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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证。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堅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得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分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美国雪城大学和中国台湾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金希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也给参加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经常与金希合作。在他看来，金希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自强不息的残障人模范”，视障律师在司法保护等领域的探索和倡导，才更有价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网络课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过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么东西最宝贵？一张回国的机票啊！残障人士没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飞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5年，两名残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无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拒载，金希是这起案件的代理人。当时航空公司愿意赔偿，但拒绝公开赔礼道歉。但金希和两位当事人觉得，比起机票钱，更值得他们在意的，是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利。
他们胜诉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议，希望航空公司能够做好残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后来专门查过这家航空公司的官网，“确实有修订规则”。
这些合理便利应该出现在视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占用、导盲犬不让上公交车的情况。软件里的图片验证码也让视障群体很为难。金希一直想为视障者群体找点“乐子”，做点工作。
（摘自《中国青年报》 张渺/文）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证。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堅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得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分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美国雪城大学和中国台湾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金希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也给参加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经常与金希合作。在他看来，金希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自强不息的残障人模范”，视障律师在司法保护等领域的探索和倡导，才更有价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网络课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过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么东西最宝贵？一张回国的机票啊！残障人士没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飞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5年，两名残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无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拒载，金希是这起案件的代理人。当时航空公司愿意赔偿，但拒绝公开赔礼道歉。但金希和两位当事人觉得，比起机票钱，更值得他们在意的，是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利。
他们胜诉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议，希望航空公司能够做好残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后来专门查过这家航空公司的官网，“确实有修订规则”。
这些合理便利应该出现在视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占用、导盲犬不让上公交车的情况。软件里的图片验证码也让视障群体很为难。金希一直想为视障者群体找点“乐子”，做点工作。
（摘自《中国青年报》 张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