，不事声华，却沉稳大气，蕴含深厚，见解独具，犹如春雨润物无声，足以启迪后学，涵养学术。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