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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重史，所以有良好的修史传统。古时修史，其中一个功能是监督帝王，所以有“董狐直笔”之说。到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主要功能似已蜕变为供统治阶层维护统治作参考了。只可惜“以史为镜”也不容易做到，因而历史就不断地重演，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
现代的史观当然不会如此肤浅。不过要搞明白历史，说实话也并不容易，司马迁修《史记》，彪炳千秋，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也不合史实，甚至类似小说家言。多弄玄虚的《晋书》更不用说。有人说“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说得并不错。
一口气读完鸿琳的“梨城系列小说”，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梨城系列”算历史解密小说，这种小说往往有着侦探推理小说的外壳，所以好看；又因与历史有关，有时空的纵深感，所以显得有深度。但是写好也并不容易，写得不好即容易流于通俗，变成猎奇；太严肃、古板又容易演变为学术论文。这种小说拿捏得好与不好，以我之见，最关键的不是技巧，而是写作的出发点，作者的历史洞察力与思想深度。
所幸，鸿琳在这个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因为是系列小说，鸿琳赋予了三篇小说形式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近性。故事背景都设定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要解密的历史都是“党史问题”：《梨城叛徒》要解决的是作为“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派往梨城的交通特派员”的“我二叔”在被日军俘虏后是否真的做了叛徒？《寻找慈恩塔》要解决的是慈恩塔塔顶到底是怎么毁掉的？是否与新四军有关？《告密者》要解决的是“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是否真的是因朱满仓告密而被捕？鸿琳都在一开篇即抛出问题，然后用几乎通篇叙述的语调讲述整个解密过程，历史与当下不断交织，形成一种艺术特色。鸿琳似乎刻意选择了平静的叙述语气，让整篇行文显得客观、冷静、严谨，仿佛真的只是在做一个学术上的探究，但是你分明能透过纸背，感觉到作者刻意压抑的心跳和体温。这是鸿琳控制能力的高明处。
鸿琳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总能很好地选择历史的打结点，然后通过解密的方式，为它松绑。前文说过，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认真梳理，总有很多疑点值得发掘。有想象力的作家总能就此取材，从这些疑点出发，任意驰骋想象。但仅有疑点还并不足以成为“打结点”，打结点必须是矛盾的聚焦区，反映的往往不是证据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不同选择，甚至是人性的不同展示。就像《告密者》中在朱满仓是否告密这个问题上，不同人的不同反应一样。截然不同的反应，加上互相提供的恰恰矛盾的证据，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的一个打结点。所以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史实问题，深入探究下去，却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评价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中的人的问题。从问题指向人，这才是小说家要做的事。好的小说家绝对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历史解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虽然解密者的解密之路貌似十分艰难，但其实不然，因为总会有知情人存在。知情人闭口隐瞒，甚至故意为之遮掩、撒谎，其背后的深层动机，才是好的小说家真正要探究的。《梨城叛徒》中鸿琳就是抓住了“我二叔不能死”这句话作为突破口，在《告密者》中他再次通过“章文”不能死强调了这个发现，从而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者出于更重要的革命目的忍辱偷生，甚至成为“叛徒”，对此历史——主要是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比这个更难评价的还有，比如《寻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出于保护大多数无辜群众故意违抗上级命令放弃炸毁日军军火库，《告密者》中的朱满仓为了挽救整个村的村民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对此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
鸿琳残忍地把我们逼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也正因为此，历史的当事人只能或者隐瞒或者掩盖历史的真相，任历史渐渐变成一笔糊涂账。后世的探究者，即使探究出了真想又能如何？这注定是一场无用功，就像鸿琳在小说的结尾，让辛辛苦苦探究出的真相仍然只能继续埋藏。
然而，谁能说这真的只是一场无用功？鸿琳通过他的小说，让读者在跟着他一起解密历史的过程中，真切地从人的角度贴近了历史真相，增加了一份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同情，这正是文学的一大功用。
如果说还有不满足，我必须指出鸿琳其实完全还可以再进一步，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我二叔”（《梨城叛徒》），还是“章文”（《告密者》），鸿琳写出的主要还是他们的革命性，尽管他们出于特殊的目的作出了惹来争议的选择，但解密后作为读者的我们会发现他们思想上还是单纯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们并没有作为普通人的软弱和动摇，没有真正的矛盾和争议，这必将削弱他们在文学上的意义。倒是《寻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以及《告密者》中的“朱满仓们”的举动更有文学意味一些，也真正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从这个意思上来说，鸿琳的任务才只完成了一半。
现代的史观当然不会如此肤浅。不过要搞明白历史，说实话也并不容易，司马迁修《史记》，彪炳千秋，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也不合史实，甚至类似小说家言。多弄玄虚的《晋书》更不用说。有人说“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说得并不错。
一口气读完鸿琳的“梨城系列小说”，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梨城系列”算历史解密小说，这种小说往往有着侦探推理小说的外壳，所以好看；又因与历史有关，有时空的纵深感，所以显得有深度。但是写好也并不容易，写得不好即容易流于通俗，变成猎奇；太严肃、古板又容易演变为学术论文。这种小说拿捏得好与不好，以我之见，最关键的不是技巧，而是写作的出发点，作者的历史洞察力与思想深度。
所幸，鸿琳在这个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因为是系列小说，鸿琳赋予了三篇小说形式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近性。故事背景都设定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要解密的历史都是“党史问题”：《梨城叛徒》要解决的是作为“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派往梨城的交通特派员”的“我二叔”在被日军俘虏后是否真的做了叛徒？《寻找慈恩塔》要解决的是慈恩塔塔顶到底是怎么毁掉的？是否与新四军有关？《告密者》要解决的是“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是否真的是因朱满仓告密而被捕？鸿琳都在一开篇即抛出问题，然后用几乎通篇叙述的语调讲述整个解密过程，历史与当下不断交织，形成一种艺术特色。鸿琳似乎刻意选择了平静的叙述语气，让整篇行文显得客观、冷静、严谨，仿佛真的只是在做一个学术上的探究，但是你分明能透过纸背，感觉到作者刻意压抑的心跳和体温。这是鸿琳控制能力的高明处。
鸿琳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总能很好地选择历史的打结点，然后通过解密的方式，为它松绑。前文说过，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认真梳理，总有很多疑点值得发掘。有想象力的作家总能就此取材，从这些疑点出发，任意驰骋想象。但仅有疑点还并不足以成为“打结点”，打结点必须是矛盾的聚焦区，反映的往往不是证据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不同选择，甚至是人性的不同展示。就像《告密者》中在朱满仓是否告密这个问题上，不同人的不同反应一样。截然不同的反应，加上互相提供的恰恰矛盾的证据，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的一个打结点。所以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史实问题，深入探究下去，却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评价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中的人的问题。从问题指向人，这才是小说家要做的事。好的小说家绝对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历史解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虽然解密者的解密之路貌似十分艰难，但其实不然，因为总会有知情人存在。知情人闭口隐瞒，甚至故意为之遮掩、撒谎，其背后的深层动机，才是好的小说家真正要探究的。《梨城叛徒》中鸿琳就是抓住了“我二叔不能死”这句话作为突破口，在《告密者》中他再次通过“章文”不能死强调了这个发现，从而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者出于更重要的革命目的忍辱偷生，甚至成为“叛徒”，对此历史——主要是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比这个更难评价的还有，比如《寻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出于保护大多数无辜群众故意违抗上级命令放弃炸毁日军军火库，《告密者》中的朱满仓为了挽救整个村的村民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对此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
鸿琳残忍地把我们逼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也正因为此，历史的当事人只能或者隐瞒或者掩盖历史的真相，任历史渐渐变成一笔糊涂账。后世的探究者，即使探究出了真想又能如何？这注定是一场无用功，就像鸿琳在小说的结尾，让辛辛苦苦探究出的真相仍然只能继续埋藏。
然而，谁能说这真的只是一场无用功？鸿琳通过他的小说，让读者在跟着他一起解密历史的过程中，真切地从人的角度贴近了历史真相，增加了一份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同情，这正是文学的一大功用。
如果说还有不满足，我必须指出鸿琳其实完全还可以再进一步，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我二叔”（《梨城叛徒》），还是“章文”（《告密者》），鸿琳写出的主要还是他们的革命性，尽管他们出于特殊的目的作出了惹来争议的选择，但解密后作为读者的我们会发现他们思想上还是单纯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们并没有作为普通人的软弱和动摇，没有真正的矛盾和争议，这必将削弱他们在文学上的意义。倒是《寻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以及《告密者》中的“朱满仓们”的举动更有文学意味一些，也真正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从这个意思上来说，鸿琳的任务才只完成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