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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的北京，一片凄风细雨，仿佛故意要配合这个悲剧性的纪念日。
伯纳-布里塞竖起了衣领，这个一头白发的男人嘴角挂着法国人惯有的微笑，第四次走进圆明园的废墟。
作为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资深记者，布里塞此行是为了参加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的一次“重量级对话”。
他被邀请的原因，是2003年曾用法语撰写过一部有关圆明园的书籍一《1860：圆明园大劫难》。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这一天，在圆明园“谐奇趣”景区，他将与70岁的台湾历史学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对谈，“共话万园之园的兴衰历程”。
也许是主办方有意为之，这个室外对话的地点——“谐奇趣”亦是中西交融的产物。它是西洋楼景区最早落成的西洋建筑，由乾隆年间宫廷的西洋画师、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神父蒋友仁设计监造。
对于第17次来到中国，布里塞的话很符合这一情景的气氛、或许也是中国人最希望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下的表态：每次来到这里，自己都感到一种羞耻，“这是一个被中国人反复记忆，而法国人希望永久遗忘的地方”。
其实法国人何必希望永久遗忘圆明园呢?即使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英国人才是烧毁圆明园的唯一凶手——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法国人，已经有资料表明他们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对。
外国人对于圆明园的认识总是与中国人有所不同。150年前如此，150年后，仍然如此。
雨果的收藏
这一天，布里塞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圆明园遗址的雨果雕像落成仪式。
布里塞了解雨果之于圆明园和中国人的意义：对于20世纪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谴责代表了愤怒和主持正义的神奇力量。他那封关于“两个强盗”焚掠圆明园的信经常被人引用。
这位大思想家和大文豪，虽然还有很多人可以与他比肩，但是因为对同胞的谴责，“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崇敬。”布里塞说。
不过，布里塞在自己的书里还是写下了这样的内容：1989年4月，当一位中国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时发现，雨果竟然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而他的收藏也有来自圆明园。
不过布里塞说，雨果关于“两个强盗”的那封信虽然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我的书出版以后，法国民众对雨果的那段文字才开始津津乐道。”
同样因为这本书，法国人才开始知道和关注这段历史。“我的书出版前，法国的研究单位对这件事情也很少有专门研究。”后来布里塞又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宋氏三姐妹》、《北京》和《上海》。在法国发行量很大的《世界报》在介绍《北京》时，最后又专门提到了雨果的这段话。
无论是150年前的雨果，还是现在的布里塞，在西方世界都属于“个别现象”。这一点，从布里塞和汪荣祖的书里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汪荣祖最早打算写《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时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他希望用一本书向西方讲述圆明园的故事。用了20年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在西方世界只发行了1000本。
2003年，《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译成中文后在台湾销售了2000多本，在大陆销售了五六千本，“还是中国人自己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他对本刊记者说。
雨中的这次对谈差不多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同坐在一片废墟之上，布里塞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联姻。
他诙谐地补充说，法国人有一句谚语，结婚越久就越幸福。但是以当下的环境，这句话在台下的满座的中国人听来，似乎有些牵强。
被遗忘的原因
作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饶有兴趣的旅行者，布里塞与中国的第一次见面是在39年前。不过直到10年前，他才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名词。
“我和我太太跟所有旅游者一样，去了在西方世界比较有名的‘新夏宫’颐和园。我记得那天是10月15日，天气相当好。”他们在颐和园游览完后时间尚早，于是转进了不远的圆明园。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说过圆明园这个地方。
离开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有一些北京市民在这里郊游、野餐，或者泛舟湖上。而在废墟前，布里塞对自己说，这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
当然，法国人参与暴行的内容也来自现场的介绍，这大大刺激了布里塞。“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想法。虽然不是我家族的祖先烧了圆明园，但是毕竟是法国人烧了它，一个如此美丽的皇家园林，一个中国的凡尔赛宫，就这样成为灰烬了。”
带着一点愧疚和好奇，回到法国以后，布里塞开始有意搜集关于圆明园的历史资料。在发现一片空白后，他决定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
在西方，研究“中国史”就很冷门。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就更显得“另类”。他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来源于参与远征的军人、外交官、翻译官的日记，“英国人的记录不如法国人多。”他说。
“但是他的书，更像是一本英法远征史。”汪荣祖觉得。
书中记述了外国军人们第一次进入圆明园的感受：他们以为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150年后，当本刊记者问及布里塞对于圆明园和圆明园遗址的认识时，他重复了这个观点：它是人类的一个博物馆。
“部分人对圆明园焚毁的愧疚，更多的层面上是为了一种文化的毁灭，我们亲手烧毁了一个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他说。
但是，150年前英国指挥官决定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却是因为它是中国皇帝的私人财产。
由于1860年之前清政府对于一系列国外要求的拒绝和蔑视，特别是外国使节在中国遭到囚禁并致数人死亡。额尔金决定对皇帝进行惩罚。
布里塞引用了一位外国历史学家的观点：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身地惧怕欧洲人。
汪荣祖也认为，额尔金的想法“就是要惩罚咸丰皇帝。因为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圆明园里对以巴夏里为首的谈判代表进行了囚禁和侮辱，所以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咸丰皇帝。”
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一举动的反应大大超乎肇事者的想象。
曾在1950年出版过关于圆明园专著的何伯-丹拜认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对于中国人对焚毁圆明园历史的强烈反应，丹拜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
她进一步分析说，即使当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后，一旦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
比如日本人在30年代入侵后，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群众，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
不一样的战争
布里塞曾在北京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空姐。她告诉布里塞，在大学的历史课上，她和同学曾两次落泪：第一次就是讲到火烧圆明园，第二次则是红卫兵对历史文化的破坏。
的确，中国人对于圆明园的伤悼如今几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被经常性地引用，抨击旧王朝的对外决策、甚至成为最近30年国家开放战略的依据。
但是，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斗。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具体分析说，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
与过去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一样，失败者丧失了殖民地——中国的东南亚属国。这场战争也许与16至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争霸类似。而那场规模不大的决战——八里桥之战似乎可以用英国舰队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标榜——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就是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族骑兵。
对于中国的陌生和不解，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圆明园被中国人当作国耻来纪念的时候，西方世界表现出的更多是漠然和不理解。
“文化的差异固然存在，不过立场的不同才是根本，一个是侵略者的立场，一个是受害者的立场，所见所闻所感就完全不同了。”汪荣祖说。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可忘记的“国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种“记忆责任”。
圆明园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也在使它陷入尴尬。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圆明园的外国专家，布里塞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重建圆明园的争论发表意见：他显然站在了“遗址派”一边。“我知道中国^对此事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我希望圆明园还是像现在这样，不要重建。”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历史的地方。如果要重建的话，弄不好圆明园就会成了一个迪斯尼那样的游乐园。”
“综合性”的发展
自80年代圆明园引起人们关注以来，对于到底是重建还是保留目前遗址的争论已经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1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第三次则是在布里塞出书后的几年里。而在80年代，曾有专家估计重修圆明园需1.6亿元、耗时10年。
在“遗址派”一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圆明园学会顾问叶廷芳眼里，圆明园从一个皇家园林已演绎成文物的生命，附加了历史见证的新价值。“中华民族正在由贫弱到富强，记住我们的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价值得多。”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保存遗址就是对圆明园最好的保护。
对此，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圆明园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恩荫有不同意见。他认同经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圆明园遗址恢复方案，就是要恢复少量建筑。
“现在根本没有恢复几个东西，到九洲清晏去看，几乎看不懂。”张恩荫对目前的整修水平并不认可。
经过几轮较量，双方都已经没有什么底牌。一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结果，比如周恩来对于圆明园重建的看法。
一方面是梁思成向别人转述说，周恩来曾对他讲有条件时可重建圆明园。而“遗址派”以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转述周恩来的话为根据：“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本来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却被双方引用作为己方的依据。
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在以圆明园的特殊意义作为根据：“遗址派”坚持的是保留国耻象征、警示后人，而“重建派”则是在此基础上希望用重建来标示1949年以来中国的重生。
在各种争论中，圆明园遗址仍然荒废着。各种利益群体则时刻觊觎着这片数千亩的“宝地”，跑马场、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各种带有时代符号的产物同样云集圆明园遗址，同时不断受到外界的抨击。
到90年代末，曾经也被外国军队烧毁的颐和园不仅修复，每年还有四五千万游客、七八千万收入。而圆明园每年只有200万人左右，全部收入2000万元。那时已经建成的珠海圆明新园甚至还有1.6亿元的年收入。
圆明园管委会主任陈名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公园严格按照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对圆明园所作的规划，“复建部分不能超过10％，把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好。”
对于圆明园的未来，他介绍说，圆明园在爱国主义的传承方面有独特的地方，除了迁出院内居民和改造圆明园山形水系以外，他们还推出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比如春节的皇家庙会，四五月的踏青节，七八月间的荷花节等等。
陈名杰曾对圆明园游客进行了分析。“北京市本地游客占40％，外地游客占60％。按年龄分，中青年居多，老人少。按照散客和团队说，散客占90％，团队只占10％，但是散客的人数是逐年增长的。”
他认为，圆明园需要有多重价值和多重身份，“国耻纪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圆明园的独特价值，但不是全部。”甚至圆明园的外交价值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的一环，在国家的外交体系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汪荣祖的对谈结束后。大雨中，布里塞客气地说：“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更有勇气，因为法国人只纪念骄傲和成功，而中国人敢于面对曾经的失败和耻辱。”
伯纳-布里塞竖起了衣领，这个一头白发的男人嘴角挂着法国人惯有的微笑，第四次走进圆明园的废墟。
作为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资深记者，布里塞此行是为了参加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的一次“重量级对话”。
他被邀请的原因，是2003年曾用法语撰写过一部有关圆明园的书籍一《1860：圆明园大劫难》。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这一天，在圆明园“谐奇趣”景区，他将与70岁的台湾历史学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对谈，“共话万园之园的兴衰历程”。
也许是主办方有意为之，这个室外对话的地点——“谐奇趣”亦是中西交融的产物。它是西洋楼景区最早落成的西洋建筑，由乾隆年间宫廷的西洋画师、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神父蒋友仁设计监造。
对于第17次来到中国，布里塞的话很符合这一情景的气氛、或许也是中国人最希望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下的表态：每次来到这里，自己都感到一种羞耻，“这是一个被中国人反复记忆，而法国人希望永久遗忘的地方”。
其实法国人何必希望永久遗忘圆明园呢?即使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英国人才是烧毁圆明园的唯一凶手——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法国人，已经有资料表明他们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对。
外国人对于圆明园的认识总是与中国人有所不同。150年前如此，150年后，仍然如此。
雨果的收藏
这一天，布里塞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圆明园遗址的雨果雕像落成仪式。
布里塞了解雨果之于圆明园和中国人的意义：对于20世纪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谴责代表了愤怒和主持正义的神奇力量。他那封关于“两个强盗”焚掠圆明园的信经常被人引用。
这位大思想家和大文豪，虽然还有很多人可以与他比肩，但是因为对同胞的谴责，“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崇敬。”布里塞说。
不过，布里塞在自己的书里还是写下了这样的内容：1989年4月，当一位中国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时发现，雨果竟然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而他的收藏也有来自圆明园。
不过布里塞说，雨果关于“两个强盗”的那封信虽然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我的书出版以后，法国民众对雨果的那段文字才开始津津乐道。”
同样因为这本书，法国人才开始知道和关注这段历史。“我的书出版前，法国的研究单位对这件事情也很少有专门研究。”后来布里塞又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宋氏三姐妹》、《北京》和《上海》。在法国发行量很大的《世界报》在介绍《北京》时，最后又专门提到了雨果的这段话。
无论是150年前的雨果，还是现在的布里塞，在西方世界都属于“个别现象”。这一点，从布里塞和汪荣祖的书里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汪荣祖最早打算写《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时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他希望用一本书向西方讲述圆明园的故事。用了20年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在西方世界只发行了1000本。
2003年，《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译成中文后在台湾销售了2000多本，在大陆销售了五六千本，“还是中国人自己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他对本刊记者说。
雨中的这次对谈差不多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同坐在一片废墟之上，布里塞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联姻。
他诙谐地补充说，法国人有一句谚语，结婚越久就越幸福。但是以当下的环境，这句话在台下的满座的中国人听来，似乎有些牵强。
被遗忘的原因
作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饶有兴趣的旅行者，布里塞与中国的第一次见面是在39年前。不过直到10年前，他才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名词。
“我和我太太跟所有旅游者一样，去了在西方世界比较有名的‘新夏宫’颐和园。我记得那天是10月15日，天气相当好。”他们在颐和园游览完后时间尚早，于是转进了不远的圆明园。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说过圆明园这个地方。
离开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有一些北京市民在这里郊游、野餐，或者泛舟湖上。而在废墟前，布里塞对自己说，这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
当然，法国人参与暴行的内容也来自现场的介绍，这大大刺激了布里塞。“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想法。虽然不是我家族的祖先烧了圆明园，但是毕竟是法国人烧了它，一个如此美丽的皇家园林，一个中国的凡尔赛宫，就这样成为灰烬了。”
带着一点愧疚和好奇，回到法国以后，布里塞开始有意搜集关于圆明园的历史资料。在发现一片空白后，他决定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
在西方，研究“中国史”就很冷门。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就更显得“另类”。他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来源于参与远征的军人、外交官、翻译官的日记，“英国人的记录不如法国人多。”他说。
“但是他的书，更像是一本英法远征史。”汪荣祖觉得。
书中记述了外国军人们第一次进入圆明园的感受：他们以为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150年后，当本刊记者问及布里塞对于圆明园和圆明园遗址的认识时，他重复了这个观点：它是人类的一个博物馆。
“部分人对圆明园焚毁的愧疚，更多的层面上是为了一种文化的毁灭，我们亲手烧毁了一个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他说。
但是，150年前英国指挥官决定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却是因为它是中国皇帝的私人财产。
由于1860年之前清政府对于一系列国外要求的拒绝和蔑视，特别是外国使节在中国遭到囚禁并致数人死亡。额尔金决定对皇帝进行惩罚。
布里塞引用了一位外国历史学家的观点：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身地惧怕欧洲人。
汪荣祖也认为，额尔金的想法“就是要惩罚咸丰皇帝。因为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圆明园里对以巴夏里为首的谈判代表进行了囚禁和侮辱，所以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咸丰皇帝。”
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一举动的反应大大超乎肇事者的想象。
曾在1950年出版过关于圆明园专著的何伯-丹拜认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对于中国人对焚毁圆明园历史的强烈反应，丹拜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
她进一步分析说，即使当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后，一旦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
比如日本人在30年代入侵后，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群众，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
不一样的战争
布里塞曾在北京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空姐。她告诉布里塞，在大学的历史课上，她和同学曾两次落泪：第一次就是讲到火烧圆明园，第二次则是红卫兵对历史文化的破坏。
的确，中国人对于圆明园的伤悼如今几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被经常性地引用，抨击旧王朝的对外决策、甚至成为最近30年国家开放战略的依据。
但是，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斗。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具体分析说，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
与过去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一样，失败者丧失了殖民地——中国的东南亚属国。这场战争也许与16至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争霸类似。而那场规模不大的决战——八里桥之战似乎可以用英国舰队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标榜——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就是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族骑兵。
对于中国的陌生和不解，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圆明园被中国人当作国耻来纪念的时候，西方世界表现出的更多是漠然和不理解。
“文化的差异固然存在，不过立场的不同才是根本，一个是侵略者的立场，一个是受害者的立场，所见所闻所感就完全不同了。”汪荣祖说。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可忘记的“国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种“记忆责任”。
圆明园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也在使它陷入尴尬。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圆明园的外国专家，布里塞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重建圆明园的争论发表意见：他显然站在了“遗址派”一边。“我知道中国^对此事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我希望圆明园还是像现在这样，不要重建。”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历史的地方。如果要重建的话，弄不好圆明园就会成了一个迪斯尼那样的游乐园。”
“综合性”的发展
自80年代圆明园引起人们关注以来，对于到底是重建还是保留目前遗址的争论已经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1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第三次则是在布里塞出书后的几年里。而在80年代，曾有专家估计重修圆明园需1.6亿元、耗时10年。
在“遗址派”一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圆明园学会顾问叶廷芳眼里，圆明园从一个皇家园林已演绎成文物的生命，附加了历史见证的新价值。“中华民族正在由贫弱到富强，记住我们的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价值得多。”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保存遗址就是对圆明园最好的保护。
对此，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圆明园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恩荫有不同意见。他认同经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圆明园遗址恢复方案，就是要恢复少量建筑。
“现在根本没有恢复几个东西，到九洲清晏去看，几乎看不懂。”张恩荫对目前的整修水平并不认可。
经过几轮较量，双方都已经没有什么底牌。一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结果，比如周恩来对于圆明园重建的看法。
一方面是梁思成向别人转述说，周恩来曾对他讲有条件时可重建圆明园。而“遗址派”以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转述周恩来的话为根据：“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本来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却被双方引用作为己方的依据。
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在以圆明园的特殊意义作为根据：“遗址派”坚持的是保留国耻象征、警示后人，而“重建派”则是在此基础上希望用重建来标示1949年以来中国的重生。
在各种争论中，圆明园遗址仍然荒废着。各种利益群体则时刻觊觎着这片数千亩的“宝地”，跑马场、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各种带有时代符号的产物同样云集圆明园遗址，同时不断受到外界的抨击。
到90年代末，曾经也被外国军队烧毁的颐和园不仅修复，每年还有四五千万游客、七八千万收入。而圆明园每年只有200万人左右，全部收入2000万元。那时已经建成的珠海圆明新园甚至还有1.6亿元的年收入。
圆明园管委会主任陈名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公园严格按照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对圆明园所作的规划，“复建部分不能超过10％，把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好。”
对于圆明园的未来，他介绍说，圆明园在爱国主义的传承方面有独特的地方，除了迁出院内居民和改造圆明园山形水系以外，他们还推出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比如春节的皇家庙会，四五月的踏青节，七八月间的荷花节等等。
陈名杰曾对圆明园游客进行了分析。“北京市本地游客占40％，外地游客占60％。按年龄分，中青年居多，老人少。按照散客和团队说，散客占90％，团队只占10％，但是散客的人数是逐年增长的。”
他认为，圆明园需要有多重价值和多重身份，“国耻纪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圆明园的独特价值，但不是全部。”甚至圆明园的外交价值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的一环，在国家的外交体系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汪荣祖的对谈结束后。大雨中，布里塞客气地说：“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更有勇气，因为法国人只纪念骄傲和成功，而中国人敢于面对曾经的失败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