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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的社区治理力量还太弱，无法承接由过去单位制和街居制转交过来的社会整合的功能。社区自治还仅仅停留在价值追求上，现实中社区还是政府的行政末梢，承担着政府下派的诸多行政职能。从吉林和各地的典型经验来看，一个社区治理的好坏关键还取决于社区主任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担当。“三社联动”的推进丰富了社区的治理功能，增强了社区的服务能力，扩大了社区的服务范围。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旧有的“单位制”瓦解，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原本由单位组织负责的服务于个人的资源配置职能逐步下移到基层社区层面，同时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推行也将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下放到了社区，使社区承受着来自多重现实需求的压力。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过去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胜任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开始朝着多主体参与的方向发展，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居民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势下，如何顺应时代需求，对社区治理中的各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社区治理中的各方主体行动得到有力协调，从而破解长期以来由行政力量占据社区治理主导地位的困局，成为当前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道路上，民政部在积极总结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提出了“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对于试图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治理困境而言，“三社联动”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或是实践层面都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机制创新。
一、“三社联动”内涵和研究现状
“三社联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最早是在2004年上海市民政部门提出“三社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般是指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协调与连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实施，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第一次提到“三社联动”的概念，要求建立健全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社会组织联动服务机制。本着“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项目运作”的思路，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为推进“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许多地方围绕《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因地制宜，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和经验。由此作为社区治理的有效框架和创新机制，“三社联动”得到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推广。
本着对“三社联动”主体的不同界定与联动重点的不同理解，学术界给出了各自对于“三社联动”的阐释。从中国知网的论文看，学术界对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成果最早出现在2010年，叶南客与陈金城对“三社联动”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之源；“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形成“三社”之间的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互联和互补格局，其最终目标是从根本上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效预防和化解在基层，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学界对“三社联动”的研究随着“三社联动”地方实践和经验的推广也在不断深入，对“三社”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也逐渐走向具体和清晰。比较早的对“三社联动”概念进行反思的是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他指出“三社联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形式，但他认为政府的政治理性、社会力量的专业理性和基层官僚的职业理性之间是存在冲突和博弈性协同的。在分析“三社联动”的产生背景、地方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徐永祥、曹国慧对“三社”的“联动”关系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对“三社联动”概念中的行动主体进行了再认识。他们指出“三社联动”是指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围绕着社区居民在社区这个场域中，开展的旨在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实现基层民主和提高居民福祉的社区治理活动，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田舒认为“三社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表现在若干方面：依靠社区这一平台构建起有效的互动网络，搭建了多方参与决策的权力支配新平台，通过联动各方主体的角色合理定位实现职能行使与优势互補，虽然该模式在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多难题有待破解。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也涌现出一些成果，但大多停留在内涵、机制、背景的研究。对“三社联动”的推广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当前社区治理的困境的研究还很少。此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规模、社区发展时间、社区居民的素质差别不一的城市来说，“三社联动”机制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也不尽相同。关于吉林省“三社联动”治理的经验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对吉林省“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经验的研究将丰富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理论。
二、吉林省推进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的现状
吉林省“三社联动”社区治理进入了大规模推广阶段，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各区加大了资金的扶持力度，稳步地推进社区的去行政化，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仅最近两年内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吉林省在社区社工岗位设置上将社工专业人才聘用纳入全省“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先后设置了3000多个社区社工岗位。2012年3月，长春市实施“百站千才”计划，计划3年内在全市培育建立了300个社区社工站，1500名社会工作人才。该计划届时圆满成功。目前长春市共有持证社工2410人，各类社工服务机构312家，其中正式注册社工机构122家。此外，长春市各区都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二道区全力推进“一门式”改革，即居民进一扇门就能办百件事，在任一窗口能办各类事。通过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市民办事便捷、政府管理方便、过程监督透明、行政成本降低、民生信息鲜活、社区建设和谐”的良好杜会效益，提高社区群众满意度。朝阳区在政策创制中注重政策的配套完善，出台《关于加深推进“三社联动”惠民阳光工程实施方案》等“1+8”系列文件，形成了相互衔接配套的“三社联动”政策体系。 三、吉林省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经验
吉林省“三社联动”的实施已经由尝试试点阶段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急需要对各区已经试点成功的经验总结推广，并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上升为一种规范。本节将选取几个试点比较成功的社区，对其“三社联动”实施的过程、效果、影响深入分析，总结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三社联动”治理经验。初步计划将选长春市宽城区长山社区、二道区东站十委社区、延吉市丹山社区作为典型案例研究。这些试点的社区虽然都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但总结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是需求导向的项目牵动。需求是“三社联动”的起点，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是党和政府乃至所有社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二是强势引领的社区主动。社区发挥的主动作用，三社才能联动起来。三是共同取向的组织协动。各类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生力军，在联动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四是专业支撑的社工能动。在项目牵引下，在“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五是自治主体的居民参与。居民群众参与是“三社联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居民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三社联动”的难点
“三社联动”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区居民福祉进而促进社区发展。“三社联动”治理开展至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三社联动”的现实境遇看，其发展仍处在探索阶段。随着“三社联动”的深入推广，一些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主要是：
（1）“三社”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组织内部造血功能不足，不能吸引专业人才；由于工作任务量大、工资待遇低等原因，整个社工人员队伍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2）志愿者和义工招聘难。居民社区参与度低，志愿者或义工上不来，导致很多社区活动难以开展。从吉林省社工协会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对义工和志愿者的意义不了解，大家不以从事志愿活动为荣，“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很普遍。这种心态的存在跟我们的文化习惯有关系，需要主要媒体加大宣传来改变民众从事志愿活动的观念。
（3）多数社区仍停留在“有而不联”与“联而不动”的层面。有些社区的“三社联动”有形式没有内容，契机性联动多，长效性联动少，在推广“三社联动”过程中步伐迈得很急，出现为做项目而做项目，没有真正发掘社区居民的迫切需求，结果是政府投入不少，活动也没少开展，但社区居民没有感受到社区治理的益处。
（4）“三社联动”的资金来源单一和不稳定。目前社区治理活动还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拨付和设立专项资金来支持，政府一从资金上断奶就活不了。其他渠道的资金很少，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个人的捐款。
五、推进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的改善策略
尽管“三社联动”模式在长春、延吉等城市的社区治理试点实践当中初显成效，有力拉开了吉林省社会治理创新的序幕；然而该模式要想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仍然需要一定的应对措施来化解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1）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三社”的培育和发展。政府的体制创新涉及让渡社会管理与服务空间于社会组织、减少居委会行政事务以及向社区中“渗透”“嵌入”专业社工人才等方面。很显然，政府作为外在推力，在体制创新下的“三社联动”系统中，其出台的政策措施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核心动力。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与承接服务能力也应得到增强。
（2）依托社区推进以“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的“三社联动”。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广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经验，建立“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由政府负责建立，由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进驻到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中，通过政府打包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社区，为辖区居民提供普惠式与重点式并存的服务。“中心”能够主动且深入挖掘社区需求与问题，并予以针对性、专业化的服务；“中心”这一平台能够有效地将“政府主导，需求导向，社会运作，专业服务”融合在一起。“中心”的普及将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专业社工队伍的壮大，也会为专业的社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3）创建特色社区。“三社联动”的推广要以每个社区的实际基础为前提，现实中每个社区的基础都是不一样的，有经济条件差需要政府扶持的老旧散小区，还有基础设施好的封闭式高档小区，还有国有企业集体宿舍区等，基础不一样的社区三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未来社区发展模式应该是走特色社区之路，即一个社区一个样，各具特色。
（4）社会组织和社工所开展的项目必须是社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加强对社会组织运作项目的监督，保证其项目的立项是围绕本社区居民最迫切需求解决的问题开展，并使项目有效顺利完成。
总的来说，当前的社区治理力量还太弱，无法承接由过去单位制和街居制转交过来的社会整合的功能。社区自治还仅仅停留在价值追求上，现实中社区仍是政府的行政末梢，承担着政府下派的诸多行政职能。从吉林和各地的典型经验来看，一个社区治理的好坏关键还取决于社区主任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担当。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三社联动”的推进丰富了社区的治理功能，增强了社区的服务能力，扩大了社区的服务范围。但三社真正要联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吉林省“三社联动”的推进状况来看，三社在社区中已经启动，有些社区动作很大，但三社还没有有效地联动起来，大多时候还各行其是，或围绕着政府設立的项目在动。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4]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曾丹（1982—），女，汉族，海南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旧有的“单位制”瓦解，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原本由单位组织负责的服务于个人的资源配置职能逐步下移到基层社区层面，同时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推行也将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下放到了社区，使社区承受着来自多重现实需求的压力。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过去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胜任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开始朝着多主体参与的方向发展，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居民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势下，如何顺应时代需求，对社区治理中的各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社区治理中的各方主体行动得到有力协调，从而破解长期以来由行政力量占据社区治理主导地位的困局，成为当前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道路上，民政部在积极总结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提出了“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对于试图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治理困境而言，“三社联动”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或是实践层面都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机制创新。
一、“三社联动”内涵和研究现状
“三社联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最早是在2004年上海市民政部门提出“三社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般是指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协调与连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实施，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第一次提到“三社联动”的概念，要求建立健全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社会组织联动服务机制。本着“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项目运作”的思路，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为推进“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许多地方围绕《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因地制宜，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和经验。由此作为社区治理的有效框架和创新机制，“三社联动”得到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推广。
本着对“三社联动”主体的不同界定与联动重点的不同理解，学术界给出了各自对于“三社联动”的阐释。从中国知网的论文看，学术界对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成果最早出现在2010年，叶南客与陈金城对“三社联动”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之源；“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形成“三社”之间的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互联和互补格局，其最终目标是从根本上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效预防和化解在基层，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学界对“三社联动”的研究随着“三社联动”地方实践和经验的推广也在不断深入，对“三社”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也逐渐走向具体和清晰。比较早的对“三社联动”概念进行反思的是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他指出“三社联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形式，但他认为政府的政治理性、社会力量的专业理性和基层官僚的职业理性之间是存在冲突和博弈性协同的。在分析“三社联动”的产生背景、地方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徐永祥、曹国慧对“三社”的“联动”关系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对“三社联动”概念中的行动主体进行了再认识。他们指出“三社联动”是指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围绕着社区居民在社区这个场域中，开展的旨在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实现基层民主和提高居民福祉的社区治理活动，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田舒认为“三社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表现在若干方面：依靠社区这一平台构建起有效的互动网络，搭建了多方参与决策的权力支配新平台，通过联动各方主体的角色合理定位实现职能行使与优势互補，虽然该模式在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多难题有待破解。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也涌现出一些成果，但大多停留在内涵、机制、背景的研究。对“三社联动”的推广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当前社区治理的困境的研究还很少。此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规模、社区发展时间、社区居民的素质差别不一的城市来说，“三社联动”机制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也不尽相同。关于吉林省“三社联动”治理的经验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对吉林省“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经验的研究将丰富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理论。
二、吉林省推进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的现状
吉林省“三社联动”社区治理进入了大规模推广阶段，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各区加大了资金的扶持力度，稳步地推进社区的去行政化，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仅最近两年内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吉林省在社区社工岗位设置上将社工专业人才聘用纳入全省“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先后设置了3000多个社区社工岗位。2012年3月，长春市实施“百站千才”计划，计划3年内在全市培育建立了300个社区社工站，1500名社会工作人才。该计划届时圆满成功。目前长春市共有持证社工2410人，各类社工服务机构312家，其中正式注册社工机构122家。此外，长春市各区都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二道区全力推进“一门式”改革，即居民进一扇门就能办百件事，在任一窗口能办各类事。通过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市民办事便捷、政府管理方便、过程监督透明、行政成本降低、民生信息鲜活、社区建设和谐”的良好杜会效益，提高社区群众满意度。朝阳区在政策创制中注重政策的配套完善，出台《关于加深推进“三社联动”惠民阳光工程实施方案》等“1+8”系列文件，形成了相互衔接配套的“三社联动”政策体系。 三、吉林省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经验
吉林省“三社联动”的实施已经由尝试试点阶段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急需要对各区已经试点成功的经验总结推广，并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上升为一种规范。本节将选取几个试点比较成功的社区，对其“三社联动”实施的过程、效果、影响深入分析，总结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三社联动”治理经验。初步计划将选长春市宽城区长山社区、二道区东站十委社区、延吉市丹山社区作为典型案例研究。这些试点的社区虽然都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但总结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是需求导向的项目牵动。需求是“三社联动”的起点，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是党和政府乃至所有社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二是强势引领的社区主动。社区发挥的主动作用，三社才能联动起来。三是共同取向的组织协动。各类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生力军，在联动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四是专业支撑的社工能动。在项目牵引下，在“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五是自治主体的居民参与。居民群众参与是“三社联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居民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三社联动”的难点
“三社联动”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区居民福祉进而促进社区发展。“三社联动”治理开展至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三社联动”的现实境遇看，其发展仍处在探索阶段。随着“三社联动”的深入推广，一些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主要是：
（1）“三社”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组织内部造血功能不足，不能吸引专业人才；由于工作任务量大、工资待遇低等原因，整个社工人员队伍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2）志愿者和义工招聘难。居民社区参与度低，志愿者或义工上不来，导致很多社区活动难以开展。从吉林省社工协会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对义工和志愿者的意义不了解，大家不以从事志愿活动为荣，“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很普遍。这种心态的存在跟我们的文化习惯有关系，需要主要媒体加大宣传来改变民众从事志愿活动的观念。
（3）多数社区仍停留在“有而不联”与“联而不动”的层面。有些社区的“三社联动”有形式没有内容，契机性联动多，长效性联动少，在推广“三社联动”过程中步伐迈得很急，出现为做项目而做项目，没有真正发掘社区居民的迫切需求，结果是政府投入不少，活动也没少开展，但社区居民没有感受到社区治理的益处。
（4）“三社联动”的资金来源单一和不稳定。目前社区治理活动还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拨付和设立专项资金来支持，政府一从资金上断奶就活不了。其他渠道的资金很少，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个人的捐款。
五、推进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的改善策略
尽管“三社联动”模式在长春、延吉等城市的社区治理试点实践当中初显成效，有力拉开了吉林省社会治理创新的序幕；然而该模式要想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仍然需要一定的应对措施来化解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1）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三社”的培育和发展。政府的体制创新涉及让渡社会管理与服务空间于社会组织、减少居委会行政事务以及向社区中“渗透”“嵌入”专业社工人才等方面。很显然，政府作为外在推力，在体制创新下的“三社联动”系统中，其出台的政策措施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核心动力。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与承接服务能力也应得到增强。
（2）依托社区推进以“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的“三社联动”。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广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经验，建立“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由政府负责建立，由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进驻到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中，通过政府打包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社区，为辖区居民提供普惠式与重点式并存的服务。“中心”能够主动且深入挖掘社区需求与问题，并予以针对性、专业化的服务；“中心”这一平台能够有效地将“政府主导，需求导向，社会运作，专业服务”融合在一起。“中心”的普及将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专业社工队伍的壮大，也会为专业的社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3）创建特色社区。“三社联动”的推广要以每个社区的实际基础为前提，现实中每个社区的基础都是不一样的，有经济条件差需要政府扶持的老旧散小区，还有基础设施好的封闭式高档小区，还有国有企业集体宿舍区等，基础不一样的社区三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未来社区发展模式应该是走特色社区之路，即一个社区一个样，各具特色。
（4）社会组织和社工所开展的项目必须是社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加强对社会组织运作项目的监督，保证其项目的立项是围绕本社区居民最迫切需求解决的问题开展，并使项目有效顺利完成。
总的来说，当前的社区治理力量还太弱，无法承接由过去单位制和街居制转交过来的社会整合的功能。社区自治还仅仅停留在价值追求上，现实中社区仍是政府的行政末梢，承担着政府下派的诸多行政职能。从吉林和各地的典型经验来看，一个社区治理的好坏关键还取决于社区主任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担当。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三社联动”的推进丰富了社区的治理功能，增强了社区的服务能力，扩大了社区的服务范围。但三社真正要联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吉林省“三社联动”的推进状况来看，三社在社区中已经启动，有些社区动作很大，但三社还没有有效地联动起来，大多时候还各行其是，或围绕着政府設立的项目在动。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4]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曾丹（1982—），女，汉族，海南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