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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想用“父親”两个字来作本文的题目，但又一想，这是大家都会想到的字眼。无疑它只是一个称谓，能这么称谓的是天下的每一位子女；能被这么被称谓的是天下的每一个父亲！
我感觉自己与父亲有越来越多的生理上相像的白发，我发现我们兄弟都有与父亲相像的喙珠，而这一表征竟然连他的重孙也有，让你不得不惊讶血缘与遗传有多么的根深蒂固。这有点像海岬人的脚拇指，也有点像中原人走路时的双背手，这其中又有多少历史的镌刻、基因的密码，我们不得而知。这是表征，父亲的走其实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前三分之二以父亲为主体，后三分之一是父亲走向衰落，父权渐渐为众议所代替。对于父亲也许那只是一种不甘，一种无奈；或许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父亲只是及时地适应了他那个年龄段的一个角色转变。
父亲的中青年时代的风华，我们尚小，不知道大人世界的复杂与精彩。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一个封闭的时期，青年似乎还只是少年，中年似乎还只是青年，单纯与无知是他们历经的世界。所以，年轻时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不多，零零碎碎，总合拢不起一个热情、纯粹、谦恭的父亲影像。一九四七年南安师范就读，当他的同学邀他一道北上参加“革命”，他一脸犹豫地要回去征求裹脚母亲的意见，结果同学终没能等到他的到来就走了。这以后几十年，他丧失了“南下干部”的身份和离休的资格，这也许就是“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尊母听父，他不曾后悔。参加土改队，到东溪驻村，他因为“孝”和“谦逊”得到了一位文化修养丰涵的侨眷的关爱，而把女儿硬是许配给他。她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归侨，也是东溪那么大一个乡里的“乡花”，料想，没有我的外婆主使，我那贫穷的父亲是不敢奢望的！母亲在形容生老三、老四、老五时的情景是——像拉大便一样简单，一点也不娇贵和神秘。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经常的不在，不断地下乡；母亲则是洗涮、吆喝，还有骂骂咧咧。就这样，大两岁的哥哥照顾小两岁的弟弟，如此循环往复，哥哥充当姐姐的角色洗着弟弟的尿布。夏扯三尺纱，冬缝一件“尿素裤”，多子多福也就是一片稀里哗啦。我看过父亲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但我从没有在家里看过父亲读书。也许家里没有一个父亲读书的环境，父亲把书带到了单位和乡下。在后来的记忆里，父亲是有一本配着彩色插图的《唐诗三百首》，一部上下册长篇小说《风雷》，还有他自学的医书如《黄帝素问》、《本草纲目》、《赤脚医生实用手册》等。父亲是写过古体诗的，一首七律《蚯蚓》写他少年时代上山砍柴早起的见闻，无奈时间久了，诗再也找不到，内容也渐渐忘记了。没有书房、书柜的父亲，书比我少，但小时候我也只是拥有几个抽屉的小人书。
父亲没能成为诗人和作家，也许那不是他的选择。在他那个时代，选择一门手艺是比选择离意识形态那么近的文学艺术来得安全和可靠得多。不仅他本人免去了牢狱之灾，连我们也安分人家有余庆。“文革”开始，父亲什么派别也不加入，这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来自他的怕惹事。已是农村信用社主任的父亲，由于经常性的下乡吸储，经常接触到基层群众的疾苦，由此便萌发了想悬壶济世的念头。工作是金融，他的学医之路是向乡下的老中医、拥有民间秘方的土医生学习。后来，我看到他的一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地抄录下一整本的《奇验喉科》。我上网一搜，没料那竟是一本明代古籍，买不到书的父亲只能借抄了。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抄习精神，让后来的父亲成为名闻整个县的喉科医师。我称之为“医师”是因为父亲是非正式的、没有处方权的“土医生”。奇怪的是医院医治不了的，经常就十万火急地让到我父亲那求治，父亲经常是深更半夜地被叫醒，他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人。遇到贫穷者则连工本费也不收，还倒贴了一餐饭。他乐呵人家说“老李人真好！”“老李好医术！”几十年乐此不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文革”依旧要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学习班一结束，识时务的父亲一溜回到了老家，老家是清一色的“八二九“派别，也就没人打这回乡老乡的主意了。“文革”对父亲和我们一家来说还算安稳，当然，一个公社信用社主任按理也够不上什么“走资派”，我想，如果要算，父亲最多也只是一个“走私派”——走私学医，救死扶伤。
活在我们印象里的父亲，也是一个人缘好、长得帅的父亲。许是“帅”也是人缘好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父亲的帅绝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歌坛、海报上的那种“帅”，他帅得清澈与认真。现在的帅似乎离“认真”很远，有一种娇奢和造作！帅的父亲肯定有许多追逐的女性，在父亲逝世整理他的照片的时候，是有许多现在看来还十分亲切和悦目的照片。母亲能说出她是谁与谁，有比母亲漂亮的，也有比母亲有文化的，肯定也有比母亲有钱有地位的，这毋庸置疑。她们一致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即知名不署，一律自称“影中人”。也许是时间的关系，谈起这些，年老的母亲脸上一点妒忌之意都没有，她没有任何的掩饰与丝毫的怨情。尽管母亲从不曾提起什么，但我凭直觉能想象年轻父亲的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不胜酒力。我想：爱要是出自善的一种外延，爱人与被爱都不要承担太多的责难！在父亲零落的骨灰从火葬场的高温柩棺里拉出时，父与子间的悲欢离合在那一刻也都成了灰烬……
记得单位宣布父亲退休那天，我恰回到了老家。知悉后我去单位接他，宣读仪式在父亲上班的湖头镇农业银行的二楼举行。县支行的一位副行长和工会主席参会，连同几位父亲的同事不上七人，我则作为家属，凝听了他们对父亲的种种肯定和一纸无情的退休文告。文件念完之后，父亲也作了简单发言，意思是谢谢组织的关怀，他个人没做什么，也没什么特殊要求，是该告老颐养天年了。其实，父亲看起来并不显老，只是到了宣布他退休的这一刻，我才明显地感觉父亲突然间老了许多，是生理的更是精神上的。似乎有种雨打芭蕉的感觉，又有霜冻叶蔫的感受。那时刻，我整整小父亲24岁。我义正词严地说了父亲工作四十五年，可三十多年来还依旧是五十四块五工资，对此他没有怨言，他任劳任怨。同时，我也意气风发地说了些无所谓的话，总之，那一刻我倒过来像是父亲的家长，正要领着他回到自己的家。其实，知道要来宣布前，父亲早早地就把大件的东西带回了家，桌面上只剩一个茶杯，床上只剩一张可以让他坐在床边开会的草席，他走得不舍又走得坦然。之后的二十多年，每每我回去都可以在早晚两段时间，看到镇街上的那些老年男女在我们家门口，跟着我父母在练气功。虽然一个个歪歪斜斜，但心是虔诚的。我则好奇年轻时代挑剔结交朋友的父母，老了竟对一切生命都能接纳！真应了那句“人即老之，其言也善”。时下的我则有所不同，我可是人越老，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我依旧挑剔，依旧不愿到那个所谓的老年组织里去；我不知道我要到了父亲那样一个年龄，会不会也跳不出害怕寂寞的怪圈？ 入殓前的守灵，是一幕最后的辞别。来了那么多的人——平时不常来的也来了，平时情感上有嫌隙的也来了。都说怨生不怨死，都来和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农村乡镇许许多多仪式，我们跪了又拜。如果说跪是孝的话，那焚香絮语又怎不道出自己内心对父亲生前多少的不是——不听父亲恳切的劝告，不孝与是非，忤逆与冲撞，给年老父母多余的担忧与烦恼。我们也将为人父人母，或者已是人父人母，当我们偕爱人于父亲肖像前，携子女于父亲肖像前，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就这样密不可分地衔接了起来。父亲留给我们的缺憾，是我们父子之间总缺乏一般家庭应有的交流，也许是文化的原因，我们一点也不能像高知家庭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父亲工作上的压力，也不知道父亲情感上的忧伤。父亲也不清楚子女的某种尴尬的处境，也不清楚某个成长期心理的转变与心灵的期许。我们是怎么长大的，父亲不一定知晓，或者明显地感觉。当我小的时候在外被三轮摩托辗得脚踝脱臼，瘸脚回家后却遭遇父亲的一顿严打；当我告诉父亲有位女兵想认我当哥哥，他却在我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家寄桂圆干，让我的战友起哄于我。我写信愤怒地谴责了父亲，我知道他的冤。爱成了他的错，他不清楚可能由于他的错爱让他的儿子背上政治上的包袱。這一切都因为我们生活在那个极“左”的时代，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平时缺乏心底的沟通与交流，我们所有的交流只停留在一般的书信往来上。父亲您辞世前告诉说又给我写了三封信，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呀！我想，是不是因为您后来得了脑萎缩，健忘了我在泉州的地址？还是您根本就没写什么信！您只是牵挂，年老的你只是有话想对您的儿子说。说我的不是还是他人的鲁莽？说您的担忧还是您有什么遗嘱？最后您一句话也没说，在医院里插管艰难地呼气了两天您就走了。一走竟成遗憾，一走竟成长忆！记得在我成年之后，只在1991年我借钱准备上北京求学的时候，您给了我三百块钱资助，这竟也让我哭得稀里哗啦。因为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刻，不仅在经济上，也是事业上。那一幕我至今犹在眼前，因为成年之后，我总不想再给您和母亲有任何的负担。
把父亲的骨灰盒先安置在火葬场三楼的骨灰室里，那是临门的97号柜子，一个小小的仅可供装一个骨灰盒的格子。那骨灰盒室多像齐整的档案馆，林林总总的诸多骨灰盒，装着的是一个个作古之人的骨骼灰烬档案。97——一个香港回归日子的号码，让我不能忘怀。但父亲您是不可能回归了，您只是回归到大地、回归到无知无觉、回归到我们的怀念里！每每回故乡，我都必须从父亲您居住的寂静的山前经过，但我不能去看您呀，不能像以前回家看您鹤发童颜一般枯坐在阳光中。我面朝大山只能轻轻地祷告，我需得等清明还是什么祭祀日子，才能抱出红绸带包住的您的骨灰盒。除此，我只能望着那山，望着那高耸入云的火葬场的烟囱，我看到逸出的轻烟正融入了湛蓝天空。啊，哪一朵白云里有您？这情景恰似父亲您灵堂的对联所写：孝子不知红日落，思亲常念白云飞。
呵，我活着的与死去的父亲！我追溯您，纪念您，谁又将追溯和纪念即将老去的我们。我的哪一部分将活着您的影子，我的哪一部分也将不知不觉地死去。写至此，我突然接到一条微信：“这世上属于你的只有几样东西：造过的孽、受过的罪、流过的泪、花出的钱、得过的病、受过的伤、失去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如贪婪、嗔恨、愚痴等一系列的烦恼……”丢掉这些“属于”你的东西，会发现还有一颗空灵智慧具有佛性的心。
责任编辑：蒋建伟
我感觉自己与父亲有越来越多的生理上相像的白发，我发现我们兄弟都有与父亲相像的喙珠，而这一表征竟然连他的重孙也有，让你不得不惊讶血缘与遗传有多么的根深蒂固。这有点像海岬人的脚拇指，也有点像中原人走路时的双背手，这其中又有多少历史的镌刻、基因的密码，我们不得而知。这是表征，父亲的走其实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前三分之二以父亲为主体，后三分之一是父亲走向衰落，父权渐渐为众议所代替。对于父亲也许那只是一种不甘，一种无奈；或许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父亲只是及时地适应了他那个年龄段的一个角色转变。
父亲的中青年时代的风华，我们尚小，不知道大人世界的复杂与精彩。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一个封闭的时期，青年似乎还只是少年，中年似乎还只是青年，单纯与无知是他们历经的世界。所以，年轻时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不多，零零碎碎，总合拢不起一个热情、纯粹、谦恭的父亲影像。一九四七年南安师范就读，当他的同学邀他一道北上参加“革命”，他一脸犹豫地要回去征求裹脚母亲的意见，结果同学终没能等到他的到来就走了。这以后几十年，他丧失了“南下干部”的身份和离休的资格，这也许就是“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尊母听父，他不曾后悔。参加土改队，到东溪驻村，他因为“孝”和“谦逊”得到了一位文化修养丰涵的侨眷的关爱，而把女儿硬是许配给他。她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归侨，也是东溪那么大一个乡里的“乡花”，料想，没有我的外婆主使，我那贫穷的父亲是不敢奢望的！母亲在形容生老三、老四、老五时的情景是——像拉大便一样简单，一点也不娇贵和神秘。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经常的不在，不断地下乡；母亲则是洗涮、吆喝，还有骂骂咧咧。就这样，大两岁的哥哥照顾小两岁的弟弟，如此循环往复，哥哥充当姐姐的角色洗着弟弟的尿布。夏扯三尺纱，冬缝一件“尿素裤”，多子多福也就是一片稀里哗啦。我看过父亲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但我从没有在家里看过父亲读书。也许家里没有一个父亲读书的环境，父亲把书带到了单位和乡下。在后来的记忆里，父亲是有一本配着彩色插图的《唐诗三百首》，一部上下册长篇小说《风雷》，还有他自学的医书如《黄帝素问》、《本草纲目》、《赤脚医生实用手册》等。父亲是写过古体诗的，一首七律《蚯蚓》写他少年时代上山砍柴早起的见闻，无奈时间久了，诗再也找不到，内容也渐渐忘记了。没有书房、书柜的父亲，书比我少，但小时候我也只是拥有几个抽屉的小人书。
父亲没能成为诗人和作家，也许那不是他的选择。在他那个时代，选择一门手艺是比选择离意识形态那么近的文学艺术来得安全和可靠得多。不仅他本人免去了牢狱之灾，连我们也安分人家有余庆。“文革”开始，父亲什么派别也不加入，这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来自他的怕惹事。已是农村信用社主任的父亲，由于经常性的下乡吸储，经常接触到基层群众的疾苦，由此便萌发了想悬壶济世的念头。工作是金融，他的学医之路是向乡下的老中医、拥有民间秘方的土医生学习。后来，我看到他的一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地抄录下一整本的《奇验喉科》。我上网一搜，没料那竟是一本明代古籍，买不到书的父亲只能借抄了。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抄习精神，让后来的父亲成为名闻整个县的喉科医师。我称之为“医师”是因为父亲是非正式的、没有处方权的“土医生”。奇怪的是医院医治不了的，经常就十万火急地让到我父亲那求治，父亲经常是深更半夜地被叫醒，他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人。遇到贫穷者则连工本费也不收，还倒贴了一餐饭。他乐呵人家说“老李人真好！”“老李好医术！”几十年乐此不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文革”依旧要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学习班一结束，识时务的父亲一溜回到了老家，老家是清一色的“八二九“派别，也就没人打这回乡老乡的主意了。“文革”对父亲和我们一家来说还算安稳，当然，一个公社信用社主任按理也够不上什么“走资派”，我想，如果要算，父亲最多也只是一个“走私派”——走私学医，救死扶伤。
活在我们印象里的父亲，也是一个人缘好、长得帅的父亲。许是“帅”也是人缘好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父亲的帅绝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歌坛、海报上的那种“帅”，他帅得清澈与认真。现在的帅似乎离“认真”很远，有一种娇奢和造作！帅的父亲肯定有许多追逐的女性，在父亲逝世整理他的照片的时候，是有许多现在看来还十分亲切和悦目的照片。母亲能说出她是谁与谁，有比母亲漂亮的，也有比母亲有文化的，肯定也有比母亲有钱有地位的，这毋庸置疑。她们一致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即知名不署，一律自称“影中人”。也许是时间的关系，谈起这些，年老的母亲脸上一点妒忌之意都没有，她没有任何的掩饰与丝毫的怨情。尽管母亲从不曾提起什么，但我凭直觉能想象年轻父亲的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不胜酒力。我想：爱要是出自善的一种外延，爱人与被爱都不要承担太多的责难！在父亲零落的骨灰从火葬场的高温柩棺里拉出时，父与子间的悲欢离合在那一刻也都成了灰烬……
记得单位宣布父亲退休那天，我恰回到了老家。知悉后我去单位接他，宣读仪式在父亲上班的湖头镇农业银行的二楼举行。县支行的一位副行长和工会主席参会，连同几位父亲的同事不上七人，我则作为家属，凝听了他们对父亲的种种肯定和一纸无情的退休文告。文件念完之后，父亲也作了简单发言，意思是谢谢组织的关怀，他个人没做什么，也没什么特殊要求，是该告老颐养天年了。其实，父亲看起来并不显老，只是到了宣布他退休的这一刻，我才明显地感觉父亲突然间老了许多，是生理的更是精神上的。似乎有种雨打芭蕉的感觉，又有霜冻叶蔫的感受。那时刻，我整整小父亲24岁。我义正词严地说了父亲工作四十五年，可三十多年来还依旧是五十四块五工资，对此他没有怨言，他任劳任怨。同时，我也意气风发地说了些无所谓的话，总之，那一刻我倒过来像是父亲的家长，正要领着他回到自己的家。其实，知道要来宣布前，父亲早早地就把大件的东西带回了家，桌面上只剩一个茶杯，床上只剩一张可以让他坐在床边开会的草席，他走得不舍又走得坦然。之后的二十多年，每每我回去都可以在早晚两段时间，看到镇街上的那些老年男女在我们家门口，跟着我父母在练气功。虽然一个个歪歪斜斜，但心是虔诚的。我则好奇年轻时代挑剔结交朋友的父母，老了竟对一切生命都能接纳！真应了那句“人即老之，其言也善”。时下的我则有所不同，我可是人越老，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我依旧挑剔，依旧不愿到那个所谓的老年组织里去；我不知道我要到了父亲那样一个年龄，会不会也跳不出害怕寂寞的怪圈？ 入殓前的守灵，是一幕最后的辞别。来了那么多的人——平时不常来的也来了，平时情感上有嫌隙的也来了。都说怨生不怨死，都来和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农村乡镇许许多多仪式，我们跪了又拜。如果说跪是孝的话，那焚香絮语又怎不道出自己内心对父亲生前多少的不是——不听父亲恳切的劝告，不孝与是非，忤逆与冲撞，给年老父母多余的担忧与烦恼。我们也将为人父人母，或者已是人父人母，当我们偕爱人于父亲肖像前，携子女于父亲肖像前，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就这样密不可分地衔接了起来。父亲留给我们的缺憾，是我们父子之间总缺乏一般家庭应有的交流，也许是文化的原因，我们一点也不能像高知家庭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父亲工作上的压力，也不知道父亲情感上的忧伤。父亲也不清楚子女的某种尴尬的处境，也不清楚某个成长期心理的转变与心灵的期许。我们是怎么长大的，父亲不一定知晓，或者明显地感觉。当我小的时候在外被三轮摩托辗得脚踝脱臼，瘸脚回家后却遭遇父亲的一顿严打；当我告诉父亲有位女兵想认我当哥哥，他却在我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家寄桂圆干，让我的战友起哄于我。我写信愤怒地谴责了父亲，我知道他的冤。爱成了他的错，他不清楚可能由于他的错爱让他的儿子背上政治上的包袱。這一切都因为我们生活在那个极“左”的时代，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平时缺乏心底的沟通与交流，我们所有的交流只停留在一般的书信往来上。父亲您辞世前告诉说又给我写了三封信，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呀！我想，是不是因为您后来得了脑萎缩，健忘了我在泉州的地址？还是您根本就没写什么信！您只是牵挂，年老的你只是有话想对您的儿子说。说我的不是还是他人的鲁莽？说您的担忧还是您有什么遗嘱？最后您一句话也没说，在医院里插管艰难地呼气了两天您就走了。一走竟成遗憾，一走竟成长忆！记得在我成年之后，只在1991年我借钱准备上北京求学的时候，您给了我三百块钱资助，这竟也让我哭得稀里哗啦。因为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刻，不仅在经济上，也是事业上。那一幕我至今犹在眼前，因为成年之后，我总不想再给您和母亲有任何的负担。
把父亲的骨灰盒先安置在火葬场三楼的骨灰室里，那是临门的97号柜子，一个小小的仅可供装一个骨灰盒的格子。那骨灰盒室多像齐整的档案馆，林林总总的诸多骨灰盒，装着的是一个个作古之人的骨骼灰烬档案。97——一个香港回归日子的号码，让我不能忘怀。但父亲您是不可能回归了，您只是回归到大地、回归到无知无觉、回归到我们的怀念里！每每回故乡，我都必须从父亲您居住的寂静的山前经过，但我不能去看您呀，不能像以前回家看您鹤发童颜一般枯坐在阳光中。我面朝大山只能轻轻地祷告，我需得等清明还是什么祭祀日子，才能抱出红绸带包住的您的骨灰盒。除此，我只能望着那山，望着那高耸入云的火葬场的烟囱，我看到逸出的轻烟正融入了湛蓝天空。啊，哪一朵白云里有您？这情景恰似父亲您灵堂的对联所写：孝子不知红日落，思亲常念白云飞。
呵，我活着的与死去的父亲！我追溯您，纪念您，谁又将追溯和纪念即将老去的我们。我的哪一部分将活着您的影子，我的哪一部分也将不知不觉地死去。写至此，我突然接到一条微信：“这世上属于你的只有几样东西：造过的孽、受过的罪、流过的泪、花出的钱、得过的病、受过的伤、失去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如贪婪、嗔恨、愚痴等一系列的烦恼……”丢掉这些“属于”你的东西，会发现还有一颗空灵智慧具有佛性的心。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