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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您怎么理解“崇文模式”?
宋迎昌:北京市崇文区把城管放权给街道办事处的新模式,被誉为“城管突破”,也被称为“崇文模式”。这种新模式主要是让公安、工商、消防、卫生等有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都参与到城管执法过程中来。
《经济》:您觉得崇文模式是否应该在北京其他区县推广?
宋迎昌:崇文模式的推广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过去的城市管理都是单部门作战,单部门抓工作可能就会有所疏漏。城市管理本身是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它涉及的部门是多个部门,不是单部门能够完成的,所以说多部门联合起来形成的常态化的机制是城市发展的方向,肯定是一种进步。
不过,这种管理模式在其他地方也有,只是存在于不同的领域,有的是少数部门联合,比如说两个部门,有的是若干部门,有的是长效制,有的是短期制。崇文模式的推广关键就在于各区县是否能够因地制宜,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管理方式上肯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果能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找准目标,那么,崇文模式的推广就有了意义。
《经济》:您刚才提到有的地方也有采取类似的管理模式,能给我们举一个实地的例子吗?
宋迎昌:2008年,我在兰州市挂职,当时兰州市成立了一个由城管和环卫组成的部门——环卫110,来解决城市环境卫生问题。过去这两个部门不能协调的问题,现在市民可以通过热线投诉,达到及时解决。毕竟环卫部门没有执法的权力,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而城管部门又没有环境卫生清理的专业知识、人员和装备,只有执法的权力,所以两者整合起来后效果非常好。
另外就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目前北京很多区县都有实行数字城管,它是通过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全球眼探头实时地观察路面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交通、治安、环境卫生等一系列方面。通过实时的观察,由指挥中心通过终端把任务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完成后再把处理结果报到指挥中心。
《经济》:有人说崇文模式存在着一定弊端,城管以前是一个部门,现在是多部门联合执法,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可能会导致出现腐败,出现一个部门管不好多个部门更管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隐患?
宋迎昌:人多了,权力大了,有些隐患问题肯定不可避免,我觉得关键是一种理念,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但要更深层次地思考。城管的对象是什么,是普通的中低收入阶层。我们一开始从规划管理上就对这个阶层缺少理解和关爱,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生存生活的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中高收入的白领阶层是不一样的,他们不需要小汽车,不需要宽敞的道路,不需要多高的绿化率,他们要的只是简单的糊口,要的是非正规的、临时的就业,这种情况不应该成为城市管理清理的对象,应该给他们一个规划的空间,给他們谋生之地。
《经济》:国家还没有出台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应该怎么解决?
宋迎昌: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是没有的,主要是以地方条例的形式存在,而且很多省级政府也不会出台此类规定,因为这些都是各地城市政府的事情。关于城市管理出台的法规对象是谁,肯定不能针对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执法的边界很难界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是允许存在的,什么是不允许存在的,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因此在执法中很容易和老百姓出现冲突。我觉得靠一个部门拿着法律来管理社会不是办法,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存在的问题越多,应该扎扎实实把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生活、住所解决好,这样才不会出现对立的情况。
宋迎昌:北京市崇文区把城管放权给街道办事处的新模式,被誉为“城管突破”,也被称为“崇文模式”。这种新模式主要是让公安、工商、消防、卫生等有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都参与到城管执法过程中来。
《经济》:您觉得崇文模式是否应该在北京其他区县推广?
宋迎昌:崇文模式的推广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过去的城市管理都是单部门作战,单部门抓工作可能就会有所疏漏。城市管理本身是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它涉及的部门是多个部门,不是单部门能够完成的,所以说多部门联合起来形成的常态化的机制是城市发展的方向,肯定是一种进步。
不过,这种管理模式在其他地方也有,只是存在于不同的领域,有的是少数部门联合,比如说两个部门,有的是若干部门,有的是长效制,有的是短期制。崇文模式的推广关键就在于各区县是否能够因地制宜,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管理方式上肯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果能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找准目标,那么,崇文模式的推广就有了意义。
《经济》:您刚才提到有的地方也有采取类似的管理模式,能给我们举一个实地的例子吗?
宋迎昌:2008年,我在兰州市挂职,当时兰州市成立了一个由城管和环卫组成的部门——环卫110,来解决城市环境卫生问题。过去这两个部门不能协调的问题,现在市民可以通过热线投诉,达到及时解决。毕竟环卫部门没有执法的权力,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而城管部门又没有环境卫生清理的专业知识、人员和装备,只有执法的权力,所以两者整合起来后效果非常好。
另外就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目前北京很多区县都有实行数字城管,它是通过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全球眼探头实时地观察路面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交通、治安、环境卫生等一系列方面。通过实时的观察,由指挥中心通过终端把任务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完成后再把处理结果报到指挥中心。
《经济》:有人说崇文模式存在着一定弊端,城管以前是一个部门,现在是多部门联合执法,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可能会导致出现腐败,出现一个部门管不好多个部门更管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隐患?
宋迎昌:人多了,权力大了,有些隐患问题肯定不可避免,我觉得关键是一种理念,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但要更深层次地思考。城管的对象是什么,是普通的中低收入阶层。我们一开始从规划管理上就对这个阶层缺少理解和关爱,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生存生活的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中高收入的白领阶层是不一样的,他们不需要小汽车,不需要宽敞的道路,不需要多高的绿化率,他们要的只是简单的糊口,要的是非正规的、临时的就业,这种情况不应该成为城市管理清理的对象,应该给他们一个规划的空间,给他們谋生之地。
《经济》:国家还没有出台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应该怎么解决?
宋迎昌: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是没有的,主要是以地方条例的形式存在,而且很多省级政府也不会出台此类规定,因为这些都是各地城市政府的事情。关于城市管理出台的法规对象是谁,肯定不能针对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执法的边界很难界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是允许存在的,什么是不允许存在的,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因此在执法中很容易和老百姓出现冲突。我觉得靠一个部门拿着法律来管理社会不是办法,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存在的问题越多,应该扎扎实实把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生活、住所解决好,这样才不会出现对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