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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统一、效能，其实都不过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这一政府机构改革终极目标的技术枝节问题。它们或许能够提升政府的能力，但政府的能力并非越大越好
3月11日，人们猜测已久的国务院第6次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对于这次以“大部制”为主要关注点的机构改革，各界迅速做出解读分析和弹赞不一的评价。看着这些总体而言还都在进行高举高打的坐而论道，我则想起了最近一次的回乡所闻。
前几周，我回河南为一位过世的长辈奔丧，见到了一位从豫南农村赶来的表兄。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卤肉店，经常要到四村八队收猪。过去的一年，他收的猪肉价从七、八元钱一斤涨到15元左右，最高涨到18元一斤。做生意的原材料价格如此暴涨，让他的卤肉生意受累不少。我安慰他不要太着急，因为国家非常重视肉价持续上涨问题，国务院多次就“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并已经有多个部委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包括给予养猪农民补贴，从一系列环节上促进生猪生产，保证猪肉供应，不是有消息说各地猪肉价格已经开始稳中有降了吗，商务部、发改委的领导们已经说了，等新一批幼猪半年后出栏，肉价肯定会降下来的。
表兄摇着头说：“你说这些，我在凤凰卫视上都看到了。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们就在说，什么‘多少部委联手调控肉价，猪市行情趋于稳定’啊，什么‘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猪生产得到明显恢复，母猪数量和存栏仔猪数量都明显增加’啊，结果从下半年到春节，肉价一天天地上涨。我认为，它还会继续涨下去。”
我顺着他的意思说：“猪肉价格确实很有可能还会涨一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前一段公布了1月份的CPI指数，比去年上涨了7.1%，创造了近11年来的最高记录，其中猪肉价涨得最多，当时统计局的官员就说2月份肯定还会再涨，因为一是过年需求量放大，二是南方雪灾，不仅冻死了很多猪，交通中断让运输也成问题。但估计等3月份之后就该有好转了吧，去年下半年肉价涨的这么快，国家又给养猪户补贴，生猪供应也该恢复了吧。”
我试着想给他介绍什么是CPI，哪料表兄大手一挥，说：“我知道CPI，电视里天天讲。”接着他讲出一番让我吃惊的话来：“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手里的数字都是错的。政府是宣布给养母猪补贴，养一头给50块钱，现在据说又涨到了100块钱。但是且不说这点钱够不够抵消饲料成本的上涨，国务院是下拨了这笔钱，但下面那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老爷们就故意设计出很赖的发补贴的方法。比如县里统共也就1万头母猪，他们就往上报两万头，上面就按这个数拨钱，同时按这个被浮夸的数字往中央报。这钱到农民手里也不爽利，他们得到政府去开证明，拿批条，少不了又得求爷爷告奶奶受气，拿着钱了心里还骂，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这样搞，中央钱花了不少，大部分都没落到农民腰包里，农民还是不愿意养猪，而中央拿到的又是假数字，可能一年后才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仔猪长成生猪供应市场啊。”
“等到了那个时候，”表兄嘲讽地笑着，“估计没有官员会说原来是因为母猪的头数有假，他们还会找出无数像蓝耳病、下雪冻死猪这样的理由，比如配种的公猪又不够了，或者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猪的性功能下降，一窝只能生三四头小猪了。”
按他的说法，像水库移民补贴、农民买家电补贴等等政府体恤民生的好政策，也都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执行上谬以千里。表兄的话，让我这个每天坐在写字楼里点评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政府机构改革，很好；关注民生和谐，很好；转变职能，提高效率，理顺部门职能，完善公共服务，很有必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交通管理，发挥运输协同效应，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环保力度，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都是中国经济社会走到今天深化改革的题中必然之义。但这一切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精简也好，统一也好，效能也罢，它们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听了表兄给我上的这堂课，我甚至认为它们都是技术枝节。它们或许能够提升政府的能力，但是如果这种能力在现实中被经常性地用于欺上瞒下，为一个小集团赚取更大利益，而不是处处、时时为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殚精竭虑，这样的能力越大，其破坏力也越大。如何从根本上辩识及规范权力与能力的关系，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关系、“打什么旗”与“走什么路”的关系，恐怕是政府改革中比“三定方案”更核心的关键。
3月11日，人们猜测已久的国务院第6次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对于这次以“大部制”为主要关注点的机构改革，各界迅速做出解读分析和弹赞不一的评价。看着这些总体而言还都在进行高举高打的坐而论道，我则想起了最近一次的回乡所闻。
前几周，我回河南为一位过世的长辈奔丧，见到了一位从豫南农村赶来的表兄。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卤肉店，经常要到四村八队收猪。过去的一年，他收的猪肉价从七、八元钱一斤涨到15元左右，最高涨到18元一斤。做生意的原材料价格如此暴涨，让他的卤肉生意受累不少。我安慰他不要太着急，因为国家非常重视肉价持续上涨问题，国务院多次就“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并已经有多个部委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包括给予养猪农民补贴，从一系列环节上促进生猪生产，保证猪肉供应，不是有消息说各地猪肉价格已经开始稳中有降了吗，商务部、发改委的领导们已经说了，等新一批幼猪半年后出栏，肉价肯定会降下来的。
表兄摇着头说：“你说这些，我在凤凰卫视上都看到了。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们就在说，什么‘多少部委联手调控肉价，猪市行情趋于稳定’啊，什么‘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猪生产得到明显恢复，母猪数量和存栏仔猪数量都明显增加’啊，结果从下半年到春节，肉价一天天地上涨。我认为，它还会继续涨下去。”
我顺着他的意思说：“猪肉价格确实很有可能还会涨一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前一段公布了1月份的CPI指数，比去年上涨了7.1%，创造了近11年来的最高记录，其中猪肉价涨得最多，当时统计局的官员就说2月份肯定还会再涨，因为一是过年需求量放大，二是南方雪灾，不仅冻死了很多猪，交通中断让运输也成问题。但估计等3月份之后就该有好转了吧，去年下半年肉价涨的这么快，国家又给养猪户补贴，生猪供应也该恢复了吧。”
我试着想给他介绍什么是CPI，哪料表兄大手一挥，说：“我知道CPI，电视里天天讲。”接着他讲出一番让我吃惊的话来：“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手里的数字都是错的。政府是宣布给养母猪补贴，养一头给50块钱，现在据说又涨到了100块钱。但是且不说这点钱够不够抵消饲料成本的上涨，国务院是下拨了这笔钱，但下面那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老爷们就故意设计出很赖的发补贴的方法。比如县里统共也就1万头母猪，他们就往上报两万头，上面就按这个数拨钱，同时按这个被浮夸的数字往中央报。这钱到农民手里也不爽利，他们得到政府去开证明，拿批条，少不了又得求爷爷告奶奶受气，拿着钱了心里还骂，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这样搞，中央钱花了不少，大部分都没落到农民腰包里，农民还是不愿意养猪，而中央拿到的又是假数字，可能一年后才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仔猪长成生猪供应市场啊。”
“等到了那个时候，”表兄嘲讽地笑着，“估计没有官员会说原来是因为母猪的头数有假，他们还会找出无数像蓝耳病、下雪冻死猪这样的理由，比如配种的公猪又不够了，或者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猪的性功能下降，一窝只能生三四头小猪了。”
按他的说法，像水库移民补贴、农民买家电补贴等等政府体恤民生的好政策，也都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执行上谬以千里。表兄的话，让我这个每天坐在写字楼里点评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政府机构改革，很好；关注民生和谐，很好；转变职能，提高效率，理顺部门职能，完善公共服务，很有必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交通管理，发挥运输协同效应，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环保力度，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都是中国经济社会走到今天深化改革的题中必然之义。但这一切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精简也好，统一也好，效能也罢，它们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听了表兄给我上的这堂课，我甚至认为它们都是技术枝节。它们或许能够提升政府的能力，但是如果这种能力在现实中被经常性地用于欺上瞒下，为一个小集团赚取更大利益，而不是处处、时时为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殚精竭虑，这样的能力越大，其破坏力也越大。如何从根本上辩识及规范权力与能力的关系，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关系、“打什么旗”与“走什么路”的关系，恐怕是政府改革中比“三定方案”更核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