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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伊始，一场由骚乱导致的突尼斯政局剧变震惊了阿拉伯世界，其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地区强国埃及，刮起了一场引起地区和世界广泛关注的政治风暴。值得注意的是，突、埃两国原来都是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时间风云突起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入思考。
动荡的根源何在?
突尼斯与埃及的政局变动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必然性。两个国家分别处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长期威权统治之下，其他政治力量受到压制。根据目前的埃及宪法，总统任期6年，可连选连任。自从1981年10月当选起，穆巴拉克已连任四次，统治埃及已30年。不但如此，穆巴拉克还积极培养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其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担任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副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主席，事实上成为穆巴拉克的接班人。这种政治上的倒退措施不能不引起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而长期威权统治下的选举不透明、政治腐败也广受人民诟病，突尼斯骚乱不过是把埃及人民不满点燃的一颗火星而已。
导致埃及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分配严重不公。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努力发展经济，在保障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不错的效果。自2005年以来，埃及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07～2008财年经济增长达7.2％，2008～2009财年、2009～2010财年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但经济增长率仍然分别达到4.7％和5.3％。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埃及并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受益有限。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20％，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占社会财富总量的55％，占埃及人口27％的人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政府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未使普通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反使个人平均生活水平每年下降约1.2％。与高经济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及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约在17％左右)，而在这些失业的人口中，青年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成为反对政府的生力军。归根到底，导致埃及动荡的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政治腐败、分配不公其实还是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对政权长期垄断的必然结果，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执政者必然会尽一切可能为自己及其阶层集团谋取利益，爆发社会矛盾是迟早的事。另外，穆巴拉克长期恋权不放也使他成为社会性矛盾的集中出口，如果他能急流勇退，而不是一口气连当五任总统，或许不会导致今日骚乱的局面。
当然，埃及动荡之所以成形，还在于宗教力量的参与。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是一个世俗政权，但埃及又是一个广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宗教力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力量与世俗政权之间本来是一种相互利用又制衡的关系。埃及作为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世俗政权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强化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而宗教力量则希望借助世俗政权推行泛伊斯兰化。但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双方间又经常产生矛盾。例如，在巴以问题上，埃及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长期不睦。宗教力量坚持反对以色列，甚至不惜为此采取极端立场。在1979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率先与以色列媾和，时任总统萨达特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行凶者就是此次示威中的中坚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极端分子。由于这些因素，埃及世欲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即合作又冲突，时好时坏。穆巴拉克上台后，曾一改萨达特晚期的镇压政策，试图通过分化、瓦解的措施，拉拢穆斯林兄弟会。但由于立场差异，双方冲突仍然难以避免。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民众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在此次示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穆巴拉克和穆斯林兄弟会外，当前埃及政坛还存在其他的政治势力。一股是作为新任副总统的苏莱曼，他作为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又是穆巴拉克提名的副总统，被人们认为是穆的亲信。但作为动荡中产生的副总统，其利益与立场已与穆巴拉克产生许多差异。在穆巴拉克已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苏莱曼既代表政府出面与反对派对话，又与国际社会频频接触，俨然已是埃及的新任领导人。另外，曾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埃及前外交官巴拉迪也在爆发大游行的当天回国，呼吁通过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迫使穆巴拉克下台。这些政治力量利益与立场各有不同，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替代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示威无限期持续下去。巴拉迪长期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与西方关系良好。他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共同点是都反对穆巴拉克与苏莱曼，但又与其激进立场保持距离。这几股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加深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大家保持彼此平衡的位置，使骚乱很难走向迅速解决。
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外部因素也是理解此次埃及动荡的重要切入点，而其中又数美国的作用最为重要。中东是美国的战略要地，而埃及则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支柱。作为率先与以色列媾和的国家，埃及被美国视为抵制伊斯兰世界极端力量的重要伙伴。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援接受国。穆巴拉克是中东和谈的重要参与者与协调者，他不但在阿以之间起着重要的调停作用，还为历次中东和会的召开作出了巨大努力。对这种作用，美国一直是十分欣赏的，因此视穆巴拉克为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
正由于此，美国对埃及动荡表现出十分微妙的立场。一方面，作为在第三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的一贯支持者，美国“天然地”站在示威者一方，对反对派的民主诉求抱着一种同情态度。从长远来看，一个民主的埃及也一直是美国所要求的。事实上，自从上届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开始，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一直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在美国看来，只有民主的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整个中东世界的民主化有利于保持中东稳定、消除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础。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埃及政权的“有序过渡必须是有意义的、和平的，并且必须从现在开始”。2月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通电话时，也要求埃及“迅速、立即、现在”就实施有序过渡。
但是，美国也意识到，埃及政局的持续动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一个动荡、虚弱的埃及将无法担当美国战略伙伴的重任，不利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实现。还有一个影响美国态度的因素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上台，因为这可能助长中东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穆斯林兄弟会不但反对以色列，还在政治和文化上反对西方。其宗旨在于复兴伊斯兰，倡导伊斯兰的传统文化， 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侵入，认为西方文化侵蚀着埃及人的灵魂，提倡通过伊斯兰道德来重建社会。在美国人看来，穆巴拉克政权虽然专制腐败，但在美国的利益算盘上，仍然要比一个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埃及政权好得多。在埃及政局变动过程中，美国多次表示不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对其反美言论高度警惕，称这对“地区和平和稳定不利”。
由于以上因素，美国态度在埃及政局变动过程中体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特征，一方面表示支持埃及人民自己决定未来，希望实现“立即改变”，另一方面又表示不赞成穆巴拉克立即下台，支持一个在苏莱曼管理下的“有秩序的过渡”。但美国的真实意图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反对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而支持对西方态度良好的苏莱曼。苏莱曼刚被任命为副总统，政治根基尚不深厚，延长过渡期有利于实现政权从穆巴拉克向苏莱曼的稳定过渡。根据埃及宪法，穆巴拉克如若辞职，应该在60天内举行选举。而颇有意思的是，一向赞成选举的美国在此时却表现犹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鉴于埃及此前在选举方面不太自由和公平，坦白说，距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归根到底，美国的利益比埃及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前者才是决定美国态度的关键。
埃及迎来后穆巴拉克时代
目前埃及动荡仍在持续，何时结束尚难预料。埃及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国家，动荡期间不但经济社会停摆，还由于游客的止步不前蒙受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在政府已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派坚持示威，可能会在争取民心方面走向反面。
至于未来，不管苏莱曼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出任新的埃及总统，埃及都已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转型期。一个肯定的事实是，穆巴拉克已不会再次竞选总统，这不仅是因为他已作出这样的承诺，反对派和西方也不会允许他继续恋栈。而穆巴拉克原来打算将政权交给其子的计划亦已泡汤。在反对派的示威冲击下，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2月5日宣布集体辞职，其中包括总书记谢里夫和政策委员会书记、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副总统苏莱曼也代表政府公开表示，贾迈勒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埃及开始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这也意味着威权政治在埃及的结束。宪法的修改已成必然，无论其继任者是谁，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连选连任、任期不受限制的总统。而经历此次政局变动，作为本土宗教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影响都会相应增强，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
对埃及的未来来说，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局面。可喜之处是可借此推动宪制改革，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但可忧之处则在于，宗教势力的加强和西方话语权的扩大，特别是彼此之间斗争加剧。这一因素如果不能被纳入一个规范、法制的轨道的话，很可能导致政局陷入一种长期动荡的不稳定的局面。在告别强人领导下的威权政治后，埃及社会将迎来一个不确定的转型时期。
[责任编辑]林京
动荡的根源何在?
突尼斯与埃及的政局变动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必然性。两个国家分别处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长期威权统治之下，其他政治力量受到压制。根据目前的埃及宪法，总统任期6年，可连选连任。自从1981年10月当选起，穆巴拉克已连任四次，统治埃及已30年。不但如此，穆巴拉克还积极培养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其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担任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副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主席，事实上成为穆巴拉克的接班人。这种政治上的倒退措施不能不引起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而长期威权统治下的选举不透明、政治腐败也广受人民诟病，突尼斯骚乱不过是把埃及人民不满点燃的一颗火星而已。
导致埃及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分配严重不公。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努力发展经济，在保障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不错的效果。自2005年以来，埃及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07～2008财年经济增长达7.2％，2008～2009财年、2009～2010财年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但经济增长率仍然分别达到4.7％和5.3％。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埃及并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受益有限。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20％，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占社会财富总量的55％，占埃及人口27％的人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政府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未使普通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反使个人平均生活水平每年下降约1.2％。与高经济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及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约在17％左右)，而在这些失业的人口中，青年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成为反对政府的生力军。归根到底，导致埃及动荡的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政治腐败、分配不公其实还是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对政权长期垄断的必然结果，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执政者必然会尽一切可能为自己及其阶层集团谋取利益，爆发社会矛盾是迟早的事。另外，穆巴拉克长期恋权不放也使他成为社会性矛盾的集中出口，如果他能急流勇退，而不是一口气连当五任总统，或许不会导致今日骚乱的局面。
当然，埃及动荡之所以成形，还在于宗教力量的参与。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是一个世俗政权，但埃及又是一个广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宗教力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力量与世俗政权之间本来是一种相互利用又制衡的关系。埃及作为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世俗政权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强化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而宗教力量则希望借助世俗政权推行泛伊斯兰化。但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双方间又经常产生矛盾。例如，在巴以问题上，埃及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长期不睦。宗教力量坚持反对以色列，甚至不惜为此采取极端立场。在1979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率先与以色列媾和，时任总统萨达特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行凶者就是此次示威中的中坚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极端分子。由于这些因素，埃及世欲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即合作又冲突，时好时坏。穆巴拉克上台后，曾一改萨达特晚期的镇压政策，试图通过分化、瓦解的措施，拉拢穆斯林兄弟会。但由于立场差异，双方冲突仍然难以避免。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民众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在此次示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穆巴拉克和穆斯林兄弟会外，当前埃及政坛还存在其他的政治势力。一股是作为新任副总统的苏莱曼，他作为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又是穆巴拉克提名的副总统，被人们认为是穆的亲信。但作为动荡中产生的副总统，其利益与立场已与穆巴拉克产生许多差异。在穆巴拉克已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苏莱曼既代表政府出面与反对派对话，又与国际社会频频接触，俨然已是埃及的新任领导人。另外，曾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埃及前外交官巴拉迪也在爆发大游行的当天回国，呼吁通过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迫使穆巴拉克下台。这些政治力量利益与立场各有不同，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替代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示威无限期持续下去。巴拉迪长期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与西方关系良好。他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共同点是都反对穆巴拉克与苏莱曼，但又与其激进立场保持距离。这几股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加深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大家保持彼此平衡的位置，使骚乱很难走向迅速解决。
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外部因素也是理解此次埃及动荡的重要切入点，而其中又数美国的作用最为重要。中东是美国的战略要地，而埃及则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支柱。作为率先与以色列媾和的国家，埃及被美国视为抵制伊斯兰世界极端力量的重要伙伴。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援接受国。穆巴拉克是中东和谈的重要参与者与协调者，他不但在阿以之间起着重要的调停作用，还为历次中东和会的召开作出了巨大努力。对这种作用，美国一直是十分欣赏的，因此视穆巴拉克为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
正由于此，美国对埃及动荡表现出十分微妙的立场。一方面，作为在第三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的一贯支持者，美国“天然地”站在示威者一方，对反对派的民主诉求抱着一种同情态度。从长远来看，一个民主的埃及也一直是美国所要求的。事实上，自从上届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开始，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一直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在美国看来，只有民主的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整个中东世界的民主化有利于保持中东稳定、消除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础。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埃及政权的“有序过渡必须是有意义的、和平的，并且必须从现在开始”。2月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通电话时，也要求埃及“迅速、立即、现在”就实施有序过渡。
但是，美国也意识到，埃及政局的持续动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一个动荡、虚弱的埃及将无法担当美国战略伙伴的重任，不利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实现。还有一个影响美国态度的因素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上台，因为这可能助长中东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穆斯林兄弟会不但反对以色列，还在政治和文化上反对西方。其宗旨在于复兴伊斯兰，倡导伊斯兰的传统文化， 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侵入，认为西方文化侵蚀着埃及人的灵魂，提倡通过伊斯兰道德来重建社会。在美国人看来，穆巴拉克政权虽然专制腐败，但在美国的利益算盘上，仍然要比一个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埃及政权好得多。在埃及政局变动过程中，美国多次表示不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对其反美言论高度警惕，称这对“地区和平和稳定不利”。
由于以上因素，美国态度在埃及政局变动过程中体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特征，一方面表示支持埃及人民自己决定未来，希望实现“立即改变”，另一方面又表示不赞成穆巴拉克立即下台，支持一个在苏莱曼管理下的“有秩序的过渡”。但美国的真实意图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反对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而支持对西方态度良好的苏莱曼。苏莱曼刚被任命为副总统，政治根基尚不深厚，延长过渡期有利于实现政权从穆巴拉克向苏莱曼的稳定过渡。根据埃及宪法，穆巴拉克如若辞职，应该在60天内举行选举。而颇有意思的是，一向赞成选举的美国在此时却表现犹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鉴于埃及此前在选举方面不太自由和公平，坦白说，距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归根到底，美国的利益比埃及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前者才是决定美国态度的关键。
埃及迎来后穆巴拉克时代
目前埃及动荡仍在持续，何时结束尚难预料。埃及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国家，动荡期间不但经济社会停摆，还由于游客的止步不前蒙受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在政府已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派坚持示威，可能会在争取民心方面走向反面。
至于未来，不管苏莱曼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出任新的埃及总统，埃及都已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转型期。一个肯定的事实是，穆巴拉克已不会再次竞选总统，这不仅是因为他已作出这样的承诺，反对派和西方也不会允许他继续恋栈。而穆巴拉克原来打算将政权交给其子的计划亦已泡汤。在反对派的示威冲击下，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2月5日宣布集体辞职，其中包括总书记谢里夫和政策委员会书记、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副总统苏莱曼也代表政府公开表示，贾迈勒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埃及开始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这也意味着威权政治在埃及的结束。宪法的修改已成必然，无论其继任者是谁，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连选连任、任期不受限制的总统。而经历此次政局变动，作为本土宗教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影响都会相应增强，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
对埃及的未来来说，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局面。可喜之处是可借此推动宪制改革，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但可忧之处则在于，宗教势力的加强和西方话语权的扩大，特别是彼此之间斗争加剧。这一因素如果不能被纳入一个规范、法制的轨道的话，很可能导致政局陷入一种长期动荡的不稳定的局面。在告别强人领导下的威权政治后，埃及社会将迎来一个不确定的转型时期。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