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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了解的浙江商会，无疑是组织紧密、行事高效而神秘的。然而，谜一般的浙江商会究竟是如何经营和运作的？又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经多方打听，竟难窥全貌。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记者遍访各级浙江商会，请教众多研究浙江经济的专家学者。浙江商会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浙江商会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政府决策——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提交了一份关于《实现经济增长向民间投资拉动转变》的提案。仅仅一个月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徐冠巨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商会会长。活跃的浙江地下金融能否在地上“跳跃”起来？这是徐冠巨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也正是率先从浙江开始席卷全国。
我们所了解的浙江商会，无疑是组织紧密、行事高效而神秘的。然而，谜一般的浙江商会究竟是如何经营和运作的？又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经多方打听，竟难窥全貌。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记者遍访各级浙江商会，请教众多研究浙江经济的专家学者——浙江商会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纵横交错的力量
在最近一次浙江商人们的“大迁徙”中，浙江商会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是“民资外溢大省”的浙江，将迎来在外浙江籍资本的浩荡归来。2007年初，一项旨在引导跨区域流动资本回乡投资、名为“省外浙商回归工程”的计划，正式被官方列入发展规划。浙江省希望凭借该工程，在2012年之前，引进300亿元省外“浙籍”资本进行“反哺”，以确保实际到位内资“年均增长10%以上”的目标。
这一浩大的“回归工程”，浙江官方指定的主力军，正是浙江商会。浙江商会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打个比方，某地政府准备招商引资，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浙江商会，因为你通过商会找到一家浙江企业，很可能会引来商会旗下的好几家，甚至几十家浙江企业同时进驻。”长期从事企业研究的专家黄江伟说，如此一来，在商会的推动下，企业抱团的强大力量迅速显现了出来。
而在浙江省内，“浙江商会”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浙江省商会”的作用，更多地存在于企业意见的上下传达，以及对民营经济的宏观指导。“‘浙江商会’实际上是一个统称。直接意义上的‘商会’，绝不是万能的。而在浙江省内，行业协会反而更加活跃，对企业的影响尤其大。”
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突然对泛滥成灾的“灰色清关”采取霹雳手段，让被称为“中国鞋都”的温州遭受到沉重打击。在事件发生之后，温州鞋革协会迅速出面，亲赴俄罗斯与当地的温州商会进行沟通。而后，由中俄两国政府协调，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牵头，搭建起以几个对俄贸易企业为主成立的对俄贸易平台，这个平台已于2009年上半年开始运行。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透露，由于种种原因，以前俄罗斯白色清关无门，大家只能选择灰色清关。而现在这个平台的股东来自有丰富俄罗斯贸易经验的不同行业的温州企业和一家俄罗斯集团，股东有的原来从事物流业，有的办企业，有的从事财务会计业务等。平台整合了各方面的有利资源，不仅业务能力有保障，在俄罗斯的人脉也相当深厚，让温州产品得以清清白白地进入俄罗斯。
事实上，各种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非常细化，在浙江本地，企业有事就会去找行业协会解决。而在外地，由于并没有那么多浙江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所以他们组成的异地浙江商会，也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平台。
在黄江伟看来，浙江商会的蓬勃发展，不外乎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浙江商人的基数大，且遍布各地，浓重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很容易联合起来；二是经历了最初的草根创业，浙江商人们需要一个平台来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比如政府资源、资本资源、项目资源等；三是浙江自古就有商帮的历史传统和背景；四是浙江地方政府的开明与支持；五是浙江商人们极具经营“商会”这个品牌的意识。
活跃于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浙江商会，其影响力毋庸置疑，各种商会、行业协会如鱼得水。那么，它有着怎样的组织结构？
商会、商史
毫无疑问，在商会的运作上，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浙江商人们，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每年的风云浙商大会、浙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无不吸引着全国商人的目光。与之相应的，浙江商会的企业活动、项目合作、各种会议也搞得有声有色。就连一个小小的商会网站，也随时保持着信息的及时更新。截至2009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县级以上商会组织100多个，会员更是达到了10万个以上，会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会员的比例占到了90%以上。
反观国内其他省市的商会组织，则明显处于一种蹒跚学步的状态。有的商会网站，甚至两三年时间都难得更新一次。
实际上，商会与工商联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它当初的使命，是建立政府与非公经济之间的一条纽带。而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商会”这条纽带，却从此在民营经济极度活跃的浙江迅猛前进，其后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以浙江省商会为例，作为省级工商联合会，它的领导班子最初基本都是通过政府指派，而后通过一系列的“去政府化”，目前的商会会长已经变成了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而在副会长的位置上，正泰集团的南存辉、飞跃集团的邱继宝、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吉利集团的李书福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浙江企业界巨子，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显然，浙江商会已然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的局面。
不仅如此，浙江商会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在浙江省商会和浙江省工商联的旗下，拥有6个省级行业商会：摩配商会、五金机电商会、园林花木商会、兴合男装商会、石油业商会，以及妇幼婴童商会。除此之外，分布在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协会有的直接挂靠在政府职能部门，有的则直接隶属于商会下辖，成为对浙江省商会的有力补充。
再将时间回溯到1994年。十六年前的春城昆明，一群温州商人迈出了浙江商会最初走出浙江的脚步，为成立新中国的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商会四处游说。
作为昆明浙江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张国光清晰地记得，那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是3万有余，在昆明商界颇具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有困难不知找谁解决，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
离乡背井的无助，让这群浙商们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
经过多方努力与妥协，昆明温州总商会终于得以登记注册，这是浙商们在外地的第一个“家”。不过这个“家”既不属于浙江省商会，也不属于云南省工商联，而是直接受当地民政部门的制约。
无需任何助推，浙江商会的势力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冒头。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活跃着浙江商会的身影。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商会中的成员，数以千万计，早已是商人圈子里的“蚂蚁雄兵”，承载着价值上千亿元的商品流和资金流，滚滚奔腾于大江南北。
操盘“项目平台”
“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贵州省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毫不讳言，“不仅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加入商会会增进业务往来，间或有资金拆借，而且同行间如果关系融洽，也会组成共同进退的联盟。”
“有钱大家赚”，这只是最原始的“挣钱”捷径。而对于现在的浙江商人们而言，“缺的不是钱，却是好项目。”数以亿计的资金，短短数日就可以在浙江商会成员内部聚集。和叶森林不同的是，吉林省浙江商会会长缪明伟的胃口更大：完成浙江商会从服务平台向项目平台的转型。
2006年，缪明伟在筹建吉林浙江商会的差旅中路过松原市，在原本形同荒漠的重度盐碱地上，竟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深感不可思议的老缪随后向人了解到，这是一片占地75亩的盐碱地改良试验田，专家已研制出生物技术的配方并在此试种成功。“既然改良技术已为科研机构试验成功，这将是一个莫大的产业。”他感到商机就在眼前。
老缪开始双拳并举，在加速筹建商会的同时，极力寻求对盐碱地改良项目颇有合作意向的“兄弟”商人。事情后来的进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在吉林省浙江商会刚刚成立的2008年，就有超过80家理事单位向其表达了参与该项目的意向。
“考虑到盐碱地改良项目存在高风险，我们选择了主业成型、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几家会员单位，合资8000万元，成立了农业生态科技公司。商会抱团的形式，不仅可以汇集资本，更能够获得政府在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行政支持。”对于这次运作，老缪显得很有成就感。
“我牵头担任公司董事长，几位副会长分别占股10%左右，另外20%的股份，交予管理和技术团队。”他介绍，“待到项目逐渐成熟，再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吸纳更多的商会成员。此外，盐碱地改良涉及整个现代农业，商会会员中有生物肥厂、食品深加工工厂、以及包装、物流等领域的企业，它们可以通过业务合作参股到日臻成熟的项目中去。”
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浙江商会摇身一变，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浙江商会从过去的家族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并开创出商会经济的概念，而作为商会会长，也该从‘家长’的协调者角色转型为商会经济的‘操盘手’。”
试水“钱的买卖”
功能的不断延伸，让浙江商会的“历史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定性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商会，在2010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新36条”中被纳入“民间投资服务体系”。
“我们什么买卖都做过，就是没有做过钱的买卖。” 经历过商贸、地产、矿产等十多个行业的缪明伟这样说。饶是浙商们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却无法掩盖他们对“钱的买卖”的陌生。过去十多年，在重庆做生意的温州瑞安商人、重庆浙江商会副会长林良快，一直在为钱的事情犯愁。在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企业尚可以依赖民间借贷部分解困，而赴外经营的浙商们则除了银行，再无所倚。
在浙商们为“借钱”烦恼的时候，重庆市商业银行也在为75亿元之巨的存贷差头痛。重商行希望能成为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但像林良快这样的中小企业主却普遍缺乏固定资产抵押和担保的现实，这又使得银行在发展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顾虑重重。
2006年6月，银行举办了一个中小企业座谈会，邀请了浙江商会副会长陈成宽参加。时任重商行支行行长的刘建华发现，浙江商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彼此熟悉，也讲信誉。“对于这样的群体，不妨试行信用贷款。”
一个月后，刘建华拿出了自己草拟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浙江商会会员单位若要在其所在的支行贷款，必须提供足值不动产抵押；或者由浙江商会会员单位投资的重庆东明科技公司提供贷款金额10％的保证金担保，同时由商会指定会长或者副会长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一起对贷款单位进行联合担保。
时任重庆市浙江商会会长的叶定钦于当年8月试水将自己一处价值1700万元的物业拿到该支行做抵押贷款。银行一周之内办好了所有贷款资料和审批手续，将贷款打入了公司账户。
9月份开始，浙江商会又对愿意参加联保的企业确立了一个门槛：必须有5000万元的资产规模，12家会长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最终确定为联保人。11月底，重商行与浙江商会正式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但浙江商会在后来的讨论中认为“每一家会员企业贷款，都分别要从12个联保企业中选一个担保，太麻烦了。而且，重庆东明科技公司里也有非会员单位股东，让他们参与只是在会员企业中进行担保贷款的这个项目，不是很合适。”刘建华解释。
拉锯之下，双方拿出了新的方案：12家联保企业出资2000万元成立“浙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资金专项用于重商行对浙商会会员企业总计2亿元授信的贷款担保，每笔贷款必须有10％保证金，12家联保企业和其控制人个人每笔贷款同时联合承担联保责任。会员企业先向浙商会提出贷款申请，经过商会审批之后，银行再次审查，控制风险。
“按照这个协议，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风险了。”12家联保企业累计至少5个亿以上的净资产，还包括企业主个人的资产，为授信2亿元的贷款担保，这个买卖的风险几乎为零。
从商业的发展史来看，涉足金融领域是民资进化的必然阶段。而浙江商会目前所承载的功能，恰恰可能是商会未来发展的终极形式。
“地上金融”探路者
不过，天然草根气质的“浙江商会系”金融机构，并非一帆风顺。
“民间金融机构略显超前，一则浙商多属实业出身，没有金融领域的从业经验；而政策层面时有摇摆，小额贷款公司的吸储问题、担保公司的地下钱庄嫌疑等问题都悬而未决。”缪明伟说，“所以，现阶段经营商会涉足于此还需借势，譬如吉林商会从今年开始就和政府背景的吉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帮助商会中的中小企业办理联保，申请贷款。”
在担保制度上，浙江商会还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一方面，聘请了银行出身的专业贷审人员来审查申请贷款的会员企业的贷款资料；另一方面，每笔贷款视风险收取1％～3％的担保费。
“通过商会切入联保信贷是现阶段最为各方接受的。会员单位长期交往，互相之间非常熟悉。”缪明伟说，“所以商会比银行更容易控制信贷风险。所以，商会可以担负企业融资平台的职责。”
担保贷款，只是浙江商会活跃在金融领域的一个缩影。对此，浙江国际金融协会会长金雪忠认为，“在完善、丰富现有的金融生态方面，商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调动巨额资本、建立信用保障，对于商会来说，皆非难事。所以，通过借势、合股等形式成立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今后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商会的不二选择。”
在贵州、江苏、安徽以及山东等地，浙江商会成员组建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已经如星星之火。
一场新的探路行动，正在召唤着浙江商会和浙商们。
编 辑 白 灵
E-mail：bl@caistv.com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记者遍访各级浙江商会，请教众多研究浙江经济的专家学者。浙江商会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浙江商会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政府决策——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提交了一份关于《实现经济增长向民间投资拉动转变》的提案。仅仅一个月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徐冠巨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商会会长。活跃的浙江地下金融能否在地上“跳跃”起来？这是徐冠巨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也正是率先从浙江开始席卷全国。
我们所了解的浙江商会，无疑是组织紧密、行事高效而神秘的。然而，谜一般的浙江商会究竟是如何经营和运作的？又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经多方打听，竟难窥全貌。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记者遍访各级浙江商会，请教众多研究浙江经济的专家学者——浙江商会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纵横交错的力量
在最近一次浙江商人们的“大迁徙”中，浙江商会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是“民资外溢大省”的浙江，将迎来在外浙江籍资本的浩荡归来。2007年初，一项旨在引导跨区域流动资本回乡投资、名为“省外浙商回归工程”的计划，正式被官方列入发展规划。浙江省希望凭借该工程，在2012年之前，引进300亿元省外“浙籍”资本进行“反哺”，以确保实际到位内资“年均增长10%以上”的目标。
这一浩大的“回归工程”，浙江官方指定的主力军，正是浙江商会。浙江商会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打个比方，某地政府准备招商引资，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浙江商会，因为你通过商会找到一家浙江企业，很可能会引来商会旗下的好几家，甚至几十家浙江企业同时进驻。”长期从事企业研究的专家黄江伟说，如此一来，在商会的推动下，企业抱团的强大力量迅速显现了出来。
而在浙江省内，“浙江商会”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浙江省商会”的作用，更多地存在于企业意见的上下传达，以及对民营经济的宏观指导。“‘浙江商会’实际上是一个统称。直接意义上的‘商会’，绝不是万能的。而在浙江省内，行业协会反而更加活跃，对企业的影响尤其大。”
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突然对泛滥成灾的“灰色清关”采取霹雳手段，让被称为“中国鞋都”的温州遭受到沉重打击。在事件发生之后，温州鞋革协会迅速出面，亲赴俄罗斯与当地的温州商会进行沟通。而后，由中俄两国政府协调，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牵头，搭建起以几个对俄贸易企业为主成立的对俄贸易平台，这个平台已于2009年上半年开始运行。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透露，由于种种原因，以前俄罗斯白色清关无门，大家只能选择灰色清关。而现在这个平台的股东来自有丰富俄罗斯贸易经验的不同行业的温州企业和一家俄罗斯集团，股东有的原来从事物流业，有的办企业，有的从事财务会计业务等。平台整合了各方面的有利资源，不仅业务能力有保障，在俄罗斯的人脉也相当深厚，让温州产品得以清清白白地进入俄罗斯。
事实上，各种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非常细化，在浙江本地，企业有事就会去找行业协会解决。而在外地，由于并没有那么多浙江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所以他们组成的异地浙江商会，也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平台。
在黄江伟看来，浙江商会的蓬勃发展，不外乎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浙江商人的基数大，且遍布各地，浓重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很容易联合起来；二是经历了最初的草根创业，浙江商人们需要一个平台来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比如政府资源、资本资源、项目资源等；三是浙江自古就有商帮的历史传统和背景；四是浙江地方政府的开明与支持；五是浙江商人们极具经营“商会”这个品牌的意识。
活跃于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浙江商会，其影响力毋庸置疑，各种商会、行业协会如鱼得水。那么，它有着怎样的组织结构？
商会、商史
毫无疑问，在商会的运作上，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浙江商人们，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每年的风云浙商大会、浙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无不吸引着全国商人的目光。与之相应的，浙江商会的企业活动、项目合作、各种会议也搞得有声有色。就连一个小小的商会网站，也随时保持着信息的及时更新。截至2009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县级以上商会组织100多个，会员更是达到了10万个以上，会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会员的比例占到了90%以上。
反观国内其他省市的商会组织，则明显处于一种蹒跚学步的状态。有的商会网站，甚至两三年时间都难得更新一次。
实际上，商会与工商联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它当初的使命，是建立政府与非公经济之间的一条纽带。而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商会”这条纽带，却从此在民营经济极度活跃的浙江迅猛前进，其后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以浙江省商会为例，作为省级工商联合会，它的领导班子最初基本都是通过政府指派，而后通过一系列的“去政府化”，目前的商会会长已经变成了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而在副会长的位置上，正泰集团的南存辉、飞跃集团的邱继宝、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吉利集团的李书福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浙江企业界巨子，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显然，浙江商会已然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的局面。
不仅如此，浙江商会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在浙江省商会和浙江省工商联的旗下，拥有6个省级行业商会：摩配商会、五金机电商会、园林花木商会、兴合男装商会、石油业商会，以及妇幼婴童商会。除此之外，分布在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协会有的直接挂靠在政府职能部门，有的则直接隶属于商会下辖，成为对浙江省商会的有力补充。
再将时间回溯到1994年。十六年前的春城昆明，一群温州商人迈出了浙江商会最初走出浙江的脚步，为成立新中国的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商会四处游说。
作为昆明浙江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张国光清晰地记得，那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是3万有余，在昆明商界颇具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有困难不知找谁解决，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
离乡背井的无助，让这群浙商们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
经过多方努力与妥协，昆明温州总商会终于得以登记注册，这是浙商们在外地的第一个“家”。不过这个“家”既不属于浙江省商会，也不属于云南省工商联，而是直接受当地民政部门的制约。
无需任何助推，浙江商会的势力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冒头。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活跃着浙江商会的身影。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商会中的成员，数以千万计，早已是商人圈子里的“蚂蚁雄兵”，承载着价值上千亿元的商品流和资金流，滚滚奔腾于大江南北。
操盘“项目平台”
“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贵州省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毫不讳言，“不仅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加入商会会增进业务往来，间或有资金拆借，而且同行间如果关系融洽，也会组成共同进退的联盟。”
“有钱大家赚”，这只是最原始的“挣钱”捷径。而对于现在的浙江商人们而言，“缺的不是钱，却是好项目。”数以亿计的资金，短短数日就可以在浙江商会成员内部聚集。和叶森林不同的是，吉林省浙江商会会长缪明伟的胃口更大：完成浙江商会从服务平台向项目平台的转型。
2006年，缪明伟在筹建吉林浙江商会的差旅中路过松原市，在原本形同荒漠的重度盐碱地上，竟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深感不可思议的老缪随后向人了解到，这是一片占地75亩的盐碱地改良试验田，专家已研制出生物技术的配方并在此试种成功。“既然改良技术已为科研机构试验成功，这将是一个莫大的产业。”他感到商机就在眼前。
老缪开始双拳并举，在加速筹建商会的同时，极力寻求对盐碱地改良项目颇有合作意向的“兄弟”商人。事情后来的进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在吉林省浙江商会刚刚成立的2008年，就有超过80家理事单位向其表达了参与该项目的意向。
“考虑到盐碱地改良项目存在高风险，我们选择了主业成型、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几家会员单位，合资8000万元，成立了农业生态科技公司。商会抱团的形式，不仅可以汇集资本，更能够获得政府在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行政支持。”对于这次运作，老缪显得很有成就感。
“我牵头担任公司董事长，几位副会长分别占股10%左右，另外20%的股份，交予管理和技术团队。”他介绍，“待到项目逐渐成熟，再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吸纳更多的商会成员。此外，盐碱地改良涉及整个现代农业，商会会员中有生物肥厂、食品深加工工厂、以及包装、物流等领域的企业，它们可以通过业务合作参股到日臻成熟的项目中去。”
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浙江商会摇身一变，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浙江商会从过去的家族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并开创出商会经济的概念，而作为商会会长，也该从‘家长’的协调者角色转型为商会经济的‘操盘手’。”
试水“钱的买卖”
功能的不断延伸，让浙江商会的“历史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定性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商会，在2010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新36条”中被纳入“民间投资服务体系”。
“我们什么买卖都做过，就是没有做过钱的买卖。” 经历过商贸、地产、矿产等十多个行业的缪明伟这样说。饶是浙商们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却无法掩盖他们对“钱的买卖”的陌生。过去十多年，在重庆做生意的温州瑞安商人、重庆浙江商会副会长林良快，一直在为钱的事情犯愁。在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企业尚可以依赖民间借贷部分解困，而赴外经营的浙商们则除了银行，再无所倚。
在浙商们为“借钱”烦恼的时候，重庆市商业银行也在为75亿元之巨的存贷差头痛。重商行希望能成为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但像林良快这样的中小企业主却普遍缺乏固定资产抵押和担保的现实，这又使得银行在发展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顾虑重重。
2006年6月，银行举办了一个中小企业座谈会，邀请了浙江商会副会长陈成宽参加。时任重商行支行行长的刘建华发现，浙江商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彼此熟悉，也讲信誉。“对于这样的群体，不妨试行信用贷款。”
一个月后，刘建华拿出了自己草拟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浙江商会会员单位若要在其所在的支行贷款，必须提供足值不动产抵押；或者由浙江商会会员单位投资的重庆东明科技公司提供贷款金额10％的保证金担保，同时由商会指定会长或者副会长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一起对贷款单位进行联合担保。
时任重庆市浙江商会会长的叶定钦于当年8月试水将自己一处价值1700万元的物业拿到该支行做抵押贷款。银行一周之内办好了所有贷款资料和审批手续，将贷款打入了公司账户。
9月份开始，浙江商会又对愿意参加联保的企业确立了一个门槛：必须有5000万元的资产规模，12家会长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最终确定为联保人。11月底，重商行与浙江商会正式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但浙江商会在后来的讨论中认为“每一家会员企业贷款，都分别要从12个联保企业中选一个担保，太麻烦了。而且，重庆东明科技公司里也有非会员单位股东，让他们参与只是在会员企业中进行担保贷款的这个项目，不是很合适。”刘建华解释。
拉锯之下，双方拿出了新的方案：12家联保企业出资2000万元成立“浙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资金专项用于重商行对浙商会会员企业总计2亿元授信的贷款担保，每笔贷款必须有10％保证金，12家联保企业和其控制人个人每笔贷款同时联合承担联保责任。会员企业先向浙商会提出贷款申请，经过商会审批之后，银行再次审查，控制风险。
“按照这个协议，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风险了。”12家联保企业累计至少5个亿以上的净资产，还包括企业主个人的资产，为授信2亿元的贷款担保，这个买卖的风险几乎为零。
从商业的发展史来看，涉足金融领域是民资进化的必然阶段。而浙江商会目前所承载的功能，恰恰可能是商会未来发展的终极形式。
“地上金融”探路者
不过，天然草根气质的“浙江商会系”金融机构，并非一帆风顺。
“民间金融机构略显超前，一则浙商多属实业出身，没有金融领域的从业经验；而政策层面时有摇摆，小额贷款公司的吸储问题、担保公司的地下钱庄嫌疑等问题都悬而未决。”缪明伟说，“所以，现阶段经营商会涉足于此还需借势，譬如吉林商会从今年开始就和政府背景的吉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帮助商会中的中小企业办理联保，申请贷款。”
在担保制度上，浙江商会还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一方面，聘请了银行出身的专业贷审人员来审查申请贷款的会员企业的贷款资料；另一方面，每笔贷款视风险收取1％～3％的担保费。
“通过商会切入联保信贷是现阶段最为各方接受的。会员单位长期交往，互相之间非常熟悉。”缪明伟说，“所以商会比银行更容易控制信贷风险。所以，商会可以担负企业融资平台的职责。”
担保贷款，只是浙江商会活跃在金融领域的一个缩影。对此，浙江国际金融协会会长金雪忠认为，“在完善、丰富现有的金融生态方面，商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调动巨额资本、建立信用保障，对于商会来说，皆非难事。所以，通过借势、合股等形式成立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今后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商会的不二选择。”
在贵州、江苏、安徽以及山东等地，浙江商会成员组建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已经如星星之火。
一场新的探路行动，正在召唤着浙江商会和浙商们。
编 辑 白 灵
E-mail：bl@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