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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市房山区；灵岩禅寺；圣旨白话碑；元至大元年
【摘要】2014年，北京市房山区灵鹫禅寺修缮工地出土一通元代残碑。残碑所记内容为理清房山地区佛教建筑发展、了解元代大都行政区划及灵岩禅寺寺名更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由碑阳所刻圣旨白话文书内容可知，该圣旨颁布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且早在至大年间，该寺已由“谷积山院”更名为“灵岩禅寺”。碑阴记载了颇具规模的寺产地界，以及寺庙建筑名称，为研究元代寺院布局及建筑特征提供了可贵的文字资料；所载“会福院”，可能为元代管理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财用的会福院下辖的管理大都附近财产的机构。
2014年，在对北京房山区灵鹫禅寺进行修缮时，于寺内普光明殿后出土一通元代残碑。碑为汉白玉石质，趺座遗失，碑身断为两截。碑首身一体，螭首圭额，高198厘米，宽76厘米，厚12厘米。碑首略残，宽80厘米，厚15厘米。碑阳额题篆书2行8字：“宣赐果园圣旨之碑”；碑身楷书20行，每行6—34字不等，字长、宽均3厘米，内容为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元朝皇帝诏书。碑阴额题楷书3行12字：“谷积灵岩禅寺地土园林之记”，碑身楷书25行，每行5—36字不等，刊刻延祐二年（1315）寺院所属地土园林等院产。
此通灵鹫禅寺新出土的残碑记录了元代统治阶层推崇佛教，特别是对大都西南大房山佛寺建设的支持，还原了元代房山地区佛教文化的繁榮盛况，对了解大都行政区划、灵岩禅寺寺名更迭等问题具有一定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考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碑阳内容考证
碑阳（图一）录文如下：
这种护持诏书通常不署颁布该圣旨的皇帝的名字，但会按世系引述先世帝王的圣旨即所谓“在先圣旨体例”作为当今君主颁发同类圣旨的依据[1]。此碑文列举的三位先世帝王皆以蒙古汗号相称，系由蒙古语音译而来，“成吉思皇帝、月怯帖皇帝、薛禅皇帝”分别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世祖忽必烈。元碑中对诸帝称号有多种音译，此碑用“月怯帖”表示窝阔台，是已知的元代圣旨白话碑中首次出现。
按碑文“大都近西房山县神宁乡上万里谷积山里有的灵岩禅寺”，可知灵岩禅寺在元代归属大都路涿州房山县神宁乡上万里管辖。《房山县志》载：“元制邑领乡，乡领里，里领村，房山原有四乡十六里。”[2]据同书卷二“乡村”条目下所载，元代房山的四乡分别是通济乡、贤侯乡、怀玉乡、神宁乡，神宁乡下辖上万里和羊头里，大致范围在今青龙湖镇及河北镇附近区域。此碑碑文证实了《房山县志》中所载元代行政区划。
碑文落款“猴儿年润十一月”，当为圣旨颁布时间。元代不同时期的纪年方式不同，对此白秦川先生有详细论述：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历太宗、定宗、宪宗等，一直到1259年，只有国号，没有年号，仍沿用蒙古传统的辰属纪年，至庚辰年（1220）开始采用干支纪年，间或用辰属纪年，至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始改用年号纪年[3]。辰属纪年是蒙元特有的口语化生肖纪年法，以十二生肖纪年，虎年为首，牛年为尾。但祖生利注意到，“在早期白话旨书中，似仅用干支来纪年，传统的辰属纪年反而不用。直到世祖中统以后，这种纪年方式，才在白话碑文中频繁出现”[4]，也就是说，在1260年后，白话旨书中的纪年反而以辰属纪年居多。笔者统计了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中收录的1223年至1366年的94通石碑，其中：1223年至1257年的石碑多为干支纪年，仅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1223年圣旨碑为干支加辰属纪年；1261年至1318年的多用辰属纪年，偶有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者；1321年至1366年的则多用年号加辰属纪年法[5]。这也证实了祖生利所说中统之后白话旨书中的纪年多用辰属纪年的观点，故此通碑碑文旨书的颁布时间有很大可能为中统之后。
又据“元代圣旨称引前帝时，一般按即位之先后依次称述至前帝，懿旨、令旨等则称引至在任皇帝。据此，可以推断旨书颁发于哪位皇帝之时”[4]，此通碑中圣旨叙帝号至“薛禅皇帝”，故推测是忽必烈之后的皇帝所颁。忽必烈之后为成宗铁穆耳，查《中国古代万年历》可知，成宗在位期间只有元贞二年（1296）为猴儿年，但该年无闰十一月，之后既是猴儿年又有闰十一月的只有武宗至大元年（1308）[6]。另据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中所载，武宗时期的圣旨碑所列前朝皇帝多为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四帝，但亦有仅列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三帝者，如至大二年（1309）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5]56，因此推测本通白话碑所记圣旨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颁布。
碑文落款为“□都有时分写来。宗主戒赟立石，佛局直长成甫秀刊”。残缺一字处元碑中多作“大”或“上”，指圣旨颁发于大都或上都。“直长”即局下所设直长，一般为一员，如金丝子局、上都金银器盒局均设有直长，级别在副使之下。“佛局”不见于史籍。据《元史》可知，元代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至元十七年（1280）设功德使司，辅助总制院管理佛教事务；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了管理职权，各路下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使司，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推测此处提到的“佛局”应是宣政院的下设机构。 二、碑阴内容考证
碑阴（图二）录文如下：
碑阴记载了延祐二年（1315）时灵岩禅寺名下规模庞大的寺产。“元代寺庙广有产业，为了保障产权和防止纠纷，他们除了保存前朝地界碑外，往往将地产图附刻在圣旨碑的阴面，或单独刻石。在遇到地产纠纷时，即可以作为产权证据。”[7]观察此碑阴刻文，碑文中第二行、第五行、第九行、第十二行、第二十一行分别前出一字，除第十二行起首为“本寺赡庄地土”，其余四行分别出现“谷积山寺”“上万灵岩寺”“兴胜院”“石湖寺”等寺院名称，且分别记录其所属寺产、土地四至，说明这几处都是灵岩禅寺下属分寺或分院，其所属资产也属灵岩禅寺所有。碑文显示这一时期灵岩禅寺内的主要建筑包括佛殿、西藏经殿、山神庙、方丈室、香积殿、观音殿、伽蓝殿及茶寮、真堂、库司、云堂等，这些建筑名称为研究元代寺院布局及建筑特征提供了文字资料。
現存于灵鹫禅寺内的多通碑刻记载了该寺内建筑的历史变迁：大康七年（1081）《咸雍六年正月二十日帖》载寺院创建于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元代寺院规模扩大，此次发现的至大元年（1308）碑中已有详细记载；按至正七年（1347）《大元敕赐上万谷积山灵严禅寺碑》记载，元末寺中新建或重修毗卢殿、罗汉殿、禅室、宾次、钟阁、斋厨等建筑，并凿井一口；据明正统五年（1440）《敕赐灵鹫禅寺兴建记》，宣德时寺已颓败，“陈公行过兹山，爱其清胜，遂大兴土石之营腐替，乃僦陶砖伐石，琢辏成堂，图示永示。首创普光明殿，……左右度经楼，僧之堂前建幢碑二，阁后列金刚天王之殿”；民国十二年（1923）所立《谷积山灵鹫寺碑》记，民国时“禅寺年深日久，风雨摧残，几无完整建筑。后雇工人氏开垦地堰，沟渠岩岭，铸起墙垣，栽植树木，几成产业，将南北正殿占补碎修，并整修东西配殿”。目前，寺址上所遗存的建筑仅有明代兴建的普光明殿和僧宝殿，以及圆通殿，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
关于灵岩禅寺的名称沿革，笔者曾在《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一文中指出，该寺自五代后唐时期创建，至辽金一直以谷积山院称之，最晚到元至正七年（1347）时已改称“灵严禅寺”，明代至民国称灵鹫禅寺，沿用至今[8]。此通至大元年圣旨白话碑证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该寺已称“灵岩禅寺”，到至正时“岩”字又改为“严”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碑阴所记院产中的“鏊子埚枣栗梨园一段”有“西至会福院”句。若按前述碑阴所记格式，此处的“会福院”不同于谷积山寺、上万灵岩寺、兴胜院、石湖寺等附属寺院，应是独立于灵岩禅寺之外的位置标记。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元廷专设的管理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财用的官署即称为会福院①。大护国仁王寺为元代著名的皇家寺院之一，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支持兴建。顾寅森对大护国仁王寺做过深入研究，并据《程雪楼集》卷九所收《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对其寺产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该寺共拥有水田旱地十万余顷，此外还有许多山林、河泊、湖渡、玉石、煤炭等资产，主要分布于大都、河间、襄阳以及江淮等处，隶属于寺院从事生产活动的内外人户就多达37000余户；元廷还为该寺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会福总管府来管理其庞大的资产，其下辖有“仁王营缮司”“会福财用所”，分治于外的管理机构有“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襄阳营田提举司”“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等[9]。故笔者大胆推测，此处的“会福院”有可能是会福院下辖的外派机构，负责管理大护国仁王寺“分治于外”的财用，按碑文所记其具体位置，其为负责管理大都附近所辖资产的机构的可能性更大。但此说未有直接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支持，尚待将来新出资料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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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高华.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J].浙江社会科学，2007（1）.
[2]冯庆澜，高书官.房山县志：卷二[M].北京：房山官署，1928.
[3]白秦川.元代银锭干支纪年时间考[J].中国钱币，2014（1）.
[4]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6]林道心.中国古代万年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650.
[7]马顺平，孙明鉴.元《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释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1）.
[8]马垒.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J].文物春秋，2016（2）.
[9]顾寅森.元大护国仁王寺名称、地址考略[C]//刘迎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0.
〔责任编辑：陈宁〕
①据《元史》记载，管理大护国仁王寺财用的会福院，其名称多有更迭：至元十一年（1274），建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始置财用规运所；至元十六年（1279），改规运所为总管府；至大元年（1308），升为会福院；天历元年（1328）会福院改为会福总管府，由太禧院总制之；天历二年（1329），改太禧宗禋院；至元六年（1340）罢废太禧宗禋院，会福总管府降为规运提点所，转隶宣政院。本通碑碑阴刻于元延祐二年（1315），时称会福院。
【摘要】2014年，北京市房山区灵鹫禅寺修缮工地出土一通元代残碑。残碑所记内容为理清房山地区佛教建筑发展、了解元代大都行政区划及灵岩禅寺寺名更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由碑阳所刻圣旨白话文书内容可知，该圣旨颁布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且早在至大年间，该寺已由“谷积山院”更名为“灵岩禅寺”。碑阴记载了颇具规模的寺产地界，以及寺庙建筑名称，为研究元代寺院布局及建筑特征提供了可贵的文字资料；所载“会福院”，可能为元代管理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财用的会福院下辖的管理大都附近财产的机构。
2014年，在对北京房山区灵鹫禅寺进行修缮时，于寺内普光明殿后出土一通元代残碑。碑为汉白玉石质，趺座遗失，碑身断为两截。碑首身一体，螭首圭额，高198厘米，宽76厘米，厚12厘米。碑首略残，宽80厘米，厚15厘米。碑阳额题篆书2行8字：“宣赐果园圣旨之碑”；碑身楷书20行，每行6—34字不等，字长、宽均3厘米，内容为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元朝皇帝诏书。碑阴额题楷书3行12字：“谷积灵岩禅寺地土园林之记”，碑身楷书25行，每行5—36字不等，刊刻延祐二年（1315）寺院所属地土园林等院产。
此通灵鹫禅寺新出土的残碑记录了元代统治阶层推崇佛教，特别是对大都西南大房山佛寺建设的支持，还原了元代房山地区佛教文化的繁榮盛况，对了解大都行政区划、灵岩禅寺寺名更迭等问题具有一定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考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碑阳内容考证
碑阳（图一）录文如下：
这种护持诏书通常不署颁布该圣旨的皇帝的名字，但会按世系引述先世帝王的圣旨即所谓“在先圣旨体例”作为当今君主颁发同类圣旨的依据[1]。此碑文列举的三位先世帝王皆以蒙古汗号相称，系由蒙古语音译而来，“成吉思皇帝、月怯帖皇帝、薛禅皇帝”分别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世祖忽必烈。元碑中对诸帝称号有多种音译，此碑用“月怯帖”表示窝阔台，是已知的元代圣旨白话碑中首次出现。
按碑文“大都近西房山县神宁乡上万里谷积山里有的灵岩禅寺”，可知灵岩禅寺在元代归属大都路涿州房山县神宁乡上万里管辖。《房山县志》载：“元制邑领乡，乡领里，里领村，房山原有四乡十六里。”[2]据同书卷二“乡村”条目下所载，元代房山的四乡分别是通济乡、贤侯乡、怀玉乡、神宁乡，神宁乡下辖上万里和羊头里，大致范围在今青龙湖镇及河北镇附近区域。此碑碑文证实了《房山县志》中所载元代行政区划。
碑文落款“猴儿年润十一月”，当为圣旨颁布时间。元代不同时期的纪年方式不同，对此白秦川先生有详细论述：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历太宗、定宗、宪宗等，一直到1259年，只有国号，没有年号，仍沿用蒙古传统的辰属纪年，至庚辰年（1220）开始采用干支纪年，间或用辰属纪年，至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始改用年号纪年[3]。辰属纪年是蒙元特有的口语化生肖纪年法，以十二生肖纪年，虎年为首，牛年为尾。但祖生利注意到，“在早期白话旨书中，似仅用干支来纪年，传统的辰属纪年反而不用。直到世祖中统以后，这种纪年方式，才在白话碑文中频繁出现”[4]，也就是说，在1260年后，白话旨书中的纪年反而以辰属纪年居多。笔者统计了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中收录的1223年至1366年的94通石碑，其中：1223年至1257年的石碑多为干支纪年，仅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1223年圣旨碑为干支加辰属纪年；1261年至1318年的多用辰属纪年，偶有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者；1321年至1366年的则多用年号加辰属纪年法[5]。这也证实了祖生利所说中统之后白话旨书中的纪年多用辰属纪年的观点，故此通碑碑文旨书的颁布时间有很大可能为中统之后。
又据“元代圣旨称引前帝时，一般按即位之先后依次称述至前帝，懿旨、令旨等则称引至在任皇帝。据此，可以推断旨书颁发于哪位皇帝之时”[4]，此通碑中圣旨叙帝号至“薛禅皇帝”，故推测是忽必烈之后的皇帝所颁。忽必烈之后为成宗铁穆耳，查《中国古代万年历》可知，成宗在位期间只有元贞二年（1296）为猴儿年，但该年无闰十一月，之后既是猴儿年又有闰十一月的只有武宗至大元年（1308）[6]。另据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中所载，武宗时期的圣旨碑所列前朝皇帝多为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四帝，但亦有仅列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三帝者，如至大二年（1309）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5]56，因此推测本通白话碑所记圣旨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颁布。
碑文落款为“□都有时分写来。宗主戒赟立石，佛局直长成甫秀刊”。残缺一字处元碑中多作“大”或“上”，指圣旨颁发于大都或上都。“直长”即局下所设直长，一般为一员，如金丝子局、上都金银器盒局均设有直长，级别在副使之下。“佛局”不见于史籍。据《元史》可知，元代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至元十七年（1280）设功德使司，辅助总制院管理佛教事务；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了管理职权，各路下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使司，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推测此处提到的“佛局”应是宣政院的下设机构。 二、碑阴内容考证
碑阴（图二）录文如下：
碑阴记载了延祐二年（1315）时灵岩禅寺名下规模庞大的寺产。“元代寺庙广有产业，为了保障产权和防止纠纷，他们除了保存前朝地界碑外，往往将地产图附刻在圣旨碑的阴面，或单独刻石。在遇到地产纠纷时，即可以作为产权证据。”[7]观察此碑阴刻文，碑文中第二行、第五行、第九行、第十二行、第二十一行分别前出一字，除第十二行起首为“本寺赡庄地土”，其余四行分别出现“谷积山寺”“上万灵岩寺”“兴胜院”“石湖寺”等寺院名称，且分别记录其所属寺产、土地四至，说明这几处都是灵岩禅寺下属分寺或分院，其所属资产也属灵岩禅寺所有。碑文显示这一时期灵岩禅寺内的主要建筑包括佛殿、西藏经殿、山神庙、方丈室、香积殿、观音殿、伽蓝殿及茶寮、真堂、库司、云堂等，这些建筑名称为研究元代寺院布局及建筑特征提供了文字资料。
現存于灵鹫禅寺内的多通碑刻记载了该寺内建筑的历史变迁：大康七年（1081）《咸雍六年正月二十日帖》载寺院创建于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元代寺院规模扩大，此次发现的至大元年（1308）碑中已有详细记载；按至正七年（1347）《大元敕赐上万谷积山灵严禅寺碑》记载，元末寺中新建或重修毗卢殿、罗汉殿、禅室、宾次、钟阁、斋厨等建筑，并凿井一口；据明正统五年（1440）《敕赐灵鹫禅寺兴建记》，宣德时寺已颓败，“陈公行过兹山，爱其清胜，遂大兴土石之营腐替，乃僦陶砖伐石，琢辏成堂，图示永示。首创普光明殿，……左右度经楼，僧之堂前建幢碑二，阁后列金刚天王之殿”；民国十二年（1923）所立《谷积山灵鹫寺碑》记，民国时“禅寺年深日久，风雨摧残，几无完整建筑。后雇工人氏开垦地堰，沟渠岩岭，铸起墙垣，栽植树木，几成产业，将南北正殿占补碎修，并整修东西配殿”。目前，寺址上所遗存的建筑仅有明代兴建的普光明殿和僧宝殿，以及圆通殿，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
关于灵岩禅寺的名称沿革，笔者曾在《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一文中指出，该寺自五代后唐时期创建，至辽金一直以谷积山院称之，最晚到元至正七年（1347）时已改称“灵严禅寺”，明代至民国称灵鹫禅寺，沿用至今[8]。此通至大元年圣旨白话碑证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该寺已称“灵岩禅寺”，到至正时“岩”字又改为“严”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碑阴所记院产中的“鏊子埚枣栗梨园一段”有“西至会福院”句。若按前述碑阴所记格式，此处的“会福院”不同于谷积山寺、上万灵岩寺、兴胜院、石湖寺等附属寺院，应是独立于灵岩禅寺之外的位置标记。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元廷专设的管理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财用的官署即称为会福院①。大护国仁王寺为元代著名的皇家寺院之一，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支持兴建。顾寅森对大护国仁王寺做过深入研究，并据《程雪楼集》卷九所收《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对其寺产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该寺共拥有水田旱地十万余顷，此外还有许多山林、河泊、湖渡、玉石、煤炭等资产，主要分布于大都、河间、襄阳以及江淮等处，隶属于寺院从事生产活动的内外人户就多达37000余户；元廷还为该寺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会福总管府来管理其庞大的资产，其下辖有“仁王营缮司”“会福财用所”，分治于外的管理机构有“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襄阳营田提举司”“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等[9]。故笔者大胆推测，此处的“会福院”有可能是会福院下辖的外派机构，负责管理大护国仁王寺“分治于外”的财用，按碑文所记其具体位置，其为负责管理大都附近所辖资产的机构的可能性更大。但此说未有直接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支持，尚待将来新出资料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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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高华.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J].浙江社会科学，2007（1）.
[2]冯庆澜，高书官.房山县志：卷二[M].北京：房山官署，1928.
[3]白秦川.元代银锭干支纪年时间考[J].中国钱币，2014（1）.
[4]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6]林道心.中国古代万年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650.
[7]马顺平，孙明鉴.元《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释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1）.
[8]马垒.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J].文物春秋，2016（2）.
[9]顾寅森.元大护国仁王寺名称、地址考略[C]//刘迎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0.
〔责任编辑：陈宁〕
①据《元史》记载，管理大护国仁王寺财用的会福院，其名称多有更迭：至元十一年（1274），建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始置财用规运所；至元十六年（1279），改规运所为总管府；至大元年（1308），升为会福院；天历元年（1328）会福院改为会福总管府，由太禧院总制之；天历二年（1329），改太禧宗禋院；至元六年（1340）罢废太禧宗禋院，会福总管府降为规运提点所，转隶宣政院。本通碑碑阴刻于元延祐二年（1315），时称会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