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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这个模式中的不平衡性终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由于当前无法打破美元独大的地位，因此，重塑全球经济再平衡，仍将是以美国意志为主导的再平衡，其中，“再工业化”是美国重回这个平衡中心的不二选择，而“弱美元”是美国为了实现这个再平衡而实施的一个战略。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所谓“中美国(Chimerica)”，或者叫“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中国的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所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危机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财经高管出来不断地攻击中国的高储蓄。
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的一个加州那么大；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地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在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被认为是中国储蓄的贡献)，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1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着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你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把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
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落到了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然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然有强烈的信贷杠杆的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疲弱。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讲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成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
同时，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又强化美元本位，使得1990年以来在泛太平洋事实上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于是美国能充分借用他国的储蓄。布雷顿森林体系复位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不仅成为美国的工厂，也成为了美国的银行。
只要美国保持长期低利率，以低廉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供其消费，而其他国家将获得的贸易顺差收入以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所谓石油美元循环和商品美元循环)，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生产也能够保证通胀水平不至于出现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得以长期维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全球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
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人工效率—直在降低。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一个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他们意愿，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成不了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事实上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尽管美国人一直在使用核心通胀的概念：所谓剔除粮食和能源之后的物价水平)。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扮演得非常卖力，但黄金模式终究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油价受不了，2004年1月至2006年7月，油价从30美元飙升至75 美元，涨幅150％，于是美联储于2004年中期启动了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
随后的逻辑大家都知道。
1 利率的升高，使得资产价格下跌；
2 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就遭到了彻底的暴露；
3 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
4 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内需进一步走软。
上述的就是1990年以来的这个经济周期从产生到高峰到破灭的全过程。
再平衡的方向在“再工业化”
失衡终至危机，无法持续，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讲再平衡。再平衡的方向在那里呢?
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以消除消费的泡沫，中国产出做减法以消除产能的泡沫：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
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
“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却不降，因为被动储蓄→消费减少→企业利润减少→失业上升→收入减少，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讲，全球化不可逆。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因此，未来再平衡的方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货币和资产可以通胀，但油价可以不涨。
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进发。故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畸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美国人大打“碳金融”牌之心昭然，奥巴马会在世界气候大会快结束的时候要硬闯中、印、巴三国领导人的会场，为争取达成协议而进行最后努力。
弱美元是实现再平衡的战略安排
弱美元是完成“再工业化”的必要制度保障。靠政府加杠杆(债务激增)来减轻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痛苦。这样美元长期弱势必然。
弱美元增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缩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
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金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能最快速地降低净债务率。
更关键的是，弱美元将整体抬高传统工业领域的运行成本，换句话讲，只有传统的资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量的投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低碳，并充分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
“再工业化”才能实现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消费者去杠杆是死胡同，未来再平衡只能这样选择，这是战略。所以在美国完成新的战略布局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时间泡在流动性的“汪洋”之中。
再造新经济形态或也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
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形成超额利润→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化→资金成本低廉一大量投资被引致新经济行业一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超额利润消失，回归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泡沫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这就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泡沫。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元必须可控。现在看来是还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一是当下美元的汇率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民币的“软盯住”来维持的。全球最大的盯住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一旦抛弃美元锚，美元跌势很可能加速。这将给可控的弱美元政策带来无尽的麻烦。在美元风雨飘摇之际，人民币的盯住某种程度是对美元最大的帮助。
而对于中国人来讲，它需要的是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出口恢复能顶住政府投资日益递减的功效。尽管中国跟那些将货币挂钩于美元的国家一样，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必然要“进口”越来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物价通胀。但总的来讲在一段时间内，双方还是各取所需。
二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库存将PK掉美元贬值所引发的通胀效应，商品特别是油价一旦过了70以后，涨升动力显得非常的犹豫，尽管黄金在飙涨。
三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的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2009年初联邦预算办公室(CBO)年初测算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各达2.56万亿美元和1.14万亿美元。而整个2009财年，财政部发债实际执行速度为：2008Q4：5690亿美元、2009Q1：4990亿美元、2009Q2：3430亿美元、2009Q3：4060亿美元，打掉一些借新还旧，2009财年整整少发了近1万亿美元的国债，这意味着把更重的负担移到了2010年以后的。但是口头的欺骗和幻觉对于市场投资者贪婪和侥幸的天性总是奏效的。
四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元走得更远，中国等新兴国家先后退场，使得通胀或被压制，毕竟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础原料增量的贡献九成者睐自于这些国家。
五是高福利的欧洲对于美元贬值对其经济负面效应的高度忍耐力，使得它们有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游戏，从而导致通胀失控。
最本质的还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非储备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必然需要某个国家出来作为一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国，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量的稳定快速增长。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因而其持续逆差就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的维持贸易逆差，因为其在外贸中所需支付的只是本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而非外汇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的中国乃至全球跟美国都是系在一条绳上的，把美元推倒了，世界将一片混乱。
故此，未来可能场景或许只有两个。
一是市场理性预期的显灵而导致美元贬值的失控，为此美联储不得不提前启动不太情愿的加息周期，世界经济或进入混沌的“滞胀”状态，油价依然高企而所谓经济复苏又将归于沉寂。
二是外部世界继续忍受着弱美元的“盘剥”，被动地等待着美国的“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的完成，但一旦美元重获支撑而进入长期上涨趋势，被推向资产泡沫化的新兴市场将会一片狼藉。
编辑 张君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所谓“中美国(Chimerica)”，或者叫“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中国的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所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危机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财经高管出来不断地攻击中国的高储蓄。
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的一个加州那么大；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地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在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被认为是中国储蓄的贡献)，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1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着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你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把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
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落到了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然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然有强烈的信贷杠杆的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疲弱。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讲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成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
同时，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又强化美元本位，使得1990年以来在泛太平洋事实上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于是美国能充分借用他国的储蓄。布雷顿森林体系复位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不仅成为美国的工厂，也成为了美国的银行。
只要美国保持长期低利率，以低廉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供其消费，而其他国家将获得的贸易顺差收入以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所谓石油美元循环和商品美元循环)，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生产也能够保证通胀水平不至于出现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得以长期维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全球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
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人工效率—直在降低。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一个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他们意愿，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成不了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事实上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尽管美国人一直在使用核心通胀的概念：所谓剔除粮食和能源之后的物价水平)。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扮演得非常卖力，但黄金模式终究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油价受不了，2004年1月至2006年7月，油价从30美元飙升至75 美元，涨幅150％，于是美联储于2004年中期启动了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
随后的逻辑大家都知道。
1 利率的升高，使得资产价格下跌；
2 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就遭到了彻底的暴露；
3 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
4 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内需进一步走软。
上述的就是1990年以来的这个经济周期从产生到高峰到破灭的全过程。
再平衡的方向在“再工业化”
失衡终至危机，无法持续，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讲再平衡。再平衡的方向在那里呢?
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以消除消费的泡沫，中国产出做减法以消除产能的泡沫：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
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
“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却不降，因为被动储蓄→消费减少→企业利润减少→失业上升→收入减少，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讲，全球化不可逆。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因此，未来再平衡的方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货币和资产可以通胀，但油价可以不涨。
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进发。故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畸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美国人大打“碳金融”牌之心昭然，奥巴马会在世界气候大会快结束的时候要硬闯中、印、巴三国领导人的会场，为争取达成协议而进行最后努力。
弱美元是实现再平衡的战略安排
弱美元是完成“再工业化”的必要制度保障。靠政府加杠杆(债务激增)来减轻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痛苦。这样美元长期弱势必然。
弱美元增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缩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
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金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能最快速地降低净债务率。
更关键的是，弱美元将整体抬高传统工业领域的运行成本，换句话讲，只有传统的资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量的投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低碳，并充分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
“再工业化”才能实现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消费者去杠杆是死胡同，未来再平衡只能这样选择，这是战略。所以在美国完成新的战略布局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时间泡在流动性的“汪洋”之中。
再造新经济形态或也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
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形成超额利润→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化→资金成本低廉一大量投资被引致新经济行业一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超额利润消失，回归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泡沫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这就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泡沫。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元必须可控。现在看来是还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一是当下美元的汇率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民币的“软盯住”来维持的。全球最大的盯住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一旦抛弃美元锚，美元跌势很可能加速。这将给可控的弱美元政策带来无尽的麻烦。在美元风雨飘摇之际，人民币的盯住某种程度是对美元最大的帮助。
而对于中国人来讲，它需要的是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出口恢复能顶住政府投资日益递减的功效。尽管中国跟那些将货币挂钩于美元的国家一样，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必然要“进口”越来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物价通胀。但总的来讲在一段时间内，双方还是各取所需。
二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库存将PK掉美元贬值所引发的通胀效应，商品特别是油价一旦过了70以后，涨升动力显得非常的犹豫，尽管黄金在飙涨。
三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的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2009年初联邦预算办公室(CBO)年初测算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各达2.56万亿美元和1.14万亿美元。而整个2009财年，财政部发债实际执行速度为：2008Q4：5690亿美元、2009Q1：4990亿美元、2009Q2：3430亿美元、2009Q3：4060亿美元，打掉一些借新还旧，2009财年整整少发了近1万亿美元的国债，这意味着把更重的负担移到了2010年以后的。但是口头的欺骗和幻觉对于市场投资者贪婪和侥幸的天性总是奏效的。
四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元走得更远，中国等新兴国家先后退场，使得通胀或被压制，毕竟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础原料增量的贡献九成者睐自于这些国家。
五是高福利的欧洲对于美元贬值对其经济负面效应的高度忍耐力，使得它们有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游戏，从而导致通胀失控。
最本质的还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非储备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必然需要某个国家出来作为一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国，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量的稳定快速增长。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因而其持续逆差就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的维持贸易逆差，因为其在外贸中所需支付的只是本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而非外汇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的中国乃至全球跟美国都是系在一条绳上的，把美元推倒了，世界将一片混乱。
故此，未来可能场景或许只有两个。
一是市场理性预期的显灵而导致美元贬值的失控，为此美联储不得不提前启动不太情愿的加息周期，世界经济或进入混沌的“滞胀”状态，油价依然高企而所谓经济复苏又将归于沉寂。
二是外部世界继续忍受着弱美元的“盘剥”，被动地等待着美国的“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的完成，但一旦美元重获支撑而进入长期上涨趋势，被推向资产泡沫化的新兴市场将会一片狼藉。
编辑 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