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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玩儿了！
走进了炎热的五月，猝不及防，我变成了一个风雨兼程的人。也算是终于读了几本书，接触了几个有趣的思想，更自觉浅薄。然而如果说一致性是人最深刻的需求，那么我那如哪吒在妈妈肚子里一样顽冥不化的臆想，终于找寻到了一致。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用历史救世济民的念头是很可笑的。这个世界就像一条被切成两段的虫，只有头不见了才会强烈蠕动。温温吞吞的历史或者说我们这些文学流氓热爱的一切，就像是西哲一样被置于高堂明镜上的阳春白雪，用处是不大的。有一次我去听一位非常牛逼的教授关于比较路德与儒家人性论的讲座，他说：“人是主语，后面一切动词导致的结果都不可能完美。”我觉得这话简直精彩，要不是有钱德勒在前，我几乎就要为之倾倒了。他接着说：“这是站在上帝与人的角度而言。那么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人承担了上帝的角色。如果我们用儒家来教化人工智能的话，未来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我当时就觉得大学者的风范吾辈只能望洋兴叹，实在是高山仰止。戰略高度极高，就是可行性有待商讨。换而言之，我其实想说的是：“您脑子是不是吃肿了？”后来有一学长起来说：“您看宗教社会学的价值是不是值得考虑？不管本身价值如何，什么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才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学长前途无量。这也是我这一个俗人中最俗的人一直以来对历史以至文科的看法。传统价值被日渐消解的痕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冯唐之言：“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杯深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
直到我遇到了非常帅的国际关系出身的近代史杨老师。他到的时候，春天也到了。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能御之的洪流。然而我们体内还是有难以抑制的降伏时间的欲望，作为精神个体却总在两片荒漠之间寻找绿洲。而文学，也不应当只是徒劳而已。
本来学到些什么是很顺理成章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些值得守护的东西，遗失了丝毫都是很可惜的。
这世上原来有一些很相悖的东西，比如种土豆的农奴，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喂养状态，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参与的能力与意识。传统上来讲，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受到了王权的残酷剥削，然而其实他们处在各自奴隶主组建的小共同体的保护之下，反而是以群体的力量抵制王权保护个体，而不是以个体的脆弱直接暴露在王权之下。对比到中国就是编户齐民，这看似解放，其实却将人民直接暴露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贵族势力渐衰，皇权在直接控制中取胜。或者更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彻底摧毁了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众多制度、思想和习惯，然而自由赖以生存的许多东西也同归于尽。权利被践踏，个人被泯灭，地方生活被中央吞并。旧制度死亡，取而代之的却是新的忧虑。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打破了不一定就是好东西，当务之急的问题是什么替代了旧世界。
写到这里我心里惭愧，这些形而上的纯粹的获得知识本身的快乐，我还是没能戒掉。纯粹觉得偶尔的偶尔严肃也可以很有趣。
然而还是觉得，作为一个立志于成为行走的自由意志的人，对事物形成非单一色调的看法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对卢梭社会契约论，混淆自由与政权，认为单纯的人民掌握政权就意味着自由的实现，还是要持怀疑态度的。毕竟自由是个人的独立性，其关键不是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而是政权的范围问题。而无法拒绝的对认同感和一致性的渴求是否又使民族主义有了被利用的可乘之机？当个人的宿命感，投射到民族的延续性上，碎片转化为连续，偶然转变成意义。只要简单地选择集体认同就能赢得人生的确定性，轻而易举将原子化、碎片化、孤立化的个人们引诱到整体主义的魅力之中。哪怕最表象的事件中也能有非单一色调的角度，朝韩三八线四公里非军事区就成为了人类战争文明下动物安居乐业的一隅。如此一想，这些生存之外的东西，也甚是有趣。
有人来教我在无处不在的迷茫中抵抗荒谬，开启我的文明化之路，倍感荣幸。眷恋青春，看到腐败;眷恋物质，看到人性贪婪;眷恋美，揭发丑;渴望新生，见到了死亡。
杨老师上课的时候喜欢斜坐在桌子上，抿着保温杯里的菊花茶，跟我们讲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们怎样冲向使馆，热血沸腾;怎样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朗诵朦胧派的诗歌，烟色寒鸦;怎样在大三的暑假看完了久未翻开的《乱世佳人》，心潮澎湃。这一刻我突然懂了，斯文在兹有着怎样掷地有声的意义。
木心先生说：“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文学在于悲伤。”料生活应如是。看到同窗们身上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诚觉这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身上有在生活取胜之前值得捍卫的天真。我这颗满是黑夜的心突然感受到一丝慰藉与勇气。也许等到有一天每个女人都成了雷诺阿的画，每条街边的狗都入了金斯堡的诗，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成为诗节，我还有这些百无一用的美好，那得多快乐。
走进了炎热的五月，猝不及防，我变成了一个风雨兼程的人。也算是终于读了几本书，接触了几个有趣的思想，更自觉浅薄。然而如果说一致性是人最深刻的需求，那么我那如哪吒在妈妈肚子里一样顽冥不化的臆想，终于找寻到了一致。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用历史救世济民的念头是很可笑的。这个世界就像一条被切成两段的虫，只有头不见了才会强烈蠕动。温温吞吞的历史或者说我们这些文学流氓热爱的一切，就像是西哲一样被置于高堂明镜上的阳春白雪，用处是不大的。有一次我去听一位非常牛逼的教授关于比较路德与儒家人性论的讲座，他说：“人是主语，后面一切动词导致的结果都不可能完美。”我觉得这话简直精彩，要不是有钱德勒在前，我几乎就要为之倾倒了。他接着说：“这是站在上帝与人的角度而言。那么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人承担了上帝的角色。如果我们用儒家来教化人工智能的话，未来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我当时就觉得大学者的风范吾辈只能望洋兴叹，实在是高山仰止。戰略高度极高，就是可行性有待商讨。换而言之，我其实想说的是：“您脑子是不是吃肿了？”后来有一学长起来说：“您看宗教社会学的价值是不是值得考虑？不管本身价值如何，什么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才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学长前途无量。这也是我这一个俗人中最俗的人一直以来对历史以至文科的看法。传统价值被日渐消解的痕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冯唐之言：“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杯深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
直到我遇到了非常帅的国际关系出身的近代史杨老师。他到的时候，春天也到了。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能御之的洪流。然而我们体内还是有难以抑制的降伏时间的欲望，作为精神个体却总在两片荒漠之间寻找绿洲。而文学，也不应当只是徒劳而已。
本来学到些什么是很顺理成章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些值得守护的东西，遗失了丝毫都是很可惜的。
这世上原来有一些很相悖的东西，比如种土豆的农奴，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喂养状态，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参与的能力与意识。传统上来讲，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受到了王权的残酷剥削，然而其实他们处在各自奴隶主组建的小共同体的保护之下，反而是以群体的力量抵制王权保护个体，而不是以个体的脆弱直接暴露在王权之下。对比到中国就是编户齐民，这看似解放，其实却将人民直接暴露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贵族势力渐衰，皇权在直接控制中取胜。或者更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彻底摧毁了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众多制度、思想和习惯，然而自由赖以生存的许多东西也同归于尽。权利被践踏，个人被泯灭，地方生活被中央吞并。旧制度死亡，取而代之的却是新的忧虑。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打破了不一定就是好东西，当务之急的问题是什么替代了旧世界。
写到这里我心里惭愧，这些形而上的纯粹的获得知识本身的快乐，我还是没能戒掉。纯粹觉得偶尔的偶尔严肃也可以很有趣。
然而还是觉得，作为一个立志于成为行走的自由意志的人，对事物形成非单一色调的看法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对卢梭社会契约论，混淆自由与政权，认为单纯的人民掌握政权就意味着自由的实现，还是要持怀疑态度的。毕竟自由是个人的独立性，其关键不是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而是政权的范围问题。而无法拒绝的对认同感和一致性的渴求是否又使民族主义有了被利用的可乘之机？当个人的宿命感，投射到民族的延续性上，碎片转化为连续，偶然转变成意义。只要简单地选择集体认同就能赢得人生的确定性，轻而易举将原子化、碎片化、孤立化的个人们引诱到整体主义的魅力之中。哪怕最表象的事件中也能有非单一色调的角度，朝韩三八线四公里非军事区就成为了人类战争文明下动物安居乐业的一隅。如此一想，这些生存之外的东西，也甚是有趣。
有人来教我在无处不在的迷茫中抵抗荒谬，开启我的文明化之路，倍感荣幸。眷恋青春，看到腐败;眷恋物质，看到人性贪婪;眷恋美，揭发丑;渴望新生，见到了死亡。
杨老师上课的时候喜欢斜坐在桌子上，抿着保温杯里的菊花茶，跟我们讲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们怎样冲向使馆，热血沸腾;怎样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朗诵朦胧派的诗歌，烟色寒鸦;怎样在大三的暑假看完了久未翻开的《乱世佳人》，心潮澎湃。这一刻我突然懂了，斯文在兹有着怎样掷地有声的意义。
木心先生说：“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文学在于悲伤。”料生活应如是。看到同窗们身上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诚觉这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身上有在生活取胜之前值得捍卫的天真。我这颗满是黑夜的心突然感受到一丝慰藉与勇气。也许等到有一天每个女人都成了雷诺阿的画，每条街边的狗都入了金斯堡的诗，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成为诗节，我还有这些百无一用的美好，那得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