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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郑重指出：党员、干部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这十个字字字千钧。每个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让这十个字真正成为每个党员和干部以及每个人的座右铭！
这十个字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马克思在1842年，他开始酝酿创立新思想即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38页）。所谓“义务”者，应尽的责任也。所谓“人人”，就是无条件，没例外。做一个人，就要“说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最基础的道德。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德行均无从谈起。
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讲真话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50页）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讲假话的人不少。比如，1958年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几万斤，各地竞放“卫星”！在那时讲假话升官，讲真话倒霉！就挨整的人说，从中央的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到省（部）级、地（司、局）级、县（处、团）级以至基层的大大小小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多达300万人！鉴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讲假话成风及其造成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把全体党员“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写入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精神的要义就是发扬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十字方针，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我是搞历史的，是搞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想在这方面谈谈怎样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十字方针。毋须讳言，在“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上 也是讲假话居多，讲真话少而且难！清华大学经历“文革”全过程的陆小宝先生说：“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当过什么头头，有什么惊人行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我认为陆小宝先生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究竟应该怎样回忆和研究“文革”？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告诉我们：“写历史嘛，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李新，著名党史专家，他特别称赞范老这种写历史的精神，他说：“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参见《李新回忆录》第356、385页）现代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先生提出“信史立国”、“信史立民”，著有《信史立国》一书。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多年的孙怒涛先生去年出版了一本叫做《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书，他在这本书中说：“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遵照老一辈史学家的教导和现代史学家的理论以及“文革”亲历者的良知（或良心），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十字方针来回忆和研究“文革”；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文革”的信史、真史，也才能真正使人们接受十年“文革”即“十年浩劫”的教训，使“文革”的灾难不再重演。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作者为《求是》杂志退休干部、编审）
这十个字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马克思在1842年，他开始酝酿创立新思想即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38页）。所谓“义务”者，应尽的责任也。所谓“人人”，就是无条件，没例外。做一个人，就要“说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最基础的道德。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德行均无从谈起。
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讲真话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50页）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讲假话的人不少。比如，1958年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几万斤，各地竞放“卫星”！在那时讲假话升官，讲真话倒霉！就挨整的人说，从中央的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到省（部）级、地（司、局）级、县（处、团）级以至基层的大大小小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多达300万人！鉴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讲假话成风及其造成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把全体党员“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写入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精神的要义就是发扬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十字方针，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我是搞历史的，是搞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想在这方面谈谈怎样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十字方针。毋须讳言，在“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上 也是讲假话居多，讲真话少而且难！清华大学经历“文革”全过程的陆小宝先生说：“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当过什么头头，有什么惊人行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我认为陆小宝先生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究竟应该怎样回忆和研究“文革”？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告诉我们：“写历史嘛，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李新，著名党史专家，他特别称赞范老这种写历史的精神，他说：“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参见《李新回忆录》第356、385页）现代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先生提出“信史立国”、“信史立民”，著有《信史立国》一书。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多年的孙怒涛先生去年出版了一本叫做《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书，他在这本书中说：“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遵照老一辈史学家的教导和现代史学家的理论以及“文革”亲历者的良知（或良心），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十字方针来回忆和研究“文革”；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文革”的信史、真史，也才能真正使人们接受十年“文革”即“十年浩劫”的教训，使“文革”的灾难不再重演。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作者为《求是》杂志退休干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