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己亥冬出现的新冠病毒，在庚子年肆虐全球，疫情来得很凶。灾难是痛苦的，我们只能选择面对。迫不得已封在家里的一些人，却也可以静心观察世界各国对疫情的应对，静心反思人类进化的前天、昨天、今天和未来。丹溪草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把自己多年来对人类命运的研究积累静心梳理，写成一本人类发展史，不仅回眸人类的起源以来的过去，更重要的引起人们珍视现在，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
庚子年末，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丹溪草先生的《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引起读者的热议，媒体的关注。作者也“希望能够让逢缘捧书的朋友多一面镜子，多一份的严肃的交流……”（《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4）。已过90年人生依然与书为伍的我，也是逢缘捧书的读者，写点读后感言，权当与作者、读者的一份交流。
王景新教授在序言中说：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并没有按照当今推崇的学术规范来写作，但著述的字里行间却闪现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光芒，产生了许多超凡脱俗的新论。
余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乐，恰认为这部新著是用心来写的，可谓赤子之心的心作。
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的乡村教育家金海观，在1947年为学生题词：“宜为人民尽力，不失赤子之心。”这是老师的座右铭，也是老师对学生教誨与期盼。
赤子之心，即孝心、爱心、忠心、责任心、事业心、仁爱之心、忧患之心等。作者丹溪草先生在《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专著的扉页上写道：“谨献给亲爱的、生育了我的母亲还曾哺育过我的百岁高龄的外婆—陈亚香女士！”孝心、爱心、忠心跃然于人间。
恩格斯曾指出：
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在这里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产生阶级以来，真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的证明。
恩格斯在这里还批评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记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33）。人类之有现在，就是在同“恶”不断斗争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人类现状，作者应该是感悟和思考着人类的命运危机，尤其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人们只能选择面对。书中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就是灾难相伴的历程，阐述人类的进化实质上也是灾难赋予的功能。丹溪草在书中说，自己被疫情封在家中，思考着人类命运的坎坷历程，专注于整理以往的读书笔记，也有了足够的耐心，分辨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余在党六十七年，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专注于近现代百余年社会变迁的探究。虽说“七一”那天是躺在病床上观看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大典，但激奋人心的场面还是令我心潮澎湃，尤其充满青春激情“强国有我”的口号长久在耳旁回荡。
一生能读几多书，一生能做几多事？人来到人世间，坚守“宜为人民尽力，不失赤子之心”，在任何岗位上，任何环境下，任何时段中总可以发出光和热，回报于家国，奉献给人类。丹溪草的这部书正是做到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努力。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是一部反思人类发展历史，思考人类未来命运的新作：
作者遵循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规则，把研究视野置于人类自然起源至今的全部进化历程……试图从人类进化的久远历史和全球宏大场景的叙事中，解读人类命运演化历史脉络及其规则变迁的来龙去脉。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2）
余这一辈子志学治史，写过通史、区域史等。但像丹溪草这样运用多学科的所学，跨学科的视角来撰写人类史，直接写变迁与规则的也还是第一位。常规史书那种系统的史实叙述方式，在这本书里被拆解了，化为说明某些人类规则和人生哲理的史料素材。然而这样的“拆解”，又是非常的巧妙，能够时时处处引导着阅读者沉寖于更深邃的思考，通篇的叙述和解说也融会贯通，一声声叩问着时下人们的普遍迷茫。
人类的故事是从社会动物开始的，人类认知的动物世界的进化，许多奥秘尚在探索，许多困惑尚待解答。人类起源传说有多种，比较早的文字记载是《淮南子·精神训》，有二神（阴阳二神）混坐，经天营地，浊气为虫，精气为人。中国还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的传说。盘古氏生于天地混沌中，后天地开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他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就极高，地就极低。外国在《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是亚当。据《创世纪》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人，取名亚当，又在亚当沉睡时，取其肋骨一条，造其妻夏娃，上帝造人的传说至今在世界流传。
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探求人类从哪里来”的意义是什么呢？也许是为了能够理清“人类往哪里去”，从而把握好我们当下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15）。
丹溪草放眼自然，从蜜蜂、蚂蚁社会动物起笔，历经部落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资本文明，理想秩序追梦，沿着历史演化，循序渐进，展现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则，社会规则。书中不乏跨物种、跨学界的研究视野，宏大清晰的知识结构，旁征博引，解释归纳，合情合理。正如朋友评说的：“读第一章的时候，就像小学生突然发现新大陆，不断被书中的妙语连珠和释彩见解，激起心灵的共鸣。”余也十分赞同“文思”等读者所说的：“《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写的是从前，探究的是未来，字面叙述的是史实，内里蕴含的是哲理” ，“这是东方人写的一部新《人类简史》”。
作者对自己秉持的学术观点，也毫不隐晦，坦言：
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都被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主导，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已经隔离得太远，是时候让古老的东方文明重放光彩了。（《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300-301） 究源发新始终是治史者的追求，在许毅教授带领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余专心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课题，倾注了20年心血与大家一起完成了《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丛书，对于外债的双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无独有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中，对于资本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特性阐述，也是淋漓尽致，还批评“低俗的资本依然像各种欲望的挖掘机，发明和开发各种消费，开启和引诱人们无尽头的攀比、虚荣”（《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268）。从这一年资本市场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国家加强资本监管的力度看，作者丹溪草特殊的历史敏感和这部书的现实意义也可见一斑。
东方宗族礼法一体的皇权文明，西方与神权对立共存的皇权文明，是人类各族群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冲突融合，交流争鸣，探索磨合后做出的一种历史选择。
在中国皇权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多数帝王也会像爱惜家一样的爱惜自己的国家，为了江山永固，励精图治，招揽天下英才服务自己的国家。中国皇权文明期是很風光的，例如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500年前为50%以上，特别是公元401年到公元1000年为71%。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前的人类文明史中国不是相对领先而是绝对领先于世界各国。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自信、自豪，也使现在的中国人感到光荣、振奋。
古老东方的氏族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时期，架构了自成体系的礼法文明：
礼法文明的传承足以证明在中国的深厚历史根基。在历史的无数次冲击和碰撞中只实现了有限的交融，自始保持着传统氏族文明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着氏族—宗族—家族的传承。这种漫长的农耕氏族文明形成的熟人社会和自治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宗法社会组织模式，无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还是宗法社会，都像是宗法家庭的扩大或变异，都不自觉地比附宗法家庭模式，这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结成生活群体的主要形式或基本形成，同样形成了充满宗法特性的规则构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194）
礼法文明的传承是中华民族早年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进行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迅猛发展。而中国背负着厚重的封建积垢，由发展走向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国人和部分统治者从自我陶醉的梦幻中惊醒。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的第一至第四章阐述的是人类命运的前天，第五章则写的是人类命运的昨天，揭示了资本的野心和冷酷，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瓜分世界之争和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类千辛万苦，生生死死走过了百万年，却仿佛轮回到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今天，人类到了必须自律的悬崖尽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第六章则阐述的是从昨天到今天和明天。对现实背后的隐患进行揭示，以唤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作者以一种超前的、有预见的眼光和心态。以“理想秩序追梦”为题，叙述了人类谋求美好的明天的种种探索，歌颂了东方醒狮的创举，向站在新十字路口的人类提出警醒和忠告，当前摆在人类面前有着贫困危机、自然环境容量危机、人类文明自毁危机和人类综合焦虑危机等四大“拦路虎”。作者认为“人类的明天是不是美好，人类的命运何去何从，取决于人类自己能不能彻底冲破局限性，更加多维地思考和认知，更加完整地评估和反思，更加谨慎地求证和行动，放慢脚步才可能真实有意义地踩稳每一步”（《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302）。作者独到的思考和简明阐述，精妙睿智，辩证平实的语言，更加给人哲学深度的启迪。《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不仅是东方人写的“人类简史”，也是一部新颖而简明的“百科全书”。虽然，人类的命运没有标准答案，作者也不可能给出什么明确结论，更多的只是打开人们的视野和启发思考，在我看来，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应具有自尊、自信、自豪并为之献身的精神风貌，当信仰、生存、地位受到威胁，产生危机感或不安全感，就应对现实背后的隐患进行揭示，以唤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采取对策措施，防患于未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是丹溪草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以一种超前的有预见心态，发自内心的呐喊，以唤起国人地球人的觉醒。
人类是智慧的，会在灾难中成长。“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P149）
余又记起屈原在《离骚》中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作者、读者共勉。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庚子年末，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丹溪草先生的《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引起读者的热议，媒体的关注。作者也“希望能够让逢缘捧书的朋友多一面镜子，多一份的严肃的交流……”（《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4）。已过90年人生依然与书为伍的我，也是逢缘捧书的读者，写点读后感言，权当与作者、读者的一份交流。
壹
王景新教授在序言中说：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并没有按照当今推崇的学术规范来写作，但著述的字里行间却闪现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光芒，产生了许多超凡脱俗的新论。
余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乐，恰认为这部新著是用心来写的，可谓赤子之心的心作。
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的乡村教育家金海观，在1947年为学生题词：“宜为人民尽力，不失赤子之心。”这是老师的座右铭，也是老师对学生教誨与期盼。
赤子之心，即孝心、爱心、忠心、责任心、事业心、仁爱之心、忧患之心等。作者丹溪草先生在《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专著的扉页上写道：“谨献给亲爱的、生育了我的母亲还曾哺育过我的百岁高龄的外婆—陈亚香女士！”孝心、爱心、忠心跃然于人间。
恩格斯曾指出：
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在这里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产生阶级以来，真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的证明。
恩格斯在这里还批评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记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33）。人类之有现在，就是在同“恶”不断斗争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人类现状，作者应该是感悟和思考着人类的命运危机，尤其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人们只能选择面对。书中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就是灾难相伴的历程，阐述人类的进化实质上也是灾难赋予的功能。丹溪草在书中说，自己被疫情封在家中，思考着人类命运的坎坷历程，专注于整理以往的读书笔记，也有了足够的耐心，分辨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余在党六十七年，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专注于近现代百余年社会变迁的探究。虽说“七一”那天是躺在病床上观看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大典，但激奋人心的场面还是令我心潮澎湃，尤其充满青春激情“强国有我”的口号长久在耳旁回荡。
一生能读几多书，一生能做几多事？人来到人世间，坚守“宜为人民尽力，不失赤子之心”，在任何岗位上，任何环境下，任何时段中总可以发出光和热，回报于家国，奉献给人类。丹溪草的这部书正是做到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努力。
贰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是一部反思人类发展历史，思考人类未来命运的新作：
作者遵循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规则，把研究视野置于人类自然起源至今的全部进化历程……试图从人类进化的久远历史和全球宏大场景的叙事中，解读人类命运演化历史脉络及其规则变迁的来龙去脉。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2）
余这一辈子志学治史，写过通史、区域史等。但像丹溪草这样运用多学科的所学，跨学科的视角来撰写人类史，直接写变迁与规则的也还是第一位。常规史书那种系统的史实叙述方式，在这本书里被拆解了，化为说明某些人类规则和人生哲理的史料素材。然而这样的“拆解”，又是非常的巧妙，能够时时处处引导着阅读者沉寖于更深邃的思考，通篇的叙述和解说也融会贯通，一声声叩问着时下人们的普遍迷茫。
人类的故事是从社会动物开始的，人类认知的动物世界的进化，许多奥秘尚在探索，许多困惑尚待解答。人类起源传说有多种，比较早的文字记载是《淮南子·精神训》，有二神（阴阳二神）混坐，经天营地，浊气为虫，精气为人。中国还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的传说。盘古氏生于天地混沌中，后天地开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他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就极高，地就极低。外国在《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是亚当。据《创世纪》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人，取名亚当，又在亚当沉睡时，取其肋骨一条，造其妻夏娃，上帝造人的传说至今在世界流传。
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探求人类从哪里来”的意义是什么呢？也许是为了能够理清“人类往哪里去”，从而把握好我们当下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15）。
丹溪草放眼自然，从蜜蜂、蚂蚁社会动物起笔，历经部落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资本文明，理想秩序追梦，沿着历史演化，循序渐进，展现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则，社会规则。书中不乏跨物种、跨学界的研究视野，宏大清晰的知识结构，旁征博引，解释归纳，合情合理。正如朋友评说的：“读第一章的时候，就像小学生突然发现新大陆，不断被书中的妙语连珠和释彩见解，激起心灵的共鸣。”余也十分赞同“文思”等读者所说的：“《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写的是从前，探究的是未来，字面叙述的是史实，内里蕴含的是哲理” ，“这是东方人写的一部新《人类简史》”。
作者对自己秉持的学术观点，也毫不隐晦，坦言：
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都被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主导，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已经隔离得太远，是时候让古老的东方文明重放光彩了。（《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300-301） 究源发新始终是治史者的追求，在许毅教授带领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余专心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课题，倾注了20年心血与大家一起完成了《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丛书，对于外债的双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无独有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中，对于资本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特性阐述，也是淋漓尽致，还批评“低俗的资本依然像各种欲望的挖掘机，发明和开发各种消费，开启和引诱人们无尽头的攀比、虚荣”（《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268）。从这一年资本市场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国家加强资本监管的力度看，作者丹溪草特殊的历史敏感和这部书的现实意义也可见一斑。
叁
东方宗族礼法一体的皇权文明，西方与神权对立共存的皇权文明，是人类各族群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冲突融合，交流争鸣，探索磨合后做出的一种历史选择。
在中国皇权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多数帝王也会像爱惜家一样的爱惜自己的国家，为了江山永固，励精图治，招揽天下英才服务自己的国家。中国皇权文明期是很風光的，例如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500年前为50%以上，特别是公元401年到公元1000年为71%。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前的人类文明史中国不是相对领先而是绝对领先于世界各国。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自信、自豪，也使现在的中国人感到光荣、振奋。
古老东方的氏族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时期，架构了自成体系的礼法文明：
礼法文明的传承足以证明在中国的深厚历史根基。在历史的无数次冲击和碰撞中只实现了有限的交融，自始保持着传统氏族文明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着氏族—宗族—家族的传承。这种漫长的农耕氏族文明形成的熟人社会和自治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宗法社会组织模式，无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还是宗法社会，都像是宗法家庭的扩大或变异，都不自觉地比附宗法家庭模式，这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结成生活群体的主要形式或基本形成，同样形成了充满宗法特性的规则构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194）
礼法文明的传承是中华民族早年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进行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迅猛发展。而中国背负着厚重的封建积垢，由发展走向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国人和部分统治者从自我陶醉的梦幻中惊醒。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的第一至第四章阐述的是人类命运的前天，第五章则写的是人类命运的昨天，揭示了资本的野心和冷酷，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瓜分世界之争和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类千辛万苦，生生死死走过了百万年，却仿佛轮回到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今天，人类到了必须自律的悬崖尽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第六章则阐述的是从昨天到今天和明天。对现实背后的隐患进行揭示，以唤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作者以一种超前的、有预见的眼光和心态。以“理想秩序追梦”为题，叙述了人类谋求美好的明天的种种探索，歌颂了东方醒狮的创举，向站在新十字路口的人类提出警醒和忠告，当前摆在人类面前有着贫困危机、自然环境容量危机、人类文明自毁危机和人类综合焦虑危机等四大“拦路虎”。作者认为“人类的明天是不是美好，人类的命运何去何从，取决于人类自己能不能彻底冲破局限性，更加多维地思考和认知，更加完整地评估和反思，更加谨慎地求证和行动，放慢脚步才可能真实有意义地踩稳每一步”（《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P302）。作者独到的思考和简明阐述，精妙睿智，辩证平实的语言，更加给人哲学深度的启迪。《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不仅是东方人写的“人类简史”，也是一部新颖而简明的“百科全书”。虽然，人类的命运没有标准答案，作者也不可能给出什么明确结论，更多的只是打开人们的视野和启发思考，在我看来，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应具有自尊、自信、自豪并为之献身的精神风貌，当信仰、生存、地位受到威胁，产生危机感或不安全感，就应对现实背后的隐患进行揭示，以唤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采取对策措施，防患于未然。《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是丹溪草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以一种超前的有预见心态，发自内心的呐喊，以唤起国人地球人的觉醒。
人类是智慧的，会在灾难中成长。“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P149）
余又记起屈原在《离骚》中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作者、读者共勉。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