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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气候变暖”,就没有冲破冰河期的哥本哈根,北欧哥本哈根的今日,其实全拜“全球变暖”所賜。
海平面慢慢升起来,淹没了哥本哈根港丘吉尔公园海边岩石上雕像美人鱼的柔腰。这尊按安徒生童话故事创作的美人鱼,茫茫然望着周遭熟悉的世界变成苍茫大海。
这是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网站主页推出的一幅主题画,以迎接在安徒生故乡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15)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5次会议,即俗称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水淹美人鱼”,彰显了人类遏制全球气候改变的决心。6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出席12月7日到18日的大会,其中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印度总理辛格承诺参加大会闭幕式。
承诺背后的政治学
“气候改变”话语背后的巨大“道德压力”,使得任何一个排放大国都不想在这一轮“拯救世界最后一次机会”的谈判中扮演“坏小子”的角色。在大会举行前夕,哥本哈根及欧洲多个城市爆发了要求各国切实采取减排措施以拯救人类家园的示威游行。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对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了期待,美国一直被视为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作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美国从共和党政府布什时代的抵制立场上迅速转身,重回到当年民主党克林顿时代所创立的主导全球气候共同行动立场上来。然而,目前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虽然有很多经济复苏迹象,但就业率一直未见起色,失业率反而上升到近20年来历史新高,奥巴马在引领全球气候改变秩序的领导力方面,明显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面。
在国内产业压力与国家战略双边进行折冲和博弈后,美国转而采取了“衷中主义”的立场,从当初“强制减排”改为“承诺减排”,使其减排承诺的可行性,更多地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的实际减排行动联系起来。外电观察称,美国已经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哥本哈根立场上形成了“伞形联盟”。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两周公布了其到2020年国内碳总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承诺。这一目标,如改用其他参照基数,目标不见得“宏大”,如按1990年排放水平计算,则只承诺减少了4%。在目前国内有关碳排放立法还“卡”在参议院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只能做出不超过“国内法”的承诺。
一直饱受“转移排放”、“奢侈排放”及“历史排放”批评的欧洲,在这一轮主角多元化的气候谈判中,很难如当年《京都议定书》时代一样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欧盟不想继续秉承《联合国气候改变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中明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想为“历史排放”再埋单,也不想为消费产品而产生的排放负责。
欧洲之所以“过河拆桥”,是因为它借《京都议定书》时代,就已经初步完成了高污染企业向外转移、矿业国际化的“历史性转变”,以及取得了在节能、碳减排等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但是,随着世界对“排放”根源和流向的进一步认识,对发达国家悄悄把碳排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后又充当道德卫士的欧盟各国,越来越受到切实兑现其承诺、加大资金和技术转移支持力度的压力。尤其是以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为荣的西方国家,其大幅减少“奢侈排放”的义务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欧盟的承诺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视哥本哈根会议情况,考虑30%的减排计划。欧盟被指为影响哥本哈根谈判“三股力量”中美国的“伞形联盟”和以77国集团为基础的盟外力量。
印度的作用
印度在过去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以“非暴力不合作”哲学著称,有其特有的“执拗”性格。外电评论称,有时让印度改变想法的尝试,结果往往会被印度改变了想法。所以,此轮哥本哈根谈判,印度的力量不可小视。
擅长打“人均排放”牌的印度,一直以来以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不及发达国家五分之一为由,抵制国际社会给它戴上的“排放大国”的帽子,从而减轻“减排压力”。印度认为,碳排放是“后发展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是,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外市场依赖度的增加,以及产业升级换代下低碳工业的投资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印度紧跟中国的脚步,以单位GDP碳强度系数为计算点,承诺在2020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25%。
尽管它在12月3日正式宣布了减排承诺,但明确表示不会签署任何对印度有约束性义务的文件,也不会为未来设定“排放峰值年份”。
与中国近50%的减排承诺相比,印度抛出的数据明显带有为未来谈判扩大利益边际的空间。不能排除印度这项低于国际预期的数据,会在哥本哈根谈判中通过讨价还价后有所上升的可能。
但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把减排“赌”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假设上。“生存性”和“发展性”排放对依然拥有众多贫困人口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中印都避开了“绝对减排”,以减缓排放增长速度来达到预计目标。不过,一旦发展停滞,GDP增速放缓,甚至趋于零,那么,高达近50%的承诺,就会转变为绝对性总量减排承诺,到时就会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沉重包袱。
所以,基于这种可能,发展中国家在坚持“相对减排”时,应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把以国别为基础的GDP增长量与减排比例挂起钩,否则,会存在陷入自我挖掘的陷阱中的风险。
被称为排放“基础四国”的印度、巴西、中国及南非,也已于11月27日在北京进行立场协商磋商会。同时,一些主要排放大国也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就公布了减排承诺。他们与“77国集团”一道,将成为影响哥本哈根谈判的一股重要力量。
非约束性的政治框架协议
哥本哈根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这是目前最大的悬念。
作为从12月7日到18日的“漫长”会议历程的最后结果,世界普遍期待产生一份接过《京都议定书》接力棒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强化《京都议定书》时代达成的发达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承担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低能效产业相关技术的转让和资金支持义务。但目前看来,约束性的协议基本不可能了。
在对待新兴经济体的态度上,以美国为首的“伞形联盟”和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都以新兴经济体不再适用于旧有“发展中国家”范畴为由,以气候乃全球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据,想把强制性义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打破谈判“双轨制”,这就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冲突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与以“会员制”为基础的世贸组织(WTO)相比较,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平等的会员关系,这是历史造成的。对于气候协议而言,即便不签署约束性的议定书,基于气候的全球性普遍利益的本质,每个国家同样都在左右着气候格局和与之附随的其他格局的变动进程。
另一方面,最初以科学家为主体来推动的全球气候安排,终以科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固有歧见,影响着气候问题的认知。联合国聘用的气象专家们已经接连出台了多份报告,每次报告出台后,科学阵营中的“反对派”终会反驳“全球变暖”说。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一向以严肃科学研究著称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实验室曝出“造假”丑闻,影响了人们对“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定论的接受度。
国际上越来越多地接受用“气候改变”的概念,来取代绝对化的“全球变暖”。因为“气候改变”既可以包括“全球变冷”也可以包括“全球变暖”,更可以把“气候改变”指为“全球变暖”后的气候改变。
用语的“世故”和丑闻“频出”,使人们从十二分认真的“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这或许会使得哥本哈根会议仅仅流为“童话”传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前身是冰川遗留下的冰渍层地质的哥本哈根来说,没有“气候变暖”,就没有冲破冰河期的这块大陆,北欧哥本哈根的今日,全拜“全球变暖”所赐。
海平面慢慢升起来,淹没了哥本哈根港丘吉尔公园海边岩石上雕像美人鱼的柔腰。这尊按安徒生童话故事创作的美人鱼,茫茫然望着周遭熟悉的世界变成苍茫大海。
这是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网站主页推出的一幅主题画,以迎接在安徒生故乡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15)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5次会议,即俗称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水淹美人鱼”,彰显了人类遏制全球气候改变的决心。6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出席12月7日到18日的大会,其中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印度总理辛格承诺参加大会闭幕式。
承诺背后的政治学
“气候改变”话语背后的巨大“道德压力”,使得任何一个排放大国都不想在这一轮“拯救世界最后一次机会”的谈判中扮演“坏小子”的角色。在大会举行前夕,哥本哈根及欧洲多个城市爆发了要求各国切实采取减排措施以拯救人类家园的示威游行。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对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了期待,美国一直被视为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作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美国从共和党政府布什时代的抵制立场上迅速转身,重回到当年民主党克林顿时代所创立的主导全球气候共同行动立场上来。然而,目前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虽然有很多经济复苏迹象,但就业率一直未见起色,失业率反而上升到近20年来历史新高,奥巴马在引领全球气候改变秩序的领导力方面,明显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面。
在国内产业压力与国家战略双边进行折冲和博弈后,美国转而采取了“衷中主义”的立场,从当初“强制减排”改为“承诺减排”,使其减排承诺的可行性,更多地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的实际减排行动联系起来。外电观察称,美国已经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哥本哈根立场上形成了“伞形联盟”。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两周公布了其到2020年国内碳总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承诺。这一目标,如改用其他参照基数,目标不见得“宏大”,如按1990年排放水平计算,则只承诺减少了4%。在目前国内有关碳排放立法还“卡”在参议院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只能做出不超过“国内法”的承诺。
一直饱受“转移排放”、“奢侈排放”及“历史排放”批评的欧洲,在这一轮主角多元化的气候谈判中,很难如当年《京都议定书》时代一样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欧盟不想继续秉承《联合国气候改变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中明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想为“历史排放”再埋单,也不想为消费产品而产生的排放负责。
欧洲之所以“过河拆桥”,是因为它借《京都议定书》时代,就已经初步完成了高污染企业向外转移、矿业国际化的“历史性转变”,以及取得了在节能、碳减排等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但是,随着世界对“排放”根源和流向的进一步认识,对发达国家悄悄把碳排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后又充当道德卫士的欧盟各国,越来越受到切实兑现其承诺、加大资金和技术转移支持力度的压力。尤其是以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为荣的西方国家,其大幅减少“奢侈排放”的义务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欧盟的承诺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视哥本哈根会议情况,考虑30%的减排计划。欧盟被指为影响哥本哈根谈判“三股力量”中美国的“伞形联盟”和以77国集团为基础的盟外力量。
印度的作用
印度在过去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以“非暴力不合作”哲学著称,有其特有的“执拗”性格。外电评论称,有时让印度改变想法的尝试,结果往往会被印度改变了想法。所以,此轮哥本哈根谈判,印度的力量不可小视。
擅长打“人均排放”牌的印度,一直以来以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不及发达国家五分之一为由,抵制国际社会给它戴上的“排放大国”的帽子,从而减轻“减排压力”。印度认为,碳排放是“后发展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是,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外市场依赖度的增加,以及产业升级换代下低碳工业的投资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印度紧跟中国的脚步,以单位GDP碳强度系数为计算点,承诺在2020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25%。
尽管它在12月3日正式宣布了减排承诺,但明确表示不会签署任何对印度有约束性义务的文件,也不会为未来设定“排放峰值年份”。
与中国近50%的减排承诺相比,印度抛出的数据明显带有为未来谈判扩大利益边际的空间。不能排除印度这项低于国际预期的数据,会在哥本哈根谈判中通过讨价还价后有所上升的可能。
但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把减排“赌”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假设上。“生存性”和“发展性”排放对依然拥有众多贫困人口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中印都避开了“绝对减排”,以减缓排放增长速度来达到预计目标。不过,一旦发展停滞,GDP增速放缓,甚至趋于零,那么,高达近50%的承诺,就会转变为绝对性总量减排承诺,到时就会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沉重包袱。
所以,基于这种可能,发展中国家在坚持“相对减排”时,应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把以国别为基础的GDP增长量与减排比例挂起钩,否则,会存在陷入自我挖掘的陷阱中的风险。
被称为排放“基础四国”的印度、巴西、中国及南非,也已于11月27日在北京进行立场协商磋商会。同时,一些主要排放大国也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就公布了减排承诺。他们与“77国集团”一道,将成为影响哥本哈根谈判的一股重要力量。
非约束性的政治框架协议
哥本哈根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这是目前最大的悬念。
作为从12月7日到18日的“漫长”会议历程的最后结果,世界普遍期待产生一份接过《京都议定书》接力棒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强化《京都议定书》时代达成的发达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承担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低能效产业相关技术的转让和资金支持义务。但目前看来,约束性的协议基本不可能了。
在对待新兴经济体的态度上,以美国为首的“伞形联盟”和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都以新兴经济体不再适用于旧有“发展中国家”范畴为由,以气候乃全球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据,想把强制性义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打破谈判“双轨制”,这就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冲突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与以“会员制”为基础的世贸组织(WTO)相比较,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平等的会员关系,这是历史造成的。对于气候协议而言,即便不签署约束性的议定书,基于气候的全球性普遍利益的本质,每个国家同样都在左右着气候格局和与之附随的其他格局的变动进程。
另一方面,最初以科学家为主体来推动的全球气候安排,终以科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固有歧见,影响着气候问题的认知。联合国聘用的气象专家们已经接连出台了多份报告,每次报告出台后,科学阵营中的“反对派”终会反驳“全球变暖”说。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一向以严肃科学研究著称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实验室曝出“造假”丑闻,影响了人们对“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定论的接受度。
国际上越来越多地接受用“气候改变”的概念,来取代绝对化的“全球变暖”。因为“气候改变”既可以包括“全球变冷”也可以包括“全球变暖”,更可以把“气候改变”指为“全球变暖”后的气候改变。
用语的“世故”和丑闻“频出”,使人们从十二分认真的“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这或许会使得哥本哈根会议仅仅流为“童话”传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前身是冰川遗留下的冰渍层地质的哥本哈根来说,没有“气候变暖”,就没有冲破冰河期的这块大陆,北欧哥本哈根的今日,全拜“全球变暖”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