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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中小企业局2012年11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全市民营登记注册户数已达51万户，比2011年末增长5. 7%；登记注册资金达2417. 37亿元，比2011年末增长33. 4%。2012年1～9月，民营经济增加值1585. 48亿元，同比增长1. 7%；1～10月，民营缴税总额485. 05亿元，同比增长13. 2%。
从东莞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东莞的中小微企业在面临全球经济趋紧的情况下还有了不小的发展。而民间似乎并没感受到这缕“回暖”的春风。
“在我们会计师领域，从2010年至今，已经有10000多名会计从业人员离开东莞。”在东莞从事会计工作20多年的注册会计师郭建路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会计外迁说明不了什么具体问题，但你可以联想一下，外迁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市场不好做了。保守计算，按一个会计负责一家公司业务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同样规模的企业不再需要会计了。”
东莞纵横企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水彬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每年的企业注销数量按政府规定要控制在10%以内，但说实话，2012年至少在20%”。
陈水彬的公司承担着近300家企业的财税工作，其中不乏资产过亿的大企业，而大多数都是只有几百万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里，真正盈利的只有30%～40%，但如果要求盈利面达到90%以上，就会有很多企业做假账了”。
“我的工廠本不至于关门的”
“以往我没理的事情我都能想办法‘搞定’，这次自认为占了一次理，想着按正常途径来解决就行，结果反倒把厂给搞没了。”在东莞开鞋厂有十几年之久的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8月份，在扛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又增加投资，在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开办了新厂。
就在新厂投入生产没多久，付哲学一心打理新厂事务的时候，老厂的副经理张义清却出其不意地伪造了合同文件和公司公章，骗走了客户给的近30万元结货款。不仅如此，张义清还带走了老厂近700万元货物的订单凭据，并私下里向供应商发信息说，“鞋厂即将倒闭”。
“说实话，30多万对我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是当时正好新厂刚刚开始生产，本来现金就紧缺，而张义清卷走的又是给工人发工资的现金，所以出事后工人开始情绪不稳；供应商在收到张义清发出的消息后也一窝蜂地前来追讨欠款，加剧了现金流的紧张；再加上工厂仓库里已经打包准备出货的近700万元的成品，因订单凭据被带走而积压下来最终无法兑现。
最终，在多重冲击之下，付哲学苦心经营多年的鞋厂被迫倒闭。
“其实现在来看，我的工厂本不至于关门的。”事发一年多后，付哲学如此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已经报案了，而且我也知道嫌疑人在哪里，只要能够抓住嫌疑人追回货款，拿到700万元成品的订单凭据，就可正常出货，我的工厂就可以继续开下去。”他还说，即便是这些损失都追不回了，只要工厂不停产，正常运作，工厂还是能够克服短期的困难，继续走下去的。
艰难的“立案”
据付哲学介绍，在发现张义清卷款出走之后，他马上向公安机关报警。
“案发后，我第一时间来到工厂所在地派出所以‘职务侵占罪’报案，但是他们（公安）在了解情况后不予立案。”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他的工厂曾经发生过名称变更，但没有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所以在报案后，公安机关认为“没有企业实体，职务侵占不能成立”，不能立案。
“后来我就找，一直找到分局、市局、经侦大队，最后在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于2011年6月以‘诈骗罪’立案。”付哲学说，“这一拖就是10个月，嫌疑人早跑了”。
在这个过程中，付哲学有幸结识了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徐逸。
“这个副所长告诉我，之所以不给我立案，是因为我的工厂之前报案的次数太多了。”据付哲学介绍，在此之前他有过4次报案记录。而正是这4次报案经历，让警方觉得付哲学是一个有事没事喜欢“浪费”警力的人。
据付哲学介绍，在工厂倒闭后将近一年之后的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在湖北某地看到了卷款出走的副经理，“他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我，我也确认了这个人，还让那边的朋友帮忙跟着。”他告诉本刊记者，“确认之后我就马上给负责案子的派出所民警张警官打电话，结果这位警官在得知嫌疑人远在湖北之后说，‘不在管辖范围，管不了’，就挂了电话。”
付哲学开始通过自己的关系运作，希望湖北警方能够出警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但经过多次沟通后他被告知，由于东莞警方没有将此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当地警方不能出警。
“立了案，却不把嫌疑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这是什么事嘛。”付哲学多次前往东莞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交涉，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付哲学的说法，桑园派出所副所长徐逸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及时立案是有原因的，“他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没有主体，所以不存在职务侵占一说”。
而对于最终以“诈骗罪”立案，徐副所长说，“这个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认为不足以立案，但是检察院认为可以了，给我们下了立案通知书，我们没办法才立的案”。他说，“其实在检察院内部，究竟立不立案都还存在争议”。
对此说法，向桑园派出所下达立案通知书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检察院一位参与了该案讨论的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内部存在争论很正常，在讨论中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定是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才下通知书的”。
而对于为何立案之后没有及时对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一事，徐副所长说，“因为我们认为立案都是勉强的，所以不能轻易进行网上追逃，一旦我们以‘诈骗罪’追逃并抓回来了，最后检察院不以这个罪名公诉；或者即便是公诉了，法院没有以这个罪名判决，那我们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最后还有可能涉及经济问题，要国家赔偿呢。” 对此，上述检察院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下达立案通知是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符合立案条件，而公安机关是否批捕抓人还要考虑是否达到相应条件”。不过他说，对于究竟是否符合抓捕条件，要由公安机关确定。同时他也告诉本刊记者，在该案中，不排除有公安机关懈怠、拖延办案的情况存在。
釜底抽薪
对付哲学来说，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是房东的做法。
据付哲学介绍，案发后，受副经理散播消息的影响，工人开始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供应商也一波又一波前来追债。这种情况下厂房房东以“资产保全、防止企业主跑路”为由，直接把他的工厂进行了查封。
“如果没有房东查封我的工厂，当地政府也能够出面帮我安抚一下员工的情绪，我相信，像我这样外单充足的工厂，完全有能力恢复生产，顺利渡过难关。”
老厂被封后，付哲学想着至少设备等固定资产还在，只要妥善经营新厂，迟早会有翻身的一天。然而，事发一个多月后，他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被查封的老厂查看，结果却发现，厂房内的一些机器设备已经被房东非法转卖了。投诉无门的付哲学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
虽然老厂的案子陷入了僵局，但新厂还是要继续生产的。而让付哲学没想到的是，在老厂案发快到一年的时候，其新厂所在工业园的物业方，以拖欠房租为由将其工厂查封，而在他报警后，警方认定其拖欠房租属实，认可了工业园的行为。
“我这里都有交房租时他们（物业）给我开的收据，到底有没有拖欠可以来核对吗，怎么说封厂就封厂呢。”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封厂也就算了，但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就将我的厂房设备转卖给别人进行生产，这都是什么事嘛。”
“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在东莞餐饮界叱咤风云的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切肤之痛，是另一个案例。
在东莞餐饮界，提起全育祥、全育宏两兄弟，可谓小有名气。
“仅东莞的两家‘湘风楚寨’和一家‘小洞天’，固定资产就有3000多万元，每年都能纳税60多万元”。全育宏告诉本刊记者，除此之外，他哥哥在湖北还有一家“湘风楚寨”，“全部算上的话，其身价至少在5000万元以上”。而全育宏本人，除了经营着一家名为“毛家饭庄”的酒楼之外，还有一个餐饮公司，旗下有近10个连锁门店，“我们的家族产业，差不多每年有100多万元的纳税额”。
说到这些，全育宏难掩内心的成就感，眉毛也跟着动了起来。随着话锋一转，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低沉，接着他便向本刊记者诉说了哥哥全育祥在年初的遭遇。而正是这一事件，使得全育祥的三家酒楼相继关停。
2012年2月份，全育祥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来到黄江的一处地下赌场玩百家乐。“这种东西，输钱是肯定的，我哥哥一共输了130多万元，但当时钱不够，所以就欠了他们（地下赌场）三四万元”，全育宏说，“没想到就是这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由于拖欠赌债，赌场的马仔便三番五次向全育祥追讨。“他们先后几次来酒楼围堵我哥哥”，全育宏介绍说，为了不影响酒楼的正常经营，全育祥一直都采取躲避的方式。
“5月28日，他们在常平镇的‘湘风楚寨’堵到了我，我看他们有五六十人，就想躲一下。”全育祥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酒楼后门跑出去，躲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结果带领马仔前来讨债的赌场女老板段小琴追了出来”。一个要走，一个不放，最终两人发生了推搡，“她穿着高跟鞋，再加上地滑，就摔了一跤，头上起了个包。”全育祥说。
事发当天，双方都报了警，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员工目睹老板在酒楼大厅被警方带走
“6月9日晚上8点多，我正在酒楼大厅跟老婆孩子吃饭，结果派出所来人把我抓走了”。全育祥说，当天晚上到了派出所，他便被戴上手铐，“周启达（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就一直要我交代承认5月28日打了那个女的，还告诉我如果不交代，就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上午，周启达和一个叫曾远峰（音）的民警还是让我交代打人了，我没有承认。”全育祥说，到了下午周启达改变了态度，“他跟我说你就把欠人的钱还了吧，还了钱马上放你，要不就拘留你，曾远峰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句话”。
由于自己确实没有殴打对方，所以全育祥认为公安机关应该不会处罚自己，说要拘留也可能只是吓唬一下而已，所以他拒绝了上述两人的“好言相劝”。
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6月10日、11日要求全育祥补签了两份《传唤通知书》后，东莞警方在2012年6月11日下午对全育祥做出了“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全育祥说，即便到现在，他和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拘留证》和《行政拘留通知书》。
对于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指责，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周启达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表示，“绝对没有此事”。
当本刊记者提出希望能够当面采访了解详细情况时，周启达告诉本刊记者说，自己在开会，而且开完会还有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见记者，之后便挂掉了电话。
随后，本刊记者来到常平镇公安分局。该局办公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知本刊记者值班领导在午休，稍后，另一工作人员则称，值班领导在开会，具体什么时间结束还不清楚。
在本刊记者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自称刚刚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的刘姓工作人员說，“领导开会都一天了，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而且即便是领导有时间也不可能接受采访，你最好先到市局去联系，让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安排”。
事发后，目睹了老板被警方带走的（常平镇“湘风楚寨”）员工开始人心惶惶，“两天后就停工了”。全育祥说，之后没几天这家酒楼就倒闭了。
全育祥在拘留期满出来后，相继关停了在东莞的另外两家酒楼，将几千万的资产全部撤出了东莞。
受此事影响，全育宏也开始关停自己的餐饮连锁店，准备逐步从东莞撤资。
从东莞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东莞的中小微企业在面临全球经济趋紧的情况下还有了不小的发展。而民间似乎并没感受到这缕“回暖”的春风。
“在我们会计师领域，从2010年至今，已经有10000多名会计从业人员离开东莞。”在东莞从事会计工作20多年的注册会计师郭建路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会计外迁说明不了什么具体问题，但你可以联想一下，外迁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市场不好做了。保守计算，按一个会计负责一家公司业务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同样规模的企业不再需要会计了。”
东莞纵横企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水彬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每年的企业注销数量按政府规定要控制在10%以内，但说实话，2012年至少在20%”。
陈水彬的公司承担着近300家企业的财税工作，其中不乏资产过亿的大企业，而大多数都是只有几百万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里，真正盈利的只有30%～40%，但如果要求盈利面达到90%以上，就会有很多企业做假账了”。
“我的工廠本不至于关门的”
“以往我没理的事情我都能想办法‘搞定’，这次自认为占了一次理，想着按正常途径来解决就行，结果反倒把厂给搞没了。”在东莞开鞋厂有十几年之久的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8月份，在扛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又增加投资，在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开办了新厂。
就在新厂投入生产没多久，付哲学一心打理新厂事务的时候，老厂的副经理张义清却出其不意地伪造了合同文件和公司公章，骗走了客户给的近30万元结货款。不仅如此，张义清还带走了老厂近700万元货物的订单凭据，并私下里向供应商发信息说，“鞋厂即将倒闭”。
“说实话，30多万对我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是当时正好新厂刚刚开始生产，本来现金就紧缺，而张义清卷走的又是给工人发工资的现金，所以出事后工人开始情绪不稳；供应商在收到张义清发出的消息后也一窝蜂地前来追讨欠款，加剧了现金流的紧张；再加上工厂仓库里已经打包准备出货的近700万元的成品，因订单凭据被带走而积压下来最终无法兑现。
最终，在多重冲击之下，付哲学苦心经营多年的鞋厂被迫倒闭。
“其实现在来看，我的工厂本不至于关门的。”事发一年多后，付哲学如此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已经报案了，而且我也知道嫌疑人在哪里，只要能够抓住嫌疑人追回货款，拿到700万元成品的订单凭据，就可正常出货，我的工厂就可以继续开下去。”他还说，即便是这些损失都追不回了，只要工厂不停产，正常运作，工厂还是能够克服短期的困难，继续走下去的。
艰难的“立案”
据付哲学介绍，在发现张义清卷款出走之后，他马上向公安机关报警。
“案发后，我第一时间来到工厂所在地派出所以‘职务侵占罪’报案，但是他们（公安）在了解情况后不予立案。”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他的工厂曾经发生过名称变更，但没有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所以在报案后，公安机关认为“没有企业实体，职务侵占不能成立”，不能立案。
“后来我就找，一直找到分局、市局、经侦大队，最后在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于2011年6月以‘诈骗罪’立案。”付哲学说，“这一拖就是10个月，嫌疑人早跑了”。
在这个过程中，付哲学有幸结识了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徐逸。
“这个副所长告诉我，之所以不给我立案，是因为我的工厂之前报案的次数太多了。”据付哲学介绍，在此之前他有过4次报案记录。而正是这4次报案经历，让警方觉得付哲学是一个有事没事喜欢“浪费”警力的人。
据付哲学介绍，在工厂倒闭后将近一年之后的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在湖北某地看到了卷款出走的副经理，“他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我，我也确认了这个人，还让那边的朋友帮忙跟着。”他告诉本刊记者，“确认之后我就马上给负责案子的派出所民警张警官打电话，结果这位警官在得知嫌疑人远在湖北之后说，‘不在管辖范围，管不了’，就挂了电话。”
付哲学开始通过自己的关系运作，希望湖北警方能够出警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但经过多次沟通后他被告知，由于东莞警方没有将此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当地警方不能出警。
“立了案，却不把嫌疑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这是什么事嘛。”付哲学多次前往东莞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交涉，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付哲学的说法，桑园派出所副所长徐逸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及时立案是有原因的，“他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没有主体，所以不存在职务侵占一说”。
而对于最终以“诈骗罪”立案，徐副所长说，“这个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认为不足以立案，但是检察院认为可以了，给我们下了立案通知书，我们没办法才立的案”。他说，“其实在检察院内部，究竟立不立案都还存在争议”。
对此说法，向桑园派出所下达立案通知书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检察院一位参与了该案讨论的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内部存在争论很正常，在讨论中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定是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才下通知书的”。
而对于为何立案之后没有及时对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一事，徐副所长说，“因为我们认为立案都是勉强的，所以不能轻易进行网上追逃，一旦我们以‘诈骗罪’追逃并抓回来了，最后检察院不以这个罪名公诉；或者即便是公诉了，法院没有以这个罪名判决，那我们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最后还有可能涉及经济问题，要国家赔偿呢。” 对此，上述检察院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下达立案通知是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符合立案条件，而公安机关是否批捕抓人还要考虑是否达到相应条件”。不过他说，对于究竟是否符合抓捕条件，要由公安机关确定。同时他也告诉本刊记者，在该案中，不排除有公安机关懈怠、拖延办案的情况存在。
釜底抽薪
对付哲学来说，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是房东的做法。
据付哲学介绍，案发后，受副经理散播消息的影响，工人开始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供应商也一波又一波前来追债。这种情况下厂房房东以“资产保全、防止企业主跑路”为由，直接把他的工厂进行了查封。
“如果没有房东查封我的工厂，当地政府也能够出面帮我安抚一下员工的情绪，我相信，像我这样外单充足的工厂，完全有能力恢复生产，顺利渡过难关。”
老厂被封后，付哲学想着至少设备等固定资产还在，只要妥善经营新厂，迟早会有翻身的一天。然而，事发一个多月后，他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被查封的老厂查看，结果却发现，厂房内的一些机器设备已经被房东非法转卖了。投诉无门的付哲学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
虽然老厂的案子陷入了僵局，但新厂还是要继续生产的。而让付哲学没想到的是，在老厂案发快到一年的时候，其新厂所在工业园的物业方，以拖欠房租为由将其工厂查封，而在他报警后，警方认定其拖欠房租属实，认可了工业园的行为。
“我这里都有交房租时他们（物业）给我开的收据，到底有没有拖欠可以来核对吗，怎么说封厂就封厂呢。”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封厂也就算了，但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就将我的厂房设备转卖给别人进行生产，这都是什么事嘛。”
“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在东莞餐饮界叱咤风云的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切肤之痛，是另一个案例。
在东莞餐饮界，提起全育祥、全育宏两兄弟，可谓小有名气。
“仅东莞的两家‘湘风楚寨’和一家‘小洞天’，固定资产就有3000多万元，每年都能纳税60多万元”。全育宏告诉本刊记者，除此之外，他哥哥在湖北还有一家“湘风楚寨”，“全部算上的话，其身价至少在5000万元以上”。而全育宏本人，除了经营着一家名为“毛家饭庄”的酒楼之外，还有一个餐饮公司，旗下有近10个连锁门店，“我们的家族产业，差不多每年有100多万元的纳税额”。
说到这些，全育宏难掩内心的成就感，眉毛也跟着动了起来。随着话锋一转，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低沉，接着他便向本刊记者诉说了哥哥全育祥在年初的遭遇。而正是这一事件，使得全育祥的三家酒楼相继关停。
2012年2月份，全育祥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来到黄江的一处地下赌场玩百家乐。“这种东西，输钱是肯定的，我哥哥一共输了130多万元，但当时钱不够，所以就欠了他们（地下赌场）三四万元”，全育宏说，“没想到就是这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由于拖欠赌债，赌场的马仔便三番五次向全育祥追讨。“他们先后几次来酒楼围堵我哥哥”，全育宏介绍说，为了不影响酒楼的正常经营，全育祥一直都采取躲避的方式。
“5月28日，他们在常平镇的‘湘风楚寨’堵到了我，我看他们有五六十人，就想躲一下。”全育祥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酒楼后门跑出去，躲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结果带领马仔前来讨债的赌场女老板段小琴追了出来”。一个要走，一个不放，最终两人发生了推搡，“她穿着高跟鞋，再加上地滑，就摔了一跤，头上起了个包。”全育祥说。
事发当天，双方都报了警，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员工目睹老板在酒楼大厅被警方带走
“6月9日晚上8点多，我正在酒楼大厅跟老婆孩子吃饭，结果派出所来人把我抓走了”。全育祥说，当天晚上到了派出所，他便被戴上手铐，“周启达（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就一直要我交代承认5月28日打了那个女的，还告诉我如果不交代，就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上午，周启达和一个叫曾远峰（音）的民警还是让我交代打人了，我没有承认。”全育祥说，到了下午周启达改变了态度，“他跟我说你就把欠人的钱还了吧，还了钱马上放你，要不就拘留你，曾远峰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句话”。
由于自己确实没有殴打对方，所以全育祥认为公安机关应该不会处罚自己，说要拘留也可能只是吓唬一下而已，所以他拒绝了上述两人的“好言相劝”。
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6月10日、11日要求全育祥补签了两份《传唤通知书》后，东莞警方在2012年6月11日下午对全育祥做出了“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全育祥说，即便到现在，他和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拘留证》和《行政拘留通知书》。
对于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指责，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周启达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表示，“绝对没有此事”。
当本刊记者提出希望能够当面采访了解详细情况时，周启达告诉本刊记者说，自己在开会，而且开完会还有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见记者，之后便挂掉了电话。
随后，本刊记者来到常平镇公安分局。该局办公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知本刊记者值班领导在午休，稍后，另一工作人员则称，值班领导在开会，具体什么时间结束还不清楚。
在本刊记者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自称刚刚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的刘姓工作人员說，“领导开会都一天了，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而且即便是领导有时间也不可能接受采访，你最好先到市局去联系，让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安排”。
事发后，目睹了老板被警方带走的（常平镇“湘风楚寨”）员工开始人心惶惶，“两天后就停工了”。全育祥说，之后没几天这家酒楼就倒闭了。
全育祥在拘留期满出来后，相继关停了在东莞的另外两家酒楼，将几千万的资产全部撤出了东莞。
受此事影响，全育宏也开始关停自己的餐饮连锁店，准备逐步从东莞撤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