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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授命
1935年3月24日，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次攻占遵义，巧妙转战于黔北与川南期间，蒋介石亲临贵阳布置对中央红军的“追剿”。紧急军务中，蒋介石特电召远在江西德安的莫雄到贵阳面授要务。当莫雄在南昌借了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飞抵贵阳后，蒋介石立即召见了莫雄。见面时没有任何客套与铺垫，蒋介石开门见山地向莫雄交待了任务，令他将任上的江西省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搬到贵州毕节，担任毕节地区的专员和保安司令。为了强调战略意图，蒋介石又叫莫雄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给他。蒋介石亲自在笔记本上划出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指着地图说：“毕节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要地，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特配给了莫雄中央军一个师——63师（原在江西辖属莫雄指挥的3个保安团已归属熊式辉）。
接受这个命令后，莫雄将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及保安司令部的原班人马开到了贵州毕节。接当时行政区划，新成立的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毕节、大方、黔西、水城、威宁5县。专署设在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县城的百花山上。其主要任务除 “剿灭”红军残余武装，防范革命势力扩展，平息匪患，加强与巩固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统治外，还要扼控战略要地，监控国民党中央势力尚未控制的四川、云南地区。军事力量除新组建的保安团外，特配的中央军63师驻防毕节诸县，少将保安司令莫雄有调遣之权。
搬迁到毕节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共特科除了项与年奉党的命令赴上海另有任务外，卢志英、刘哑佛、严希纯等同志也一道转战到了黔西北，继续发挥着特殊保垒的战斗作用。①
二、川滇黔边区局势
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又称黔西北。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麓。行政区域辖七星关区（原毕节县）、大方、黔西、金沙、织金、威宁、赫章、纳雍等7县1区。毛泽东笔下“乌蒙磅礴走泥丸”吟咏的就是这个地方。它自古不独为云贵川三省锁匙之地，而且是大西南进两湖、达两广的必经之地和出海通道。这里不仅是古夜郎国神秘的疆域，而且是一块奇特的红色政治地域。翻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不难发现那纵横交错、兜转回旋、穿梭缠绕、织经布纬的红色行军路线密如蛛网，布满了黔西北地域。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移师赤水，逼近土城，拟从川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腹地会师红四方面军。土城战斗失利后，北渡长江已不可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集结。途中，进入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毕节县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党中央机关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贯彻遵义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任中央总负责人，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3月，中央红军在三渡赤水期间，到达毕节金沙岩孔、沙土。党中央机关驻扎沙土，指挥了红军从沙土后山南渡乌江的行动。红三军团转战金沙岩孔期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同一时期，红九军团为掩护主力南渡乌江，在罗炳辉、何长工率领下，留在了乌江北岸，转战于金沙、大定（大方）、毕节、纳雍、水城（当时属毕节辖）诸县，行程800余里，在沿途撒播了革命火种。紧随其后，1936年2月初，又是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北，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三省边区红色根据地。再后又是红二、六军团以赫章、威宁为轴心，曲折辗转于云贵川边界，与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进行名垂青史的“乌蒙山回旋战”了。
这是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加强防范的地区。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今威信）后，为了使队伍更加机动作战，中革军委在中央机关、中央纵队以及各兵团中进行了精减、整编。周恩来作了动员报告后，中革军委把中央机关、各军团精减下来的近700名干部、战士，组建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批从中央苏区转战出来的政治与军事精英，在新组建的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武装斗争，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中共川南特委为扩大武装斗争范围，又派出了下属阮俊臣游击队到毕节一带活动。按党中央布署，没有随主力南渡乌江的9军团，为迷惑敌人，又以红军主力的势态活动在遵义、毕节边境。这些武装力量再加上不少掉队红军与伤病员，一时间，使得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诸县当局惶恐慌乱，纷纷电告“救急”。这也就促成了毕节保安司令部、督察专员公署的组建。
三、坐视革命势力发展
属毕节保卫司令莫雄调遣的63师，司令部驻扎在毕节县城，各团则驻扎毕节诸县。为延滞该师的军事行动，给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提供活动空间，让掉队的红军、伤病员能及时脱离险境，莫雄、卢志英等人决定投其所好，抓住师长陈光中好色的特点，特地为其物色了两名年轻、漂亮的风尘女子，纳为小妾。又在专署旁的杨家公馆，为陈光中设置了豪华“私人行宫”，聘请了一个四川厨师专门为其公馆烧菜，并时常与陈光中酒宴不断，牌局常设。隔三差五，还相邀出城狩猎，江河垂钓，数日方回。这些声色犬马之乐，使得这位身负“剿共” 重任的中央军师长成天沉缅于酒色牌局之中，白天酒令不断，夜里笙歌缭绕，真个“乐不思蜀”，荒废了对“剿匪”的指挥行动和全师的军事安排。他心里想，这个被他的老上司薛岳尊称为“莫大哥”的莫司令尚且如此，他又何必认真呢。最终，该师在驻防毕节期间军事上毫无作为。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严厉训斥了陈光中后，将63师调入修筑公路工程队伍作为惩罚。
就在63师“马放南山”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抓住有利时机，在毕节范围内频繁活动。他们攻取赫章（分县），进占龙长营镇，袭击燕子口区公所，毫无阻拦，犹入无人之境，避开了四川、云南军阀的“追剿”，在毕节境内得以休整补充。至于红军伤病员与掉队战士，除了有的牺牲于土豪劣绅、土匪之手外，由莫雄管辖的专署缉查队、军警以及各县保安团队，均在搜捕上无所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贵州省工委也在这段国民党统治力量近乎“真空”期间，抓紧了毕节地下武装的组建工作。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将诞生于毕节的地下党支部批准组建为贵州省工委之际，指示“省工委”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黔西北建立一块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根据地”。为贯彻党中央指示，按当时分工，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来到毕节，负责发展地下武装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在毕节发展党员，设立党支部，建立了与川南特委派到毕节附近开展游击斗争的阮俊臣部的组织关系，组织和领导原黔军编余遣返回乡的席大明、周质夫两支武装。这三支3000多人的队伍，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莫雄司令部内隶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科人员到达毕节后，马上与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并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秘密工作。卢志英等人一方面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为播种革命种子，他们在毕节利用公开的身份，帮助宁起枷、尹司农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成立了读书室。他们为读书室亲列了许多阅读书目，并汇钱到上海订购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这些青年们聚会时，卢志英都会到场，给青年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卢志英安排宁起枷、尹司农到专署工作，以增加革命力量。
四、敞开大门迎红军
当率先从瑞金苏区突围的中央红军历尽艰辛，从开始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8000人，落脚在陕北刘志丹开辟的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另一支红色武装——红二、六军团，还在进行着“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顺利地占领了贵州西北部黔西、大方、毕节三县，创建了长江以南最后一块根据地——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苏区。成立了以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川滇黔省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将省工委领导的三支武装组建为长江以南在全面抗战前第一支公开打出抗日旗号的队伍——贵州抗日救国军。在这段时间里，毕节5000多各族人民踊跃参加红军，除充实了部队兵源外，红二、六军团还组建了两个整编团（二军团5师14团、六军团18师52团），伤病员得到医治、队伍得以休整训练、后勤得以补充，赢得了战略转移中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
红二、六军团何以在黔西北得到顺利发展？除军事上的主要因素外，那就是这个由中共特科人员主持、挂着国民党毕节督察专员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旗号的特殊保垒的有力配合。特别是在夺取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县城的过程中，红军兵不血刃，一枪未发，在群众的鞭炮、锣鼓声中入城，这不仅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光辉篇章，更是我党内、外两条战线配合夺取城市的先例。
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在突破余庆、龙溪封锁线，向西转移途中，接到了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 “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
总部的指令，与红二、六军团寻求新根据地创建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于是以佯攻之势直逼省会贵阳，迫敌调动驻防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的99师、23师向贵阳收缩。红二、六军团趁机强渡鸭池河天险，2月3日清晨占领了黔西北东大门黔西县。
2月5日在县城川主庙，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召开了史上有名的“黔西会议”，会议产生了中共川滇黔省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研究了创建黔西北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分兵三路：第一路由贺龙率4师、6师和二军团机关对付万耀煌、郝梦龄纵队；萧克率六军团17师阻击急进之敌；第二路由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夏曦等率六军团机关、16师、5师西取大方、毕节；第三路留18师驻守黔西、鸭池河。
此时的黔西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连远在昆明的龙云，也一日几次电报，安排毕节毗邻镇雄县与昭通的防务。在云南疾令“坚壁清野”，不留一棵草一粒粮给红军的时候，相反，在红二、六军团已夺取黔西、直逼大方，即将兵临城下的毕节，保安司令部却出奇的平静，极少有积极的军事调遣与安排。更出人意料的是：一是让防守主力犹国材121师驻防远离毕节的水城，避开红军兵锋，静观事态，勿轻易调动；二是将红军西取大方路线上关隘之处的121师一个正规营调开，令其回防毕节落脚河，使得大方防守关隘西溪渡口无一兵一卒，导致大方县城门户洞开。同时将缉查队，保警队调往杨家弯一线负责警戒撤退路线，无疑又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进步青年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迎接红军提供了机会。同时，卢志英也暗中指示宁起枷、尹司农等深入商铺、货栈、开明富绅家中宣传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迎接红军奠定群众基础。
当2月6日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占领大方，即将进取毕节之际，莫雄与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又密谋了一个表面是“理由充分、方法得当”、暗中却巧妙地向红军让出毕节县城的的抵抗计划。
要说当时毕节可用兵力，除新组建的装备齐全的专署保安四团三个营1000余人外，尚有四县保安队、警察600多人；另外还有犹国材121师一个营在毕节门户——落脚河天险守卫，一个营则在县城望城坡、虎踞山等高地筑建坚固工事扼守县城。毕节保安司令部却放弃这些部队不用，临时召集毕节各界代表开会，强调红军来势凶猛，兵力强大，而毕节保安司令部兵力单薄，抵抗力量不足，让大家商议“招安”席大明部，让这股凶悍的“土匪武装”出面抵御红军。当时席大明部有1000多人的武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知道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到处“打富济贫”，搅得云南边境、毕节周边河翻水涨，不少富豪世绅均受其害。席大明部公开协助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攻占赫章，纵队给席大明训练队伍，席大明给纵队筹粮带路。会议中有人提出疑问，这种“土匪队伍”，不围剿也就罢了，如果这时候“招安”他们抵挡红军，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这些疑问不无道理，早在1935年12月13日，省主席吴忠信给莫雄发过电文，题为《指令严防犹、席（大明）活动》，“毕节莫兼县长、大定马县长鉴：民政厅案呈……‘席（大明）股并有共匪关系等语’，特此电仰饬注意严防”。可见贵州当局对席大明部接受地下党领导之事早就了解，特电命毕节专署对席大明部严密防范。 针对此种疑问，毕节专署解释道：既然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可“一箭双雕”，让共产党打共产党，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援兵也到了，他们两败俱伤，我们更容易取胜。在莫雄等人的引导、开导下，会议形成毕节各界恳求专署“招安”席大明，以阻抗红军的决定。为使席部更加卖力，还决定充实其子弹5000发，军饷5000大洋。
席大明得到“招安”会谈的信息，立即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汇报。邓止戈激动地拍手叫道：好啊！肯定是有党的同志做了工作，有意为红军进入毕节创造条件呀！他当即指示席大明，马上接受“招安”，迅速接防落脚河天险、虎距山、望城坡、四大城门等要害阵地，迎接红军进入毕节。同时，又派出了通信员李仲良赶赴大方，向六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汇报情况。
毕节有两支地下党的力量，由于党的组织原则，他们尽管互不相知，没有建立横向联系，但都在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做准备。莫雄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谋略上惊人地殊途同归，无疑是中共特科直接指导的结果。
1936年2月9日，当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挺进毕节时，席大明在落脚河天险阵地上迎接，并带路开进毕节。当红军将领们巡视落脚河阵地时，不由得暗自庆幸。这里河流湍急、两山对峙、峭壁耸立，悬崖上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战壕，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难怪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进攻毕节，在这里严重受阻，久攻月余而不下。如果不是自已同志守关，那将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当红军过了流沧桥，爬上望城坡，阵地上的席大明部端起枪就向城里冲，一路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城门上的部队马上打开了大门。红军在毕节民众欢迎的鞭炮、锣鼓声中，整齐地跨进了县城。
就这样，红二、六军团在莫雄与他身边地下党的帮助下，兵不血刃，一枪未发地占领了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开始了长江以南——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
五、莫雄被捕
当望城坡那边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的时候，莫雄率专署一行人从古道路落水洞出城，赶到长春铺，与先期撤离的部队汇合，退向威宁县城。
这一行动的后果是要承担杀头之责的。1935年2月，为防止部队在红军面前不战而退，丢城失地，蒋介石曾电令各部：“今后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阻，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以‘失土纵敌’之罪而治”。毕节保安司令部在毕节县城不阻不防，一枪未放便丢弃城池而逃走的行为，肯定犯了“失土纵敌”之罪。退出毕节的莫雄，或许是为了推卸弃城责任，也或许为了涣散、瓦解、动摇云南龙云部队的军心，阻击龙云悍将孙渡纵队进攻毕节，更或许为了制造“敌强我弱”、“责不在我”的舆论，莫雄于1936年2月16日，向驻防昭通的孙渡通报了红二、六军团的敌情。电话中极力夸大了红军军火装备的齐全与充足，不但机枪多，而且有大炮，就是士兵，每人也携带有20排子弹（老式步枪一排子弹为十发）。孙渡接了莫雄的电话后，不敢延迟，立即电告龙云，题为《孙渡转告红军萧部到毕节电》（1936年2月16日）：“昆明。龙总司令：顷接毕节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固密。到毕节之匪，确系伪六军团萧克部，并遍贴湘鄂川黔军分会布告，贺称主席，萧称委员。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左右。到毕节后，其目的在防滇军出击。没打附近土豪。至七星桥方面匪情，正在侦察中。并云匪到黔西时，吴颂平部被缴械一营。等语。除饬郭团严密注意警戒外，谨闻。职孙渡叩。铣戌。印。”
老奸巨滑、经验丰富的龙云接到孙渡电报后，并未向各部队转发通报，以免动摇军心。经反复推测了两天后，由怀疑转为愤怒，认为莫雄是在为红军作宣传，扬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在有意掩饰失城责任。当然他尚不知道莫雄的身份，更不知道莫雄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红军。于是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委员长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发报，转呈了莫雄的电话内容，要求对莫雄予以警告，题为《龙云以莫专员所报为红军张目应予以警告电》（1936年2月18日）：“贵阳。吴主席、顾主任墨三兄鉴：察密。据孙纵队司令渡，铣戌电转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到毕节之匪，确系伪六军团萧克部，并遍贴湘鄂川黔军分会布告，贺称主席，萧称委员。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左右。等语。显见该员有心掩饰其过失守毕节之责，应请予以警告。如何，仍候酌裁。弟龙云。巧机。印。”
吴忠信、顾祝同接到电报三天后，便对龙云所提建议作了答复，题为《吴忠信等已派员查明毕节失守真情电》（1936年2月21日）：“云南。龙总司令志舟兄勋鉴：巧机电警悉。鱼密。莫专员所报匪情诚属荒谬，已严令申斥，并派员查明失守毕节情况，以便议处矣。特复。弟忠信、顾祝同叩。马。筑。印。”
国民党当局的行动不谓不快。1936年3月7日，经电报呈请蒋介石批准后，委员长贵阳行营别动队马不停蹄地赶赴威宁，逮捕了少将莫雄。为使捕押理由更加充足，掩饰高级将领“通共嫌疑”，国民政府特让《中央日报》于3月8日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毕节行政专员莫雄解渝究办——因守城不力，并犯贪污罪》。
紧随“中央社”消息， 1936年第15期《贵州评论》又刊登《严办莫雄》文章，用贵州民众的口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莫雄，大声疾呼“莫雄死有余辜，不能押走，理应在当地执行枪决。”
莫雄被捕后，对外宣布是押解到重庆查办，实际上被押往南京军法处监狱秘密关押。1936年6月，经杨永泰、张发奎、陈诚等要员出面解救，得以释放。
隐蔽战线的战斗，配合公开的军事、政冶斗争，是夺取胜利的有效手段，历来被中国共产党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就是较早的成功事例。在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的牺牲之地，卢志英、刘哑佛、严希纯等地下党同志继承了战友遗志，演绎了一场隐蔽战线有声有色的经典剧目。作为这场精彩剧目的主角莫雄，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腔热忱，值得后人尊重和缅怀。
注释：
①关于莫雄及其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班子的红色往事详见本刊2013年第3期《他使十万红军脱离险境——莫雄向我党密供“铁桶计划”》。
主要参考资料：
1.《莫雄回忆录》。
2.贵州省毕节地区党史资料丛书之二：《红军在黔西北》之《国民党档案资料》，第221页至2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3.《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云南卷），第336页、340页、343页，云南省档案馆1987年第1版。
4.《云南镇雄县党史资料》1984年内刊。
1935年3月24日，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次攻占遵义，巧妙转战于黔北与川南期间，蒋介石亲临贵阳布置对中央红军的“追剿”。紧急军务中，蒋介石特电召远在江西德安的莫雄到贵阳面授要务。当莫雄在南昌借了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飞抵贵阳后，蒋介石立即召见了莫雄。见面时没有任何客套与铺垫，蒋介石开门见山地向莫雄交待了任务，令他将任上的江西省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搬到贵州毕节，担任毕节地区的专员和保安司令。为了强调战略意图，蒋介石又叫莫雄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给他。蒋介石亲自在笔记本上划出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指着地图说：“毕节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要地，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特配给了莫雄中央军一个师——63师（原在江西辖属莫雄指挥的3个保安团已归属熊式辉）。
接受这个命令后，莫雄将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及保安司令部的原班人马开到了贵州毕节。接当时行政区划，新成立的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毕节、大方、黔西、水城、威宁5县。专署设在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县城的百花山上。其主要任务除 “剿灭”红军残余武装，防范革命势力扩展，平息匪患，加强与巩固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统治外，还要扼控战略要地，监控国民党中央势力尚未控制的四川、云南地区。军事力量除新组建的保安团外，特配的中央军63师驻防毕节诸县，少将保安司令莫雄有调遣之权。
搬迁到毕节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共特科除了项与年奉党的命令赴上海另有任务外，卢志英、刘哑佛、严希纯等同志也一道转战到了黔西北，继续发挥着特殊保垒的战斗作用。①
二、川滇黔边区局势
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又称黔西北。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麓。行政区域辖七星关区（原毕节县）、大方、黔西、金沙、织金、威宁、赫章、纳雍等7县1区。毛泽东笔下“乌蒙磅礴走泥丸”吟咏的就是这个地方。它自古不独为云贵川三省锁匙之地，而且是大西南进两湖、达两广的必经之地和出海通道。这里不仅是古夜郎国神秘的疆域，而且是一块奇特的红色政治地域。翻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不难发现那纵横交错、兜转回旋、穿梭缠绕、织经布纬的红色行军路线密如蛛网，布满了黔西北地域。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移师赤水，逼近土城，拟从川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腹地会师红四方面军。土城战斗失利后，北渡长江已不可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集结。途中，进入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毕节县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党中央机关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贯彻遵义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任中央总负责人，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3月，中央红军在三渡赤水期间，到达毕节金沙岩孔、沙土。党中央机关驻扎沙土，指挥了红军从沙土后山南渡乌江的行动。红三军团转战金沙岩孔期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同一时期，红九军团为掩护主力南渡乌江，在罗炳辉、何长工率领下，留在了乌江北岸，转战于金沙、大定（大方）、毕节、纳雍、水城（当时属毕节辖）诸县，行程800余里，在沿途撒播了革命火种。紧随其后，1936年2月初，又是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北，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三省边区红色根据地。再后又是红二、六军团以赫章、威宁为轴心，曲折辗转于云贵川边界，与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进行名垂青史的“乌蒙山回旋战”了。
这是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加强防范的地区。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今威信）后，为了使队伍更加机动作战，中革军委在中央机关、中央纵队以及各兵团中进行了精减、整编。周恩来作了动员报告后，中革军委把中央机关、各军团精减下来的近700名干部、战士，组建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批从中央苏区转战出来的政治与军事精英，在新组建的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武装斗争，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中共川南特委为扩大武装斗争范围，又派出了下属阮俊臣游击队到毕节一带活动。按党中央布署，没有随主力南渡乌江的9军团，为迷惑敌人，又以红军主力的势态活动在遵义、毕节边境。这些武装力量再加上不少掉队红军与伤病员，一时间，使得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诸县当局惶恐慌乱，纷纷电告“救急”。这也就促成了毕节保安司令部、督察专员公署的组建。
三、坐视革命势力发展
属毕节保卫司令莫雄调遣的63师，司令部驻扎在毕节县城，各团则驻扎毕节诸县。为延滞该师的军事行动，给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提供活动空间，让掉队的红军、伤病员能及时脱离险境，莫雄、卢志英等人决定投其所好，抓住师长陈光中好色的特点，特地为其物色了两名年轻、漂亮的风尘女子，纳为小妾。又在专署旁的杨家公馆，为陈光中设置了豪华“私人行宫”，聘请了一个四川厨师专门为其公馆烧菜，并时常与陈光中酒宴不断，牌局常设。隔三差五，还相邀出城狩猎，江河垂钓，数日方回。这些声色犬马之乐，使得这位身负“剿共” 重任的中央军师长成天沉缅于酒色牌局之中，白天酒令不断，夜里笙歌缭绕，真个“乐不思蜀”，荒废了对“剿匪”的指挥行动和全师的军事安排。他心里想，这个被他的老上司薛岳尊称为“莫大哥”的莫司令尚且如此，他又何必认真呢。最终，该师在驻防毕节期间军事上毫无作为。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严厉训斥了陈光中后，将63师调入修筑公路工程队伍作为惩罚。
就在63师“马放南山”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抓住有利时机，在毕节范围内频繁活动。他们攻取赫章（分县），进占龙长营镇，袭击燕子口区公所，毫无阻拦，犹入无人之境，避开了四川、云南军阀的“追剿”，在毕节境内得以休整补充。至于红军伤病员与掉队战士，除了有的牺牲于土豪劣绅、土匪之手外，由莫雄管辖的专署缉查队、军警以及各县保安团队，均在搜捕上无所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贵州省工委也在这段国民党统治力量近乎“真空”期间，抓紧了毕节地下武装的组建工作。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将诞生于毕节的地下党支部批准组建为贵州省工委之际，指示“省工委”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黔西北建立一块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根据地”。为贯彻党中央指示，按当时分工，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来到毕节，负责发展地下武装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在毕节发展党员，设立党支部，建立了与川南特委派到毕节附近开展游击斗争的阮俊臣部的组织关系，组织和领导原黔军编余遣返回乡的席大明、周质夫两支武装。这三支3000多人的队伍，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莫雄司令部内隶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科人员到达毕节后，马上与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并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秘密工作。卢志英等人一方面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为播种革命种子，他们在毕节利用公开的身份，帮助宁起枷、尹司农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成立了读书室。他们为读书室亲列了许多阅读书目，并汇钱到上海订购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这些青年们聚会时，卢志英都会到场，给青年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卢志英安排宁起枷、尹司农到专署工作，以增加革命力量。
四、敞开大门迎红军
当率先从瑞金苏区突围的中央红军历尽艰辛，从开始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8000人，落脚在陕北刘志丹开辟的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另一支红色武装——红二、六军团，还在进行着“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顺利地占领了贵州西北部黔西、大方、毕节三县，创建了长江以南最后一块根据地——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苏区。成立了以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川滇黔省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将省工委领导的三支武装组建为长江以南在全面抗战前第一支公开打出抗日旗号的队伍——贵州抗日救国军。在这段时间里，毕节5000多各族人民踊跃参加红军，除充实了部队兵源外，红二、六军团还组建了两个整编团（二军团5师14团、六军团18师52团），伤病员得到医治、队伍得以休整训练、后勤得以补充，赢得了战略转移中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
红二、六军团何以在黔西北得到顺利发展？除军事上的主要因素外，那就是这个由中共特科人员主持、挂着国民党毕节督察专员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旗号的特殊保垒的有力配合。特别是在夺取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县城的过程中，红军兵不血刃，一枪未发，在群众的鞭炮、锣鼓声中入城，这不仅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光辉篇章，更是我党内、外两条战线配合夺取城市的先例。
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在突破余庆、龙溪封锁线，向西转移途中，接到了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 “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
总部的指令，与红二、六军团寻求新根据地创建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于是以佯攻之势直逼省会贵阳，迫敌调动驻防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的99师、23师向贵阳收缩。红二、六军团趁机强渡鸭池河天险，2月3日清晨占领了黔西北东大门黔西县。
2月5日在县城川主庙，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召开了史上有名的“黔西会议”，会议产生了中共川滇黔省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研究了创建黔西北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分兵三路：第一路由贺龙率4师、6师和二军团机关对付万耀煌、郝梦龄纵队；萧克率六军团17师阻击急进之敌；第二路由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夏曦等率六军团机关、16师、5师西取大方、毕节；第三路留18师驻守黔西、鸭池河。
此时的黔西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连远在昆明的龙云，也一日几次电报，安排毕节毗邻镇雄县与昭通的防务。在云南疾令“坚壁清野”，不留一棵草一粒粮给红军的时候，相反，在红二、六军团已夺取黔西、直逼大方，即将兵临城下的毕节，保安司令部却出奇的平静，极少有积极的军事调遣与安排。更出人意料的是：一是让防守主力犹国材121师驻防远离毕节的水城，避开红军兵锋，静观事态，勿轻易调动；二是将红军西取大方路线上关隘之处的121师一个正规营调开，令其回防毕节落脚河，使得大方防守关隘西溪渡口无一兵一卒，导致大方县城门户洞开。同时将缉查队，保警队调往杨家弯一线负责警戒撤退路线，无疑又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进步青年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迎接红军提供了机会。同时，卢志英也暗中指示宁起枷、尹司农等深入商铺、货栈、开明富绅家中宣传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迎接红军奠定群众基础。
当2月6日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占领大方，即将进取毕节之际，莫雄与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又密谋了一个表面是“理由充分、方法得当”、暗中却巧妙地向红军让出毕节县城的的抵抗计划。
要说当时毕节可用兵力，除新组建的装备齐全的专署保安四团三个营1000余人外，尚有四县保安队、警察600多人；另外还有犹国材121师一个营在毕节门户——落脚河天险守卫，一个营则在县城望城坡、虎踞山等高地筑建坚固工事扼守县城。毕节保安司令部却放弃这些部队不用，临时召集毕节各界代表开会，强调红军来势凶猛，兵力强大，而毕节保安司令部兵力单薄，抵抗力量不足，让大家商议“招安”席大明部，让这股凶悍的“土匪武装”出面抵御红军。当时席大明部有1000多人的武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知道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到处“打富济贫”，搅得云南边境、毕节周边河翻水涨，不少富豪世绅均受其害。席大明部公开协助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攻占赫章，纵队给席大明训练队伍，席大明给纵队筹粮带路。会议中有人提出疑问，这种“土匪队伍”，不围剿也就罢了，如果这时候“招安”他们抵挡红军，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这些疑问不无道理，早在1935年12月13日，省主席吴忠信给莫雄发过电文，题为《指令严防犹、席（大明）活动》，“毕节莫兼县长、大定马县长鉴：民政厅案呈……‘席（大明）股并有共匪关系等语’，特此电仰饬注意严防”。可见贵州当局对席大明部接受地下党领导之事早就了解，特电命毕节专署对席大明部严密防范。 针对此种疑问，毕节专署解释道：既然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可“一箭双雕”，让共产党打共产党，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援兵也到了，他们两败俱伤，我们更容易取胜。在莫雄等人的引导、开导下，会议形成毕节各界恳求专署“招安”席大明，以阻抗红军的决定。为使席部更加卖力，还决定充实其子弹5000发，军饷5000大洋。
席大明得到“招安”会谈的信息，立即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汇报。邓止戈激动地拍手叫道：好啊！肯定是有党的同志做了工作，有意为红军进入毕节创造条件呀！他当即指示席大明，马上接受“招安”，迅速接防落脚河天险、虎距山、望城坡、四大城门等要害阵地，迎接红军进入毕节。同时，又派出了通信员李仲良赶赴大方，向六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汇报情况。
毕节有两支地下党的力量，由于党的组织原则，他们尽管互不相知，没有建立横向联系，但都在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做准备。莫雄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谋略上惊人地殊途同归，无疑是中共特科直接指导的结果。
1936年2月9日，当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挺进毕节时，席大明在落脚河天险阵地上迎接，并带路开进毕节。当红军将领们巡视落脚河阵地时，不由得暗自庆幸。这里河流湍急、两山对峙、峭壁耸立，悬崖上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战壕，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难怪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进攻毕节，在这里严重受阻，久攻月余而不下。如果不是自已同志守关，那将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当红军过了流沧桥，爬上望城坡，阵地上的席大明部端起枪就向城里冲，一路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城门上的部队马上打开了大门。红军在毕节民众欢迎的鞭炮、锣鼓声中，整齐地跨进了县城。
就这样，红二、六军团在莫雄与他身边地下党的帮助下，兵不血刃，一枪未发地占领了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开始了长江以南——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
五、莫雄被捕
当望城坡那边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的时候，莫雄率专署一行人从古道路落水洞出城，赶到长春铺，与先期撤离的部队汇合，退向威宁县城。
这一行动的后果是要承担杀头之责的。1935年2月，为防止部队在红军面前不战而退，丢城失地，蒋介石曾电令各部：“今后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阻，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以‘失土纵敌’之罪而治”。毕节保安司令部在毕节县城不阻不防，一枪未放便丢弃城池而逃走的行为，肯定犯了“失土纵敌”之罪。退出毕节的莫雄，或许是为了推卸弃城责任，也或许为了涣散、瓦解、动摇云南龙云部队的军心，阻击龙云悍将孙渡纵队进攻毕节，更或许为了制造“敌强我弱”、“责不在我”的舆论，莫雄于1936年2月16日，向驻防昭通的孙渡通报了红二、六军团的敌情。电话中极力夸大了红军军火装备的齐全与充足，不但机枪多，而且有大炮，就是士兵，每人也携带有20排子弹（老式步枪一排子弹为十发）。孙渡接了莫雄的电话后，不敢延迟，立即电告龙云，题为《孙渡转告红军萧部到毕节电》（1936年2月16日）：“昆明。龙总司令：顷接毕节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固密。到毕节之匪，确系伪六军团萧克部，并遍贴湘鄂川黔军分会布告，贺称主席，萧称委员。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左右。到毕节后，其目的在防滇军出击。没打附近土豪。至七星桥方面匪情，正在侦察中。并云匪到黔西时，吴颂平部被缴械一营。等语。除饬郭团严密注意警戒外，谨闻。职孙渡叩。铣戌。印。”
老奸巨滑、经验丰富的龙云接到孙渡电报后，并未向各部队转发通报，以免动摇军心。经反复推测了两天后，由怀疑转为愤怒，认为莫雄是在为红军作宣传，扬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在有意掩饰失城责任。当然他尚不知道莫雄的身份，更不知道莫雄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红军。于是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委员长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发报，转呈了莫雄的电话内容，要求对莫雄予以警告，题为《龙云以莫专员所报为红军张目应予以警告电》（1936年2月18日）：“贵阳。吴主席、顾主任墨三兄鉴：察密。据孙纵队司令渡，铣戌电转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到毕节之匪，确系伪六军团萧克部，并遍贴湘鄂川黔军分会布告，贺称主席，萧称委员。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左右。等语。显见该员有心掩饰其过失守毕节之责，应请予以警告。如何，仍候酌裁。弟龙云。巧机。印。”
吴忠信、顾祝同接到电报三天后，便对龙云所提建议作了答复，题为《吴忠信等已派员查明毕节失守真情电》（1936年2月21日）：“云南。龙总司令志舟兄勋鉴：巧机电警悉。鱼密。莫专员所报匪情诚属荒谬，已严令申斥，并派员查明失守毕节情况，以便议处矣。特复。弟忠信、顾祝同叩。马。筑。印。”
国民党当局的行动不谓不快。1936年3月7日，经电报呈请蒋介石批准后，委员长贵阳行营别动队马不停蹄地赶赴威宁，逮捕了少将莫雄。为使捕押理由更加充足，掩饰高级将领“通共嫌疑”，国民政府特让《中央日报》于3月8日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毕节行政专员莫雄解渝究办——因守城不力，并犯贪污罪》。
紧随“中央社”消息， 1936年第15期《贵州评论》又刊登《严办莫雄》文章，用贵州民众的口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莫雄，大声疾呼“莫雄死有余辜，不能押走，理应在当地执行枪决。”
莫雄被捕后，对外宣布是押解到重庆查办，实际上被押往南京军法处监狱秘密关押。1936年6月，经杨永泰、张发奎、陈诚等要员出面解救，得以释放。
隐蔽战线的战斗，配合公开的军事、政冶斗争，是夺取胜利的有效手段，历来被中国共产党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就是较早的成功事例。在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的牺牲之地，卢志英、刘哑佛、严希纯等地下党同志继承了战友遗志，演绎了一场隐蔽战线有声有色的经典剧目。作为这场精彩剧目的主角莫雄，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腔热忱，值得后人尊重和缅怀。
注释：
①关于莫雄及其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班子的红色往事详见本刊2013年第3期《他使十万红军脱离险境——莫雄向我党密供“铁桶计划”》。
主要参考资料：
1.《莫雄回忆录》。
2.贵州省毕节地区党史资料丛书之二：《红军在黔西北》之《国民党档案资料》，第221页至2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3.《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云南卷），第336页、340页、343页，云南省档案馆1987年第1版。
4.《云南镇雄县党史资料》1984年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