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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这是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情绪，没有人喜欢沉浸在伤痛之中，郁郁寡欢。但是悲伤却有属于它自己的美，透析世界本源，体悟宇宙之大，通过艺术家在悲情中看到的美，是独具特色的，迥然不同于欢喜之中的美。
托尔斯泰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千篇一律。”人不可能一直活在喜悦欢愉的情境之中，快乐会使人得到满足，然而一直快乐也就没有快乐，人们总需要停下来去感受悲伤，感受它的美。悲伤之美是安静的，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描述的即是一个悲情故事，尽管雕塑整体表现的是动态场面，但是从人物表情和姿态可以看到他的镇定自若，丝毫没有因为外在的压迫而狂躁不安，而实际的雕塑作品是微微张口呻吟之状。拉丁诗人维琪尔在史诗中描绘此情景之中的拉奥孔是极度狂吼、声震数里的，而雕塑要是用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表现，就会显得作品过分夸张和躁动不安。由此印证古希腊雕塑之美，不仅仅来源于深入仔细的刻画，精妙的形体比例和结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背后引人深思的悲情故事，把艺术作品与现世生活拉开了距离而形成的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文学艺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是难予探求的，作为发自心灵的对于美的追求，文艺往往不为政治格局等外部因素所左右，且难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等量齐观。文学艺术的发展境况往往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的趋势成正比。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魏晋时期就恰好处在这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下，可以说是痛苦和悲伤的血液浸泡出来的美感，是透彻心扉的美感。“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在痛苦和悲哀的故事中，在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黑暗环境下，加之战乱不断，掌权者无暇顾及文艺的发展趋势，文艺得以变得光明起来。魏晋人开启了魏晋风度，嵇康、陶潜等人萌生了避世的心态，人以自我为主题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艺术不再为政治服务，变得独立起来，而形成了“文的自觉”。“文”只是美学的一个方面，绘画、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现世并不安逸，但是士族又改变不了当前惨烈、悲痛的世界，进而把心绪放到文艺创作上，去追求“超然世外”的审美体验。把心境与现实的惨淡不忍拉开距离，从而寻求内心的自我安慰。因而宗教艺术（尤其是佛教）逐渐在这个哀鸿遍野的乱世赢得了生灵们的眷顾。石窟与壁画艺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摩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等佛传、佛本生故事普遍流行起来。在这些血淋漓的场景下，人们似乎看到了现实的境况即是如此。刀光血影的场景往往能够唤起人的内心在现实重压下的共鸣。随后佛的形象变得慈祥安和起来，悲惨的世界中，人们不得不去给自己的心灵安慰和寄托，赋予来生理想和希望，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佛像的高大身躯之下，在佛乐香火之中停靠灵魂的驳船。人们对宇宙和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审美心理和艺术境界变得超脱自然。相反，隋唐时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昌盛，艺术领域大多也是欢快浪漫，充满青春活力，虽然说也有像杜甫沉郁忧伤的诗句，但隋唐文艺的大体基调还是静谧中带着欢腾、愉悦之气。佛教绘画也是如此，展现的是现实的安乐，神的形象也被世俗化了，是现世的再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精神的安慰，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神的恩宠。”而产自悲伤下的美，更值得后人去体悟。
如果用四季去比喻悲伤之美，似乎秋冬季节比较适宜，这两个季节给人空旷、寂寥、静谧的感觉，是一种空灵美。《二十四诗品》之一《悲慨》如是说：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表面上看起来万物进入了沉寂，变成了“死”的状态，但这种“死”却孕育着强有力的生命之能，自然如此，文艺亦是如此，逆境中蕴藏的的欲望和表现力远远超过了人在安逸的境况下的对于“生”的渴求。悲伤能够唤起伟大艺术的创作灵感。纵观古今，统览中外，有多少文学艺术家在极为惨痛的人生经历和现世的悲剧下，坚持投身文艺创作，由“体肤之痛”所帶来的对于文学艺术的深层次的理解，则深刻许多。或许是艺术家用创作的方式去驱赶身体和心灵上的苦痛，去表达自己内心最为淳朴生命意识。正如梵高用热烈和阳光给自己心灵的慰藉；八大山人用愤慨和冷漠与世界抗衡；嵇康用热血和激昂让世人警醒……这些文学艺术家走进了“无我之境”，化悲慨为艺术之源泉，滋润人们的性灵生生不息。
悲剧似乎更能打动欣赏者，与之产生共鸣。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悲剧是浓缩的现实境况，人们往往能从这种体材中看到现实生活中自己惨淡的影子，自然会产生切肤之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文坛出现了“伤痕文学”的现象，成为了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主旨在于反思过去和憧憬未来，去揭开皮脂，直面骨肉，把“真实”和“原色”显露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深刻地思考。悲痛之中结成的美之果实更为芬芳，痛苦之下的沉静，使人更加理性地去看待……
产自悲痛下的美更为深刻动人，悲痛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理性地去看待宇宙和自我，完全是内心真切的呼喊，饱含了人性残存的真、善、美。我們应该正视这样的情绪，正视其间单纯强烈的内在美，它们是理性的思辨，是自我性灵的充分体现，是冲破平淡，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作者简介：张超律（1992.09-），男，汉族，江苏江阴人，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
托尔斯泰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千篇一律。”人不可能一直活在喜悦欢愉的情境之中，快乐会使人得到满足，然而一直快乐也就没有快乐，人们总需要停下来去感受悲伤，感受它的美。悲伤之美是安静的，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描述的即是一个悲情故事，尽管雕塑整体表现的是动态场面，但是从人物表情和姿态可以看到他的镇定自若，丝毫没有因为外在的压迫而狂躁不安，而实际的雕塑作品是微微张口呻吟之状。拉丁诗人维琪尔在史诗中描绘此情景之中的拉奥孔是极度狂吼、声震数里的，而雕塑要是用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表现，就会显得作品过分夸张和躁动不安。由此印证古希腊雕塑之美，不仅仅来源于深入仔细的刻画，精妙的形体比例和结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背后引人深思的悲情故事，把艺术作品与现世生活拉开了距离而形成的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文学艺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是难予探求的，作为发自心灵的对于美的追求，文艺往往不为政治格局等外部因素所左右，且难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等量齐观。文学艺术的发展境况往往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的趋势成正比。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魏晋时期就恰好处在这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下，可以说是痛苦和悲伤的血液浸泡出来的美感，是透彻心扉的美感。“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在痛苦和悲哀的故事中，在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黑暗环境下，加之战乱不断，掌权者无暇顾及文艺的发展趋势，文艺得以变得光明起来。魏晋人开启了魏晋风度，嵇康、陶潜等人萌生了避世的心态，人以自我为主题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艺术不再为政治服务，变得独立起来，而形成了“文的自觉”。“文”只是美学的一个方面，绘画、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现世并不安逸，但是士族又改变不了当前惨烈、悲痛的世界，进而把心绪放到文艺创作上，去追求“超然世外”的审美体验。把心境与现实的惨淡不忍拉开距离，从而寻求内心的自我安慰。因而宗教艺术（尤其是佛教）逐渐在这个哀鸿遍野的乱世赢得了生灵们的眷顾。石窟与壁画艺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摩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等佛传、佛本生故事普遍流行起来。在这些血淋漓的场景下，人们似乎看到了现实的境况即是如此。刀光血影的场景往往能够唤起人的内心在现实重压下的共鸣。随后佛的形象变得慈祥安和起来，悲惨的世界中，人们不得不去给自己的心灵安慰和寄托，赋予来生理想和希望，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佛像的高大身躯之下，在佛乐香火之中停靠灵魂的驳船。人们对宇宙和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审美心理和艺术境界变得超脱自然。相反，隋唐时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昌盛，艺术领域大多也是欢快浪漫，充满青春活力，虽然说也有像杜甫沉郁忧伤的诗句，但隋唐文艺的大体基调还是静谧中带着欢腾、愉悦之气。佛教绘画也是如此，展现的是现实的安乐，神的形象也被世俗化了，是现世的再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精神的安慰，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神的恩宠。”而产自悲伤下的美，更值得后人去体悟。
如果用四季去比喻悲伤之美，似乎秋冬季节比较适宜，这两个季节给人空旷、寂寥、静谧的感觉，是一种空灵美。《二十四诗品》之一《悲慨》如是说：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表面上看起来万物进入了沉寂，变成了“死”的状态，但这种“死”却孕育着强有力的生命之能，自然如此，文艺亦是如此，逆境中蕴藏的的欲望和表现力远远超过了人在安逸的境况下的对于“生”的渴求。悲伤能够唤起伟大艺术的创作灵感。纵观古今，统览中外，有多少文学艺术家在极为惨痛的人生经历和现世的悲剧下，坚持投身文艺创作，由“体肤之痛”所帶来的对于文学艺术的深层次的理解，则深刻许多。或许是艺术家用创作的方式去驱赶身体和心灵上的苦痛，去表达自己内心最为淳朴生命意识。正如梵高用热烈和阳光给自己心灵的慰藉；八大山人用愤慨和冷漠与世界抗衡；嵇康用热血和激昂让世人警醒……这些文学艺术家走进了“无我之境”，化悲慨为艺术之源泉，滋润人们的性灵生生不息。
悲剧似乎更能打动欣赏者，与之产生共鸣。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悲剧是浓缩的现实境况，人们往往能从这种体材中看到现实生活中自己惨淡的影子，自然会产生切肤之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文坛出现了“伤痕文学”的现象，成为了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主旨在于反思过去和憧憬未来，去揭开皮脂，直面骨肉，把“真实”和“原色”显露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深刻地思考。悲痛之中结成的美之果实更为芬芳，痛苦之下的沉静，使人更加理性地去看待……
产自悲痛下的美更为深刻动人，悲痛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理性地去看待宇宙和自我，完全是内心真切的呼喊，饱含了人性残存的真、善、美。我們应该正视这样的情绪，正视其间单纯强烈的内在美，它们是理性的思辨，是自我性灵的充分体现，是冲破平淡，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作者简介：张超律（1992.09-），男，汉族，江苏江阴人，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