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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的共和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宣告了旧中国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从此共产党开始走上全国执政的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枪林弹雨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换来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胜利了，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由于中共没有独立掌握枪杆子，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血泊中。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夺取政权。
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后，中共开始独立掌握枪杆子，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浴血奋战，粉碎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了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的尝试。不幸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个红色政权仅存在了3年时间。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掌握了局部政权。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通过多次反扫荡、反清乡和反磨擦斗争，用枪杆子赶走了日军，推翻了伪政权，改造了旧政权，新四军在华中光复了25.3万平方公里国土， 创建了8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起“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建立了9个行政公署（含浙西行政公署），每个行政公署下辖数量不等的行政专员公署，华中抗日根据地共成立了23个行政专员公署（或行政办事处）;每个专员公署下辖数量不等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或办事处），先后成立216个县政府（其中苏中39个，淮南20个，苏北27个，淮北24个，鄂豫边38个，苏南29个，皖江10个，浙东19个，浙西10个）。抗日战争胜利后，除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中原根据地外，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撤，1945年11月1日，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统一苏中、淮南、苏北、淮北解放区的行政，下辖8个专员公署。
新四军在华中这块土地上实现了共产党人的局部执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抗日民主政府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府按“三三制”原则构成，还建立了参议会，各行各界的群众都有自己的抗日组织，使政权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种局部执政过程中，各抗日民主政府都制定和颁发了施政纲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等方面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摸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还为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久经考验、对党忠诚、富有经验，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型。
抗战胜利时， 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万余人，民兵96万余人，为转入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广阔战场。
要夺取全国政权，就必须推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新四军为主改编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在1946年秋的苏中战役歼敌5.3万人， 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歼敌2.1万人，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歼“国军精华”第一快速纵队在内的5.3万人，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内的3.2万人，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歼敌9.4万，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歼敌8.4万，解放了除青岛等以外的山东大部分地区;1948年冬的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苏皖豫鄂地区;1949年四五月间的渡江战役暨京沪杭战役歼敌43万人。这一系列胜利的战役，摧垮了国民党政府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推翻了以南京总统府为标志的蒋家王朝，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其周边地区。人民军队每歼灭一批敌人，就为新中国的诞生扫除了一批障碍，人民军队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权。这些就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民军队在进军福建和剿灭国民党残匪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38年新四军为了抗日离开了南方8省14个游击区。1945年为了执行《双十协定》，江南部队放弃浙东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撤回江北。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四军撤出湖北、淮南、苏中、苏北、淮北地区。三年后，这些地区基本上都被原新四军部队解放了，如由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起来的二十军五十九师打回了浙江，由闽东出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和从闽西南出发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于1949年8月率部解放了福州，接着又解放了厦门，回到了老根据地。原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原新四军第五师一部跟随第二野战军打回大别山，解放了湖北省。他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奠基礼。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在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原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全力、全面、全心全意地“一切為支援前线”的口号下，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部队向前打，小车向前推。在许多战役中，支前民工人数远远超过参战部队的人数。他们担负起部队后勤工作的大量工作，有力地助推人民军队取得伟大胜利。陈毅司令员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渡江战役中，指战员说：“我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江的。”没有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解放军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广阔的战场上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实践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根源”。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留下了一些武装和干部坚持原地斗争;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也留下一些干部和武装坚持敌后斗争，他们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保存力量。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后，他们在配合主力作战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共华中工委和中共江阴要塞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于1949年4月22日起义，为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胜利渡江提供了方便。4月24日，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接应下，渡江部队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以熊兆仁为司令员的苏浙皖边区游击支队，1949年4月与南下的主力部队会合。以皖江地区原中共湖东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原沿江团二营政治教导员钟大湖领导的皖西支队，1948年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先遣支队、渡江侦察队扫清渡江障碍。原中共皖南地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千余人，在渡江战役中搜集情报，接应和掩护渡江先遣队，协助大军渡江。苏南敌后的游擊队，到处堵截、袭扰溃逃的国民党军。人民解放军入浙作战前后，浙江敌后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拥有6000余人的浙东游击队，于1949年2月17日解放了三门县城，至5月底，又先后解放了松阳、分水、新登、临安、萧山、诸暨、桐庐、绍兴、浦江、天台等县城。以龙跃为司令员的浙南游击纵队，拥有2000多人的部队，从4月6日至5月底，相继解放了玉环、泰顺、温州、文成、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温岭、黄岩等县城，迎接主力部队进温州城，并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福鼎、柘荣、寿宁县城。曾镜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闽浙赣游击纵队1300余人，迎接并与解放军主力汇合，共同作战。
如果说战争年代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那么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共产党就成为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打天下”的将士，就自然成为“坐江山”的干部。原新四军许多领导干部在新政权中出任了重要职务。原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原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任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上海市委副书记;原新四军军长陈毅任上海市市长，原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任华东军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原新四军第四师副司令员吴芝圃任河南省省长，原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后任江苏省省主席，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任南京市市长，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原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方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原新四军淮南军区南下支队（又称南京支队）政治委员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原新四军第四师副师长韦国清任福州市市长，原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副政治委员江华任杭州市市长，原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淮阴县委书记李广涛任合肥市市长。此外，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许多党政军干部，被派往新解放区接收各级政权机关和业务部门，成为各级政权机关和各行各业的领导骨干，对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华东地区大陆已经解放，但华东沿海岛屿仍为国民党军所盘踞。新四军的传承部队，担负起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战斗任务。1949年10月19日，由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发展而来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解放舟山群岛以南的桃花岛。1950年5月17日，新四军传承部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在第二十二军配合下，解放了舟山本岛。原新四军传承部队第二十军、二十一军、二十三军、二十四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保卫新中国再立新功。
新的共和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宣告了旧中国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从此共产党开始走上全国执政的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枪林弹雨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换来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胜利了，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由于中共没有独立掌握枪杆子，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血泊中。
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尝试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夺取政权。
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后，中共开始独立掌握枪杆子，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浴血奋战，粉碎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了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的尝试。不幸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个红色政权仅存在了3年时间。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掌握了局部政权。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型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通过多次反扫荡、反清乡和反磨擦斗争，用枪杆子赶走了日军，推翻了伪政权，改造了旧政权，新四军在华中光复了25.3万平方公里国土， 创建了8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起“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建立了9个行政公署（含浙西行政公署），每个行政公署下辖数量不等的行政专员公署，华中抗日根据地共成立了23个行政专员公署（或行政办事处）;每个专员公署下辖数量不等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或办事处），先后成立216个县政府（其中苏中39个，淮南20个，苏北27个，淮北24个，鄂豫边38个，苏南29个，皖江10个，浙东19个，浙西10个）。抗日战争胜利后，除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中原根据地外，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撤，1945年11月1日，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统一苏中、淮南、苏北、淮北解放区的行政，下辖8个专员公署。
新四军在华中这块土地上实现了共产党人的局部执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抗日民主政府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府按“三三制”原则构成，还建立了参议会，各行各界的群众都有自己的抗日组织，使政权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种局部执政过程中，各抗日民主政府都制定和颁发了施政纲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等方面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摸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还为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久经考验、对党忠诚、富有经验，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型。
抗战胜利时， 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万余人，民兵96万余人，为转入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广阔战场。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奠基
要夺取全国政权，就必须推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新四军为主改编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在1946年秋的苏中战役歼敌5.3万人， 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歼敌2.1万人，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歼“国军精华”第一快速纵队在内的5.3万人，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内的3.2万人，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歼敌9.4万，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歼敌8.4万，解放了除青岛等以外的山东大部分地区;1948年冬的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苏皖豫鄂地区;1949年四五月间的渡江战役暨京沪杭战役歼敌43万人。这一系列胜利的战役，摧垮了国民党政府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推翻了以南京总统府为标志的蒋家王朝，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其周边地区。人民军队每歼灭一批敌人，就为新中国的诞生扫除了一批障碍，人民军队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权。这些就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民军队在进军福建和剿灭国民党残匪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38年新四军为了抗日离开了南方8省14个游击区。1945年为了执行《双十协定》，江南部队放弃浙东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撤回江北。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四军撤出湖北、淮南、苏中、苏北、淮北地区。三年后，这些地区基本上都被原新四军部队解放了，如由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起来的二十军五十九师打回了浙江，由闽东出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和从闽西南出发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于1949年8月率部解放了福州，接着又解放了厦门，回到了老根据地。原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原新四军第五师一部跟随第二野战军打回大别山，解放了湖北省。他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奠基礼。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在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原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全力、全面、全心全意地“一切為支援前线”的口号下，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部队向前打，小车向前推。在许多战役中，支前民工人数远远超过参战部队的人数。他们担负起部队后勤工作的大量工作，有力地助推人民军队取得伟大胜利。陈毅司令员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渡江战役中，指战员说：“我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江的。”没有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解放军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广阔的战场上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实践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根源”。
敌后新四军人员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留下了一些武装和干部坚持原地斗争;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也留下一些干部和武装坚持敌后斗争，他们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保存力量。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后，他们在配合主力作战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共华中工委和中共江阴要塞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于1949年4月22日起义，为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胜利渡江提供了方便。4月24日，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接应下，渡江部队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以熊兆仁为司令员的苏浙皖边区游击支队，1949年4月与南下的主力部队会合。以皖江地区原中共湖东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原沿江团二营政治教导员钟大湖领导的皖西支队，1948年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先遣支队、渡江侦察队扫清渡江障碍。原中共皖南地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千余人，在渡江战役中搜集情报，接应和掩护渡江先遣队，协助大军渡江。苏南敌后的游擊队，到处堵截、袭扰溃逃的国民党军。人民解放军入浙作战前后，浙江敌后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拥有6000余人的浙东游击队，于1949年2月17日解放了三门县城，至5月底，又先后解放了松阳、分水、新登、临安、萧山、诸暨、桐庐、绍兴、浦江、天台等县城。以龙跃为司令员的浙南游击纵队，拥有2000多人的部队，从4月6日至5月底，相继解放了玉环、泰顺、温州、文成、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温岭、黄岩等县城，迎接主力部队进温州城，并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福鼎、柘荣、寿宁县城。曾镜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闽浙赣游击纵队1300余人，迎接并与解放军主力汇合，共同作战。
参与新中国政权执掌
如果说战争年代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那么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共产党就成为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打天下”的将士，就自然成为“坐江山”的干部。原新四军许多领导干部在新政权中出任了重要职务。原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原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任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上海市委副书记;原新四军军长陈毅任上海市市长，原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任华东军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原新四军第四师副司令员吴芝圃任河南省省长，原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后任江苏省省主席，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任南京市市长，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原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方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原新四军淮南军区南下支队（又称南京支队）政治委员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原新四军第四师副师长韦国清任福州市市长，原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副政治委员江华任杭州市市长，原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淮阴县委书记李广涛任合肥市市长。此外，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许多党政军干部，被派往新解放区接收各级政权机关和业务部门，成为各级政权机关和各行各业的领导骨干，对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保卫新中国立新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华东地区大陆已经解放，但华东沿海岛屿仍为国民党军所盘踞。新四军的传承部队，担负起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战斗任务。1949年10月19日，由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发展而来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解放舟山群岛以南的桃花岛。1950年5月17日，新四军传承部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在第二十二军配合下，解放了舟山本岛。原新四军传承部队第二十军、二十一军、二十三军、二十四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保卫新中国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