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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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来到中国的原因,贝德说是缘分。“记得高二时,在朋友家里见到中文教材,觉得中文太复杂了,宁愿自己永远也不接触中文。但高中毕业,去哪儿留学呢?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中还是选择了中国。“可能是我跟中国有缘吧。”贝德笑着说。其实,他有自己现实的考虑。“如今土耳其和中国的商业往来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需要同时了解两国社会和法律的人,而土耳其真正了解中国的人并没有太多,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贝德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他国的法律是包容的,“在中国我惊喜地发现,居然能够在互联网查到土耳其宪法的全文,这不仅说明中国开放自由的阅读渠道,更说明中国有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熟悉和了解的途径。
  西方国家常常认为中国法律没有保障人权,没有给予中国公民应有的自由。但贝德发现,在实际的社会保障方面,中国的法律比西方细致得多。例如,西方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市场化经营,医疗、教育等等,穷人并不一定能享受到基本的保障。在中国,虽然整个医疗保障系统并不完善,但最低水平的医疗保障覆盖面正在慢慢扩大,穷人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
  每周,人大法律英语组织都会在明德法学楼有一个聚会,参加的同学用英文讨论一些西方法律应用、法律原则的相关内容。去年,法律英语组织的一次活动中,请来了一些残障人士,大家一起讨论中日美三国的法律中与残疾人相关的规定。整个活动中,大家不仅对残障人士表达了同情,更重要的是一起了解他们生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在这次活动中,贝德感受到法律在维持生活秩序中的重要性。
  来中国以前,“不断地从新闻上看到,中国是封闭的、人情冷漠的,但我来了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贝德说。
  一次,贝德要从学校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巧的是,他出门时把手机落在家里,没有办法用手机查路线。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路过,贝德马上上前问路。他想了一会,告诉贝德他也不清楚。贝德正要走开,那位中年人一边喊住贝德,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原来,为了帮贝德找到便捷的路线,他正在打电话给他朋友寻求帮助。这个电话让贝德非常感动:“我们本来素不相识,他能为了帮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让我感到十分的温暖。”
  贝德认为,乐于请客,就代表这个人乐于分享,乐于交朋友。在土耳其,朋友一起吃饭,就会抢着付钱。“请客是我的一大爱好!”贝德笑着说。但来到中国,贝德却不太抢得到机会请客——中国同学总是比他先付了钱。贝德回忆,为了研究中国法制史,整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去故宫查找资料。不论是去便利店买东西还是去饭馆吃饭,中国同学都不让他交钱,总是抢在他前面结清账单。
  在预科班里,老师与同学的相处非常融洽。老师经常会请同学们一起吃饭,和同学们交流。“在这样的班级里,我们才会有不分国籍、不带偏见的交往。”贝德说。现在贝德已经从预科班毕业,有了新的朋友、新的同学和老师。在前不久举办的国际文化节上,预科班的老师来到土耳其展台,见到贝德老师嗔怪贝德说:“你怎么这么久不跟我联系啊!这不好哦!”两个小时后,老师又返回土耳其展台,问贝德:“你怎么停机了呢?”贝德才想起来那天手机停机了,而贝德忙着风情展的事情没有时间充话费,忙向老师解释,问老师为何急着找他。老师说,刚刚开玩笑说贝德不好,怕贝德介意。贝德有点吃惊。“这么有名望的教授,居然为了一句玩笑给我道歉,打不通电话,还亲自来到展台给我道歉,让我感受到了老师的修养和他对学生感受的关心。”贝德说。
  在土耳其上中学时,他就经常和同学一起踢足球。来到人大以后,还加入了法学院的足球队。在土耳其,街头足球很流行,很多互不相识的年轻人会在一起踢足球。不过,由于互相并不熟悉,合作变得比较困难,不仅球队间,就连球队内部都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整个足球队都团结合作,服从几个核心球员的领导,一起赢得比赛。”贝德非常欣赏这一点。虽然在中国街头足球并不流行,踢足球的人很少,场地也少,但贝德还是很喜欢在中国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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