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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日益变得“强硬”起来，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对地方的社会、经济事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力求能真正解决问题。2006年春天，这种潮流由于一个人在全国政协上的声音而演化为一种现象
200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忍受着肩周炎的疼痛和折磨，一口气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13个提案和10份大会发言，这些提案与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媒体把它称为“任玉岭现象”。
有位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任玉岭之所以可算一种现象，在于他身上浓缩了不少代表委员的特点：第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第二，言论大胆、开放，又深具建设性。有学者对“任玉岭现象”评论说，政协委员受民众委托参加政协会议，不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而是关乎民主机制的落实。只有委员与政府官员敢于在会场里针尖对麦芒，围绕民生难题充分争论，会场外的老百姓才能享受到权力制衡及由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利益。
2007年3月，任玉岭又因其能以坦诚建言，发群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再次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人物。
为此，记者在百度网站上以“政协委员任玉岭”为关键词，搜索出50000多条信息。数据显示：任玉岭每年要走访20多个省，每年有2/3的时间在基层调研，每年的行程数万公里，每年直接提交两会的议案就有10余件……带着这些数字之后的好奇感，2007年4月4日，记者在他的北郊寓所里采访了任玉岭，走近被媒体称为“高参作家”的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
“无论是国务院参事还是全国政协常委，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参政议政的舞台，它是荣誉，更是责任。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1998年，年届花甲的任玉岭，正准备离开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的官员岗位时，他被全国政协大会推选为政协常委。任玉岭历来做事都很认真，不管在他经历的什么岗位上，他都是十分投入，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被当选为政协常委后，他就又反复阅读了政协的有关文件，进一步了解了政协职责。于是他便下决心履行好政协常委的职责，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寄予的重托与希望。由于他工作的努力和成绩，2002年，任玉岭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是由国务院总理任命的，基本职责是“参政议政、建言政策、咨询国事、统战联谊”。在任玉岭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前，一般是作参事的不再作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常委又同时兼任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还是第一人。
在有些人看来，60多岁的人了，又有一个国务院参事的荣誉，似乎是可以颐养天年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任玉岭作参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更加老当益壮，异常活跃了。他每年行程数万公里，成了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参事和委员。他牢记胡锦涛总书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关注民生问题从不懈怠。任玉岭甚至被媒体称为“民意的采集器”、“民声的传话筒”。我们在任玉岭家里还看到很多人民来信表示了对他的鼓励和赞扬。一封以山东烟台迎西路全体百姓署名的信件这样写道，“我们非常拥护你，你是真正人民利益的伟大代表”。
党和国家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时刻激励着这位参事和委员。他为了调查研究、参政议政，这些年几乎没有休过礼拜天，就连春节他还要加班加点。
2001年，任玉岭较早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他这个在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受到了全国政协的重视，后以政协信息报送给中央。2002年“两会”时，他因此被一些媒体作为特邀嘉宾接受了农村问题的采访。
2002年，任玉岭提出了“义务教育呼吁加大财政收入，并建议学习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他在常委会上的这一发言，虽然迎来了长时间的掌声，但在当时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在五年后的今天能以实现。
2003年，任玉岭提出了“遏制药价虚高”、“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免除农业税”和“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建议，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药价问题就两次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访谈。
2004年，任玉岭提出了“惩治医疗腐败”、“精简县乡机构”、“关注教育公平”等建议。在医疗腐败方面，他不仅指出了“吃回扣”、“大处方”、“收红包”和“重复检查”四大症结，而且开出了“改革管理”、“医药分家”、“招标采购”以及“加强医德教育”等处方，国内有七八十家报纸刊载了这一建言。
2005年，任玉岭提出了“精官方能简政”、“调控房产价格”、“规范超市行为”以及“提高农民工工亡补偿”的建议。其中“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的建议，被解放日报、检察报等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对压缩官员指数起到了推进作用。
2007年两会上，舆论再次聚焦任玉岭，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社会要稳定、信访要畅通”以及“妥善解决国企退休老干部待遇过低问题的建议”等。他提出的问题，有理有据，令人折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任玉岭的很多议政建言都具有较强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它涉及到很多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少问题后来都成了社会热点。他提的“提高水价节约用水的建议”、“妥善处理医疗垃圾的建议”、“修改收容法规的建议”、“规范超市管理的建议”、“拯救和发展京剧艺术的建议”都已经引起重视，出台了相关法规。他所关注的“用皇粮养起义务教育问题”、“免农业税问题”、“全社会实施道德建设工程问题”、“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问题”、“精官方能简政问题”、“降低行政成本问题”、“关注男女出生比问题”、“惩治医疗腐败问题”、“遏制药价虚高问题”，都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大多都在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或变成了现实，或取得了进展。
在任玉岭看来，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国家和百姓都困难很多，不论是政府或百姓，都需要有人关注“草野和基层”。尽管任玉岭的意见会遇到不同意见的反对声，作为国务院参事的他，一直牢记总理关于“视个人利益淡如水，视群众利益重如山”的指示和重托。
2003年中秋，温家宝和国务院参事进行了座谈。在会上，温家宝吟诵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要求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 任玉岭率先提出了理顺教育管理体制、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免除义务教育学费的建议，得到温总理的充分肯定。
三年后，任玉岭在全国政协2006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见到温总理时，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已经在部分地区付诸实施。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勿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50年代，还是在大学期间，任玉岭就作为南开大学校报《人民南开》的记者组长，经常为《人民南开》撰稿，发表各类文章二三十篇，被同学们誉为“高产作家”，由于他工作的认真和努力，受到学校的高度赞赏，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并且被评为“三好学生红旗手”。
而进入了科研工作岗位之后，这个南开的“高产作家”继续笔耕不辍。在科研领域，他翻译了《石油发酵》《发酵与微生物》等著作，出版了《生物工程在中国》《发酵法生产味精技术》等专著，累计近百万字；在文学领域，他更是以全国第一批科普作家的身份，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科普读物，甚至他参与编导的科普电影还获得了文化部的二等奖；在行政领域，他的著述范围更广、产量更丰，这里面，既有发表于中央统战部《献策献计》的三农文章，也有发表于全国政协的《国事建言》上的经济体制改革文章，更有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理论文章。
一路走来，当年意气风发的南开学子，已经从同学们眼中的“高产作家”变成了媒体和民众心中的“高参作家”，深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自从当上参事以来，任玉岭常常想起总理在给参事的一封信中所引用的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说：“总理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多到基层走走看看，更多地体察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
任玉岭客厅里有一幅挂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近期的日程安排：两会结束后，处理日常工作10天，之后去香山参加4天会议，再去湖北10天，返回后参加2个研讨会，接着去河南4天。4月13日去上海，18日去西安，21日去安徽阜阳，25日去湖南株洲、长沙……
长期跑基层，任玉岭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三必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这些地方有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政府决策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避免使自己的调研流于形式，任玉岭甚至不要地方官员的陪同，自己叫辆车到城区以外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记者，有时你必须要跟地方官员打打游击战，有少部分官员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但是，只要你出城15公里，你就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曾有报道说，有省委书记评价任玉岭撰写的报告是“层次水平高，问题抓得准”，以至有几位省政协主席在两会期间，从两会的发言中将他所撰写的大会发言特意抽出来，并亲自告诉任玉岭要将这些发言带回去，好好研读研读。
当记者走进任玉岭的家，就发现门口的衣帽柜旁，放着3个厚厚的笔记本，封面上分别写着“每日新闻天天记”、“有报天天读”、“社情民意记录本”，里面记满笔记。这也许是任玉岭成为“高参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任玉岭的书房里、客厅中，到处都摆满了大摞大摞的书刊、成捆成捆的资料。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信和平信，它们反映的是民生冷暖。这些资料来自各行各业，它们所显示的是社情民意。
只要在北京，任玉岭每天都要抽出大量时间读书读报、看群众来信和资料。“为老百姓办实事是我一生的追求”，凡是事关民生的问题，任玉岭从来都不敢懈怠。这正如他的座右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勿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当今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要为群众说话，就会遭到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是，只有各种观点都摆出来。党中央、国务院才可以兼听则明”。
大学、部队、农村、工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央、地方、东、中、西部他全工作过。他科研出身，创办过民营企业、国有公司，还担任过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官员，走访过30多个国家，丰富的人生履历使得任玉岭眼界开阔、涉猎广泛，思考问题更加全面、超前、精辟、深邃。
早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的时候，任玉岭就十分注意参政议政的技巧和艺术，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发表过“议政建言也要讲艺术”的文章。他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摸索后，认为有些建议可以走提案，而很多建议又不宜走提案，只能走“发言”。他认为涉及具体事情的建议可以走政协提案，而涉及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或者是不太成熟的想法，最好是走政协大会书面发言或政协常委会书面发言。相比之下，任玉岭更注重政协的书面发言，他认为先见诸媒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更利于完善和建言。
为了使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得到补充和修正，任玉岭除了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听取有关意见外，这几年还挤出时间，应邀到中央党校、清华、北大作：报告。他所作的《关于医疗改革》《重构住房建设与消费模式》《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民营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报告，受到了很多干部、教师以及博士、硕士的欢迎。每次报告后，他都要求听课的同志提问题，通过互动交流，提高认识，使是非得以明辨。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举行的第一次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六个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办理提案会议上，任玉岭的一个涉农提案被列其中。任玉岭的另一个“关注乙肝人群”的提案，在网易所举行的“鲜花送提案”的活动中，被评为第一名。他的“关于解决石油流通领域民营企业生存危机的提案”被作为政协信息，向中央进行了报送。“关于解决国企退休老干部待遇过低问题的建议”，还通过参事的“直通车”获得了领导的重要批示。
任玉岭关注身边的新闻和事件，甚至发动亲戚朋友当他的义务信息员。同他保持密切联系的“信息员”，南至广东、广西，西至四川、云南，从内蒙、宁夏到湖北、河南、吉林、辽宁乃至浙江和福建都经常有人为他送信息、提意见。
媒体报道也是任玉岭采集信息的重要的渠道，他关于医药和医疗的剪报摞在那儿足有一尺高。他的民情记录簿医疗一栏中写满了各类来自媒体的相关报道：西安某医院一针凯塞欣抗菌素售88元，就在这医院大门外的药店里同样型号、同一厂家的同一产品仅7元；医院售价高出药房12倍；福建一医院神威参麦注射液售价112.7元，外边药房明码标价仅18.6元，相差6倍……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使任玉岭讨论民生的问题更有底气，也更令人信服。也正是在长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任玉岭作了名为《医疗改革重在解决“贵”和“难”》的发言。
在发言中，任玉岭十分尖锐地指出，看病难，主要难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看病贵，主要贵在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大处方、高收费，造成全国医疗消费从1978年到2003年增长了60倍，比职工平均收入增长22.82倍，高出37.2倍。在医药管理无序、医院收费无节制的狂升，而广大百姓收入还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一边‘欲望无穷’，一边‘财帛有限’的严重落差，这才是看病贵的起因和根源。
此言一出，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2000多位委员的热烈掌声。但也遭受了来自医疗系统某些人的责难。某市卫生局的一位领导针对医疗系统工资过高的指责，认为“医生应该收入高”。某位医学院士则在《南方日报》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的手法，在任玉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为标题，搞了个“虚拟对话”。以此挑拨任玉岭与医护人员的关系，对任玉岭进行攻击。
对于这样的不同意见，任玉岭淡然一笑，“任何问题提出来，看法都不会是一边倒，因为大家所站的角度不同。当今一个很主要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要为群众说话，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过，矛盾的双方都把要说的话讲出来，这样，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可以兼听则明。”任玉岭为人民谋利不计得失的拳拳之心，认真负责的专业求实态度，溢于言表。
作为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常常告诫自己：自己肩上有两副担子，一副是国务院参事；一副是全国政协常委。但是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反映群众呼声，为党和政府献策献计。
200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忍受着肩周炎的疼痛和折磨，一口气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13个提案和10份大会发言，这些提案与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媒体把它称为“任玉岭现象”。
有位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任玉岭之所以可算一种现象，在于他身上浓缩了不少代表委员的特点：第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第二，言论大胆、开放，又深具建设性。有学者对“任玉岭现象”评论说，政协委员受民众委托参加政协会议，不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而是关乎民主机制的落实。只有委员与政府官员敢于在会场里针尖对麦芒，围绕民生难题充分争论，会场外的老百姓才能享受到权力制衡及由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利益。
2007年3月，任玉岭又因其能以坦诚建言，发群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再次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人物。
为此，记者在百度网站上以“政协委员任玉岭”为关键词，搜索出50000多条信息。数据显示：任玉岭每年要走访20多个省，每年有2/3的时间在基层调研，每年的行程数万公里，每年直接提交两会的议案就有10余件……带着这些数字之后的好奇感，2007年4月4日，记者在他的北郊寓所里采访了任玉岭，走近被媒体称为“高参作家”的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
“无论是国务院参事还是全国政协常委，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参政议政的舞台，它是荣誉，更是责任。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1998年，年届花甲的任玉岭，正准备离开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的官员岗位时，他被全国政协大会推选为政协常委。任玉岭历来做事都很认真，不管在他经历的什么岗位上，他都是十分投入，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被当选为政协常委后，他就又反复阅读了政协的有关文件，进一步了解了政协职责。于是他便下决心履行好政协常委的职责，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寄予的重托与希望。由于他工作的努力和成绩，2002年，任玉岭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是由国务院总理任命的，基本职责是“参政议政、建言政策、咨询国事、统战联谊”。在任玉岭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前，一般是作参事的不再作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常委又同时兼任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还是第一人。
在有些人看来，60多岁的人了，又有一个国务院参事的荣誉，似乎是可以颐养天年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任玉岭作参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更加老当益壮，异常活跃了。他每年行程数万公里，成了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参事和委员。他牢记胡锦涛总书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关注民生问题从不懈怠。任玉岭甚至被媒体称为“民意的采集器”、“民声的传话筒”。我们在任玉岭家里还看到很多人民来信表示了对他的鼓励和赞扬。一封以山东烟台迎西路全体百姓署名的信件这样写道，“我们非常拥护你，你是真正人民利益的伟大代表”。
党和国家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时刻激励着这位参事和委员。他为了调查研究、参政议政，这些年几乎没有休过礼拜天，就连春节他还要加班加点。
2001年，任玉岭较早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他这个在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受到了全国政协的重视，后以政协信息报送给中央。2002年“两会”时，他因此被一些媒体作为特邀嘉宾接受了农村问题的采访。
2002年，任玉岭提出了“义务教育呼吁加大财政收入，并建议学习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他在常委会上的这一发言，虽然迎来了长时间的掌声，但在当时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在五年后的今天能以实现。
2003年，任玉岭提出了“遏制药价虚高”、“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免除农业税”和“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建议，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药价问题就两次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访谈。
2004年，任玉岭提出了“惩治医疗腐败”、“精简县乡机构”、“关注教育公平”等建议。在医疗腐败方面，他不仅指出了“吃回扣”、“大处方”、“收红包”和“重复检查”四大症结，而且开出了“改革管理”、“医药分家”、“招标采购”以及“加强医德教育”等处方，国内有七八十家报纸刊载了这一建言。
2005年，任玉岭提出了“精官方能简政”、“调控房产价格”、“规范超市行为”以及“提高农民工工亡补偿”的建议。其中“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的建议，被解放日报、检察报等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对压缩官员指数起到了推进作用。
2007年两会上，舆论再次聚焦任玉岭，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社会要稳定、信访要畅通”以及“妥善解决国企退休老干部待遇过低问题的建议”等。他提出的问题，有理有据，令人折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任玉岭的很多议政建言都具有较强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它涉及到很多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少问题后来都成了社会热点。他提的“提高水价节约用水的建议”、“妥善处理医疗垃圾的建议”、“修改收容法规的建议”、“规范超市管理的建议”、“拯救和发展京剧艺术的建议”都已经引起重视，出台了相关法规。他所关注的“用皇粮养起义务教育问题”、“免农业税问题”、“全社会实施道德建设工程问题”、“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问题”、“精官方能简政问题”、“降低行政成本问题”、“关注男女出生比问题”、“惩治医疗腐败问题”、“遏制药价虚高问题”，都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大多都在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或变成了现实，或取得了进展。
在任玉岭看来，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国家和百姓都困难很多，不论是政府或百姓，都需要有人关注“草野和基层”。尽管任玉岭的意见会遇到不同意见的反对声，作为国务院参事的他，一直牢记总理关于“视个人利益淡如水，视群众利益重如山”的指示和重托。
2003年中秋，温家宝和国务院参事进行了座谈。在会上，温家宝吟诵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要求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 任玉岭率先提出了理顺教育管理体制、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免除义务教育学费的建议，得到温总理的充分肯定。
三年后，任玉岭在全国政协2006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见到温总理时，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已经在部分地区付诸实施。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勿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50年代，还是在大学期间，任玉岭就作为南开大学校报《人民南开》的记者组长，经常为《人民南开》撰稿，发表各类文章二三十篇，被同学们誉为“高产作家”，由于他工作的认真和努力，受到学校的高度赞赏，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并且被评为“三好学生红旗手”。
而进入了科研工作岗位之后，这个南开的“高产作家”继续笔耕不辍。在科研领域，他翻译了《石油发酵》《发酵与微生物》等著作，出版了《生物工程在中国》《发酵法生产味精技术》等专著，累计近百万字；在文学领域，他更是以全国第一批科普作家的身份，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科普读物，甚至他参与编导的科普电影还获得了文化部的二等奖；在行政领域，他的著述范围更广、产量更丰，这里面，既有发表于中央统战部《献策献计》的三农文章，也有发表于全国政协的《国事建言》上的经济体制改革文章，更有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理论文章。
一路走来，当年意气风发的南开学子，已经从同学们眼中的“高产作家”变成了媒体和民众心中的“高参作家”，深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自从当上参事以来，任玉岭常常想起总理在给参事的一封信中所引用的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说：“总理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多到基层走走看看，更多地体察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
任玉岭客厅里有一幅挂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近期的日程安排：两会结束后，处理日常工作10天，之后去香山参加4天会议，再去湖北10天，返回后参加2个研讨会，接着去河南4天。4月13日去上海，18日去西安，21日去安徽阜阳，25日去湖南株洲、长沙……
长期跑基层，任玉岭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三必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这些地方有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政府决策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避免使自己的调研流于形式，任玉岭甚至不要地方官员的陪同，自己叫辆车到城区以外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记者，有时你必须要跟地方官员打打游击战，有少部分官员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但是，只要你出城15公里，你就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曾有报道说，有省委书记评价任玉岭撰写的报告是“层次水平高，问题抓得准”，以至有几位省政协主席在两会期间，从两会的发言中将他所撰写的大会发言特意抽出来，并亲自告诉任玉岭要将这些发言带回去，好好研读研读。
当记者走进任玉岭的家，就发现门口的衣帽柜旁，放着3个厚厚的笔记本，封面上分别写着“每日新闻天天记”、“有报天天读”、“社情民意记录本”，里面记满笔记。这也许是任玉岭成为“高参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任玉岭的书房里、客厅中，到处都摆满了大摞大摞的书刊、成捆成捆的资料。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信和平信，它们反映的是民生冷暖。这些资料来自各行各业，它们所显示的是社情民意。
只要在北京，任玉岭每天都要抽出大量时间读书读报、看群众来信和资料。“为老百姓办实事是我一生的追求”，凡是事关民生的问题，任玉岭从来都不敢懈怠。这正如他的座右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勿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当今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要为群众说话，就会遭到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是，只有各种观点都摆出来。党中央、国务院才可以兼听则明”。
大学、部队、农村、工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央、地方、东、中、西部他全工作过。他科研出身，创办过民营企业、国有公司，还担任过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官员，走访过30多个国家，丰富的人生履历使得任玉岭眼界开阔、涉猎广泛，思考问题更加全面、超前、精辟、深邃。
早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的时候，任玉岭就十分注意参政议政的技巧和艺术，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发表过“议政建言也要讲艺术”的文章。他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摸索后，认为有些建议可以走提案，而很多建议又不宜走提案，只能走“发言”。他认为涉及具体事情的建议可以走政协提案，而涉及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或者是不太成熟的想法，最好是走政协大会书面发言或政协常委会书面发言。相比之下，任玉岭更注重政协的书面发言，他认为先见诸媒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更利于完善和建言。
为了使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得到补充和修正，任玉岭除了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听取有关意见外，这几年还挤出时间，应邀到中央党校、清华、北大作：报告。他所作的《关于医疗改革》《重构住房建设与消费模式》《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民营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报告，受到了很多干部、教师以及博士、硕士的欢迎。每次报告后，他都要求听课的同志提问题，通过互动交流，提高认识，使是非得以明辨。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举行的第一次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六个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办理提案会议上，任玉岭的一个涉农提案被列其中。任玉岭的另一个“关注乙肝人群”的提案，在网易所举行的“鲜花送提案”的活动中，被评为第一名。他的“关于解决石油流通领域民营企业生存危机的提案”被作为政协信息，向中央进行了报送。“关于解决国企退休老干部待遇过低问题的建议”，还通过参事的“直通车”获得了领导的重要批示。
任玉岭关注身边的新闻和事件，甚至发动亲戚朋友当他的义务信息员。同他保持密切联系的“信息员”，南至广东、广西，西至四川、云南，从内蒙、宁夏到湖北、河南、吉林、辽宁乃至浙江和福建都经常有人为他送信息、提意见。
媒体报道也是任玉岭采集信息的重要的渠道，他关于医药和医疗的剪报摞在那儿足有一尺高。他的民情记录簿医疗一栏中写满了各类来自媒体的相关报道：西安某医院一针凯塞欣抗菌素售88元，就在这医院大门外的药店里同样型号、同一厂家的同一产品仅7元；医院售价高出药房12倍；福建一医院神威参麦注射液售价112.7元，外边药房明码标价仅18.6元，相差6倍……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使任玉岭讨论民生的问题更有底气，也更令人信服。也正是在长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任玉岭作了名为《医疗改革重在解决“贵”和“难”》的发言。
在发言中，任玉岭十分尖锐地指出，看病难，主要难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看病贵，主要贵在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大处方、高收费，造成全国医疗消费从1978年到2003年增长了60倍，比职工平均收入增长22.82倍，高出37.2倍。在医药管理无序、医院收费无节制的狂升，而广大百姓收入还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一边‘欲望无穷’，一边‘财帛有限’的严重落差，这才是看病贵的起因和根源。
此言一出，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2000多位委员的热烈掌声。但也遭受了来自医疗系统某些人的责难。某市卫生局的一位领导针对医疗系统工资过高的指责，认为“医生应该收入高”。某位医学院士则在《南方日报》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的手法，在任玉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为标题，搞了个“虚拟对话”。以此挑拨任玉岭与医护人员的关系，对任玉岭进行攻击。
对于这样的不同意见，任玉岭淡然一笑，“任何问题提出来，看法都不会是一边倒，因为大家所站的角度不同。当今一个很主要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要为群众说话，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过，矛盾的双方都把要说的话讲出来，这样，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可以兼听则明。”任玉岭为人民谋利不计得失的拳拳之心，认真负责的专业求实态度，溢于言表。
作为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常常告诫自己：自己肩上有两副担子，一副是国务院参事；一副是全国政协常委。但是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反映群众呼声，为党和政府献策献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