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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镖局启示录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虽然力勇武艺强，江湖话儿要说讲。遇事稳开口，总要升点把黄。走镖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行走跨骑骏马，腰中紧别镖旗。到处要喊，怕人不知……”这首民间传唱的走镖歌描述了清末镖师走镖时的情景。
现代保镖的“走镖”情景则完全不同，他们是繁华都市的安全哨，他们是怀揣百万的“富翁”，他们是各路明星的贴身护卫……他们出没于各种盛大场合，戴着墨镜，塞上耳机，披着凯文·科斯特纳式的冷峻，却不复电影的浪漫。
虽然走镖歌中的江湖黑话已经不再流行。可是，这个古老行当的风险性却一脉相承。风险不仅来自对老板的“以身相许”，还来自于江湖谱系中的暧昧角色与法律上的禁区规则。
现代镖局继承了清代镖局押运财物、私人护卫以及执勤护岗的主要业务，但不规范的保镖公司，极易因其经营性质，演变成 “打手公司”或者“要账公司”
10月17日，北京昆仑饭店，下午两点整。
拥挤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所有人朝着扶梯方向开始涌动。被人群裹挟住的孙伟有点郁闷，有人在不断撞击着他的后背，而他一步也不能移动。不知道从哪儿伸过来的闪光灯一个劲儿的闪，现在，他格外想念他的黑墨镜了。眼前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很多，这让他有些焦虑。不过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为公益晚会做安保
孙伟一直站在走廊中间的位置，面向人群，他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即将踏上诸多明星的红地毯。走廊其他的各个关键位置都有自己的伙伴，每个人的站法各异，朝着不同的方向，以确保整个团队没有视觉上的盲区。
虽然来参加这场公益活动的明星不是很大牌，数量却不少。各自的粉丝挤在一起的场面颇为壮观，其中还有不少举牌者。孙伟很讨厌这些牌子，因为当明星走过他背后时，激动的粉丝一拥而上，那些牌子几乎都贴在了他的脸上，这严重干扰了他的工作。
30多位明星走过红地毯后，鱼贯而入，走进了活动主办大厅，孙伟才算松了口气。他知道最容易发生意外事件的时段已经过去了。
早在五天前，孙伟坐在特卫公司的办公室里，就开始想象如何应对这个场景，因为他被任命为这次活动的安保总指挥。当时他就被告知要负责一场公益活动的安保工作，而这场公益会有很多知名的娱乐明星参加，要求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事件。
孙伟所在的特卫公司是北京的一家私人安全服务公司，说得通俗点，就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镖局。自从1922年老北京最后一个镖局“会友镖局”宣告解体后，在清代盛极一时的以走镖为主的镖局淡出了人们的视野。60年后，改革开放在造就中国新一代富人群体的同时，也将“镖局”拉回了历史舞台。这些专门提供安全服务的公司继承了清代镖局押运财货、私人护卫和执勤护岗等主要业务，被视为“现代镖局”。
官镖：繁华都市的安全哨
在种类繁多的现代“镖局”中，保安服务公司在数量上无疑占据了头把交椅，由于它有着浓郁的官方色彩，通常被视为“官镖”。
各地的保安服务公司往往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均是编制内的在职警察，由当地公安机关直接指派委任，一般人员则采用聘用制。保安公司在公安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实行自主独立经营。这种独特的模式已经拥有接近30年的历史，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的一次创新实践，一直沿用到现在。
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已初具规模，特别是在蛇口工业区，随着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的日渐增多，蛇口的外来人口也急剧增长，社会治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当时蛇口的安全保卫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年底，蛇口工业区贸易公司与一港商合资的购物中心仓库的被盗使得安保问题被提上日程。在公安人员来勘测现场的时候，购物中心的港方老板提议，当地公安局派出警察来站岗巡逻，公司出加班费。依照国际惯例，警务人员不便于参与企事业单位的保安服务。后来，蛇口工业区得知香港有一种护卫公司，不属于警察序列，能为企业提供有偿的安全保卫服务，便委派蛇口工业区管理局局长熊秉权和蛇口公安分局内保科长张中方到香港安全护卫有限公司和警卫公司进行考察，了解有偿保安服务的概念和运作方式。
张中方考察归来后，深圳市政府便发布文件批准成立蛇口保安服务公司。保安服务公司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实行自主独立经营。新中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由此应运而生。此后，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安机关纷纷成立保安服务公司，其职能逐渐扩大，虽不属于警察序列，倒也自成一体。
不过，保安公司并非唯一的“官镖”。很多负责武装押运的护卫中心也直接隶属于公安机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连续发生金融抢劫特大恶性案件，在“改革银行保安系统，建立合格守押队伍”的呼声中，公安机关开始建立护卫中心。
与保安公司不同，更为人们所常见的护卫中心主要负责押运工作，它的成立条件更为苛刻。除了“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外，还必须满足其他三个条件：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有符合《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规定条件的守护押运人员；有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通信、报警设备。
同时，护卫中心的服务对象并不只是金融单位，还包括水利、石化等有资格申请公务枪支守卫押运的机构。2005年7月，公安部下发的《保安押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经省级公安部门批准，可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20万元以上武装押款服务，或者提供武装押运重要文物、艺术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枪支等服务。”自此，护卫中心亦可承接对私押运的业务。
不过，对于这种对私的新型安全服务，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押运服务的收费都是具体的押运公司来确定。例如北京市振远护卫中心的标准就分为两类：中心市区范围内押运：1800元／次（单程，包含保险费等所有费用）；中心市区与郊区或郊区范围内的押运：2000元／次（单程）；超出北京市范围的不予押运。
选拔武装押运人员的条件较为严格，“和挑选士兵差不多，所有的队员都要经过政审、体检、网上比对有无前科，然后培训两个月，最后考试通过才能录用。要训练军姿、踢正步、走队形，练擒敌拳等等军事科目，还要学习保密守则。最后留下来的都是肯吃苦、诚实可靠的。” 曹炜是山西省太原市神威保安押运中心095号押运车的队长，对此他深有体会。
私人镖局兴起
为个人财产提供武装押运的服务虽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对于为个人提供安全服务，即“私人保镖”，却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
1989年，公安部在《关于禁止为企业领导人配发警械和提供“私人保镖式”服务的通知》中指出：我国不提倡私人雇用保镖，保安服务公司不应提供“私人保镖”式服务，已经派出的要立即撤回。
2000年3月1日，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保安服务公司不得提供个人人身安保服务”再次明确了这一规定。
实际上，至今我国仍没有一家可以明确提出为个人提供安保服务并接受相应国家管理部门监督和管理的“保镖公司”，但是这并不代表市场对“私人安保”没有需求。
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重金聘请保镖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开销。中国目前的富豪群体，以及体育、娱乐明星和境外的有钱人士共同构成了私人保镖的需求市场。
虽然私人保镖数量众多，其身份却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往往只能通过私人的关系网，在军队退役人员或者武校毕业生中挑选条件优越者，雇用其成为自己的私人保镖。这是私人保镖入行的最传统模式，至今仍然存在，不过越来越局限于拥有高端关系网络的特殊群体。
这种局限性很强的模式在2003年被胡祥云打破。他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镖局“宁波平安商务礼仪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胡祥云是浙江宁波人，年轻时曾在福建当过侦察兵。1997年，他便萌生了创办“镖局”的想法。当时他想建立一个押运公司，但是几经波折最终还是失败了。后来宁波发生了多起针对富豪的刑事案件，一时间人心惶惶，他又萌生了“创立镖局专保人”的想法，便成立了宁波平安商务礼仪有限公司。
在国家没有认可私人保镖的情况下，胡祥云没能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镖局”，只能以“商务礼仪公司”的名号对外营业。当时公司税务登记证上的经营范围是会务、外文翻译、庆典礼仪服务、家政服务、国内劳务服务。他坦言公司不做其他业务，只开展国内劳务服务，而其实质就是提供私人保镖。为此他还特意制作了另外一块印有公司照片的招牌，有两米多高，“中国保镖”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胡成功之后，效仿者随之而来。为了规避法律法规，私人保镖都开始披上另一层“外衣”，对外宣称为“商务礼仪公司”或是“商务调查中心”，暗地里承接各种私人安保工作。私人保镖的称谓也变成了“安全顾问”、“个人保护专家”、“贴身护卫”等等。
保镖行业乱象
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保镖公司虽然一改保镖入行的传统模式，但是经营不规范的保镖公司却因其经营性质，演变成 “打手公司”或者“要账公司”，使得这个行业良莠不齐，饱受争议。
这类保镖公司基本都是空壳公司，核心人物往往只有一两人，公司没有长期稳定的员工，经营的也都是临时性的业务，帮人解决纠纷或者讨要欠款是他们最常承接的业务。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被警方铲灭的重庆市邦德商务信息咨询公司便是这类保镖公司的代表。这家保镖公司有多“黑”，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邦德公司受女雇主委托调查丈夫婚外情，拍到了私会的照片，此举激怒了身为某区黑道老大的男主角，此人扬言要铲平邦德公司，正当双方纠集人手展开火拼时，却发现彼此人群中多是相熟的人，遂大宴言和。
邦德公司的负责人在打黑风暴中悉数落网，经查实，曾任重庆南滨路派出所所长的岳村正是公司的创办者，重庆市交警总队原队长陈洪刚是其直接保护伞，而大名鼎鼎的文强和彭长健与其亦有利益关联。在打黑风暴中和黑老大们一起落网的，还有大量黑老大们的贴身“保镖”和“护卫”。这些人对黑老大的指令言听计从，沦为罪犯的帮凶。打黑风暴之后，重庆近八成开展保镖、侦探和调查类的公司纷纷倒闭。
即使是直属公安机关的“官镖”保安公司，人员素质也堪忧。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关于保安的犯罪调研报告显示：该院在2008年审理保安犯罪案件26例，涉案人员40人；2009年审理30例，涉案人员33人；2010年审理32例，涉案45人。保安人员犯罪呈上升趋势，多以侵财类、伤害类案件为主，尤其是暴力犯罪、激情犯罪，且大多利用其保安身份实施犯罪行为。
他们的犯罪手段并不高明，通常有4种情况：利用其较为熟悉所在小区周边状况的优势，窃取居民财物；在执法过程中，恣意妄为，殴打他人；利用其与所在小区居民较为熟悉的优势，寻找机会，强奸单身女性；受他人指使，为他人组织卖淫行为提供帮助，通风报信，充当打手。
“保镖行业是个不折不扣的灰色行业，有些保镖公司80%的业务不合法。而保镖们，通常只有两个结局，短期之内发一笔财金盆洗手，或者就只能监狱里见了。”陈永青坦言。陈永青是孙伟所在特卫公司的董事长，2007年，他退伍之后，经朋友介绍曾在北京一家保镖公司打工。这段经历让他对这个行业的不规范性深有体会。
“很多保镖公司虚有其表，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劳务中介公司甚至是打手中介。有客户来要保镖，公司就临时在社会上，召集一批有功夫底子的人介绍给客户，保镖公司既不对保镖进行筛选，也不对雇主进行评估。经营理念更是粗暴简单——谁有钱，拳头就帮着谁。”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就是保镖公司深陷于“江湖体系”。收账、或者在一些夜场看场子，这些是保镖们干得最多的事，一身武艺也多用于打斗。保镖的负面形象便源于此。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虽然力勇武艺强，江湖话儿要说讲。遇事稳开口，总要升点把黄。走镖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行走跨骑骏马，腰中紧别镖旗。到处要喊，怕人不知……”这首民间传唱的走镖歌描述了清末镖师走镖时的情景。
现代保镖的“走镖”情景则完全不同，他们是繁华都市的安全哨，他们是怀揣百万的“富翁”，他们是各路明星的贴身护卫……他们出没于各种盛大场合，戴着墨镜，塞上耳机，披着凯文·科斯特纳式的冷峻，却不复电影的浪漫。
虽然走镖歌中的江湖黑话已经不再流行。可是，这个古老行当的风险性却一脉相承。风险不仅来自对老板的“以身相许”，还来自于江湖谱系中的暧昧角色与法律上的禁区规则。
现代镖局继承了清代镖局押运财物、私人护卫以及执勤护岗的主要业务，但不规范的保镖公司，极易因其经营性质，演变成 “打手公司”或者“要账公司”
10月17日，北京昆仑饭店，下午两点整。
拥挤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所有人朝着扶梯方向开始涌动。被人群裹挟住的孙伟有点郁闷，有人在不断撞击着他的后背，而他一步也不能移动。不知道从哪儿伸过来的闪光灯一个劲儿的闪，现在，他格外想念他的黑墨镜了。眼前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很多，这让他有些焦虑。不过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为公益晚会做安保
孙伟一直站在走廊中间的位置，面向人群，他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即将踏上诸多明星的红地毯。走廊其他的各个关键位置都有自己的伙伴，每个人的站法各异，朝着不同的方向，以确保整个团队没有视觉上的盲区。
虽然来参加这场公益活动的明星不是很大牌，数量却不少。各自的粉丝挤在一起的场面颇为壮观，其中还有不少举牌者。孙伟很讨厌这些牌子，因为当明星走过他背后时，激动的粉丝一拥而上，那些牌子几乎都贴在了他的脸上，这严重干扰了他的工作。
30多位明星走过红地毯后，鱼贯而入，走进了活动主办大厅，孙伟才算松了口气。他知道最容易发生意外事件的时段已经过去了。
早在五天前，孙伟坐在特卫公司的办公室里，就开始想象如何应对这个场景，因为他被任命为这次活动的安保总指挥。当时他就被告知要负责一场公益活动的安保工作，而这场公益会有很多知名的娱乐明星参加，要求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事件。
孙伟所在的特卫公司是北京的一家私人安全服务公司，说得通俗点，就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镖局。自从1922年老北京最后一个镖局“会友镖局”宣告解体后，在清代盛极一时的以走镖为主的镖局淡出了人们的视野。60年后，改革开放在造就中国新一代富人群体的同时，也将“镖局”拉回了历史舞台。这些专门提供安全服务的公司继承了清代镖局押运财货、私人护卫和执勤护岗等主要业务，被视为“现代镖局”。
官镖：繁华都市的安全哨
在种类繁多的现代“镖局”中，保安服务公司在数量上无疑占据了头把交椅，由于它有着浓郁的官方色彩，通常被视为“官镖”。
各地的保安服务公司往往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均是编制内的在职警察，由当地公安机关直接指派委任，一般人员则采用聘用制。保安公司在公安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实行自主独立经营。这种独特的模式已经拥有接近30年的历史，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的一次创新实践，一直沿用到现在。
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已初具规模，特别是在蛇口工业区，随着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的日渐增多，蛇口的外来人口也急剧增长，社会治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当时蛇口的安全保卫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年底，蛇口工业区贸易公司与一港商合资的购物中心仓库的被盗使得安保问题被提上日程。在公安人员来勘测现场的时候，购物中心的港方老板提议，当地公安局派出警察来站岗巡逻，公司出加班费。依照国际惯例，警务人员不便于参与企事业单位的保安服务。后来，蛇口工业区得知香港有一种护卫公司，不属于警察序列，能为企业提供有偿的安全保卫服务，便委派蛇口工业区管理局局长熊秉权和蛇口公安分局内保科长张中方到香港安全护卫有限公司和警卫公司进行考察，了解有偿保安服务的概念和运作方式。
张中方考察归来后，深圳市政府便发布文件批准成立蛇口保安服务公司。保安服务公司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实行自主独立经营。新中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由此应运而生。此后，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安机关纷纷成立保安服务公司，其职能逐渐扩大，虽不属于警察序列，倒也自成一体。
不过，保安公司并非唯一的“官镖”。很多负责武装押运的护卫中心也直接隶属于公安机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连续发生金融抢劫特大恶性案件，在“改革银行保安系统，建立合格守押队伍”的呼声中，公安机关开始建立护卫中心。
与保安公司不同，更为人们所常见的护卫中心主要负责押运工作，它的成立条件更为苛刻。除了“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外，还必须满足其他三个条件：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有符合《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规定条件的守护押运人员；有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通信、报警设备。
同时，护卫中心的服务对象并不只是金融单位，还包括水利、石化等有资格申请公务枪支守卫押运的机构。2005年7月，公安部下发的《保安押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经省级公安部门批准，可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20万元以上武装押款服务，或者提供武装押运重要文物、艺术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枪支等服务。”自此，护卫中心亦可承接对私押运的业务。
不过，对于这种对私的新型安全服务，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押运服务的收费都是具体的押运公司来确定。例如北京市振远护卫中心的标准就分为两类：中心市区范围内押运：1800元／次（单程，包含保险费等所有费用）；中心市区与郊区或郊区范围内的押运：2000元／次（单程）；超出北京市范围的不予押运。
选拔武装押运人员的条件较为严格，“和挑选士兵差不多，所有的队员都要经过政审、体检、网上比对有无前科，然后培训两个月，最后考试通过才能录用。要训练军姿、踢正步、走队形，练擒敌拳等等军事科目，还要学习保密守则。最后留下来的都是肯吃苦、诚实可靠的。” 曹炜是山西省太原市神威保安押运中心095号押运车的队长，对此他深有体会。
私人镖局兴起
为个人财产提供武装押运的服务虽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对于为个人提供安全服务，即“私人保镖”，却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
1989年，公安部在《关于禁止为企业领导人配发警械和提供“私人保镖式”服务的通知》中指出：我国不提倡私人雇用保镖，保安服务公司不应提供“私人保镖”式服务，已经派出的要立即撤回。
2000年3月1日，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保安服务公司不得提供个人人身安保服务”再次明确了这一规定。
实际上，至今我国仍没有一家可以明确提出为个人提供安保服务并接受相应国家管理部门监督和管理的“保镖公司”，但是这并不代表市场对“私人安保”没有需求。
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重金聘请保镖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开销。中国目前的富豪群体，以及体育、娱乐明星和境外的有钱人士共同构成了私人保镖的需求市场。
虽然私人保镖数量众多，其身份却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往往只能通过私人的关系网，在军队退役人员或者武校毕业生中挑选条件优越者，雇用其成为自己的私人保镖。这是私人保镖入行的最传统模式，至今仍然存在，不过越来越局限于拥有高端关系网络的特殊群体。
这种局限性很强的模式在2003年被胡祥云打破。他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镖局“宁波平安商务礼仪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胡祥云是浙江宁波人，年轻时曾在福建当过侦察兵。1997年，他便萌生了创办“镖局”的想法。当时他想建立一个押运公司，但是几经波折最终还是失败了。后来宁波发生了多起针对富豪的刑事案件，一时间人心惶惶，他又萌生了“创立镖局专保人”的想法，便成立了宁波平安商务礼仪有限公司。
在国家没有认可私人保镖的情况下，胡祥云没能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镖局”，只能以“商务礼仪公司”的名号对外营业。当时公司税务登记证上的经营范围是会务、外文翻译、庆典礼仪服务、家政服务、国内劳务服务。他坦言公司不做其他业务，只开展国内劳务服务，而其实质就是提供私人保镖。为此他还特意制作了另外一块印有公司照片的招牌，有两米多高，“中国保镖”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胡成功之后，效仿者随之而来。为了规避法律法规，私人保镖都开始披上另一层“外衣”，对外宣称为“商务礼仪公司”或是“商务调查中心”，暗地里承接各种私人安保工作。私人保镖的称谓也变成了“安全顾问”、“个人保护专家”、“贴身护卫”等等。
保镖行业乱象
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保镖公司虽然一改保镖入行的传统模式，但是经营不规范的保镖公司却因其经营性质，演变成 “打手公司”或者“要账公司”，使得这个行业良莠不齐，饱受争议。
这类保镖公司基本都是空壳公司，核心人物往往只有一两人，公司没有长期稳定的员工，经营的也都是临时性的业务，帮人解决纠纷或者讨要欠款是他们最常承接的业务。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被警方铲灭的重庆市邦德商务信息咨询公司便是这类保镖公司的代表。这家保镖公司有多“黑”，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邦德公司受女雇主委托调查丈夫婚外情，拍到了私会的照片，此举激怒了身为某区黑道老大的男主角，此人扬言要铲平邦德公司，正当双方纠集人手展开火拼时，却发现彼此人群中多是相熟的人，遂大宴言和。
邦德公司的负责人在打黑风暴中悉数落网，经查实，曾任重庆南滨路派出所所长的岳村正是公司的创办者，重庆市交警总队原队长陈洪刚是其直接保护伞，而大名鼎鼎的文强和彭长健与其亦有利益关联。在打黑风暴中和黑老大们一起落网的，还有大量黑老大们的贴身“保镖”和“护卫”。这些人对黑老大的指令言听计从，沦为罪犯的帮凶。打黑风暴之后，重庆近八成开展保镖、侦探和调查类的公司纷纷倒闭。
即使是直属公安机关的“官镖”保安公司，人员素质也堪忧。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关于保安的犯罪调研报告显示：该院在2008年审理保安犯罪案件26例，涉案人员40人；2009年审理30例，涉案人员33人；2010年审理32例，涉案45人。保安人员犯罪呈上升趋势，多以侵财类、伤害类案件为主，尤其是暴力犯罪、激情犯罪，且大多利用其保安身份实施犯罪行为。
他们的犯罪手段并不高明，通常有4种情况：利用其较为熟悉所在小区周边状况的优势，窃取居民财物；在执法过程中，恣意妄为，殴打他人；利用其与所在小区居民较为熟悉的优势，寻找机会，强奸单身女性；受他人指使，为他人组织卖淫行为提供帮助，通风报信，充当打手。
“保镖行业是个不折不扣的灰色行业，有些保镖公司80%的业务不合法。而保镖们，通常只有两个结局，短期之内发一笔财金盆洗手，或者就只能监狱里见了。”陈永青坦言。陈永青是孙伟所在特卫公司的董事长，2007年，他退伍之后，经朋友介绍曾在北京一家保镖公司打工。这段经历让他对这个行业的不规范性深有体会。
“很多保镖公司虚有其表，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劳务中介公司甚至是打手中介。有客户来要保镖，公司就临时在社会上，召集一批有功夫底子的人介绍给客户，保镖公司既不对保镖进行筛选，也不对雇主进行评估。经营理念更是粗暴简单——谁有钱，拳头就帮着谁。”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就是保镖公司深陷于“江湖体系”。收账、或者在一些夜场看场子，这些是保镖们干得最多的事，一身武艺也多用于打斗。保镖的负面形象便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