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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蛇蝎一样地提防倒地老人。”
我不知道日后的修史者面对这样可怕的话会做何感想——有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心么？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东郭先生与狼》不再是寓言。
被称做“世纪恶判”的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其实远非“首例”，2006年3月15日，时年88岁的刘老太在合肥六安路倒地受伤，被两名中学生“爱心”送医院。一年后，合肥中院庄严宣判，两名中学生的监护人共同赔偿刘老太4.7万元。
自彭宇被判赔付4.5万元后，郑州的李凯强和天津的许云鹤也分别因为救人被判赔付7.9万元和10.8万元，似乎发现了“生财之道”，一时各地老人竞相倒地，“诬恩案”此起彼伏，行人相诫，遇“倒”不碰。
“一碰倾家，再碰倾城。”社会风气大溃，“中国的老人怎么了？！” 如果让智障者服刑，是“丧尽天良”，那么，把一个不顾风险施救的路人诬为“肇事歹人”又何尝不是丧尽天良！
相信很多人有同样感觉：正常社会，老人通常是“正直、善良、诚信、睿智、宽容”的象征吧，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尊老，这是人类社会的通识，但我们这里，新近进入公众“倒地视野”的老人，怎么都跟蛇蝎一样？
事实上，社会舆论对倒地老人是否真的把良心打入谷道而反噬，一直是疑疑惑惑的，“难道人，真那么冷血吗？毕竟救了你啊，动物也感恩呐……”——感谢科技，甚至感谢“监控”、感谢偶然，感谢如皋大巴驾驶员殷红彬、感谢车载监控探头，既还原了事故真相，也侧面澄清了“彭宇们”的冤情，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本一口咬死“恩公”的“诬老太”不得不狼狈改口，承认了自己的诬告，所谓“探头也昭昭”，人们由此终于认定：确有“蛇蝎老人”，而且为数不少，危害社会，败坏风气，令行人“畏老如虎”。
把良心打入谷道。谷道者，直肠也，乃极言其言行之无良，世人但知“少年兴，中国兴”，宁知老人堕落，因示范少年，垂法后代而贻害国家无穷？
无论合肥中院还是南京鼓楼法院，万人唾骂的法官也许万万不曾想到，这样的判决本质上都是反人類的，因为它们将导致公共空间的思考趋向丛林、趋向一个可怕的跌落性价值取向，亦即“人类是不该相助”的。这可不是“倒退三十年”，而是倒退三万年！
然而，仅仅把南京鼓楼区法院的枉判钉上墓碑也是有欠公允的。仅从因果链考量，毕竟“蛇蝎”劣迹在先，法院的枉判在后，后者只助恶。
于是我一直长时间地奇怪着，作为一个骇人听闻的品种，这些老人、“倒地噬恩”的老人，是什么时候、哪处温床开始“批量生产”的呢？
我花很长的时间琢磨这件事，渐渐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年龄，合肥的“反噬”刘老太是88岁；南京的“反噬”徐老太是80岁；天津的“反噬”王老太是70岁……
这里不用讨论学历教育、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不讨论90年代以来的拜金狂潮和伦理深渊，这里只有一个共同的黑暗历程，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文革”。
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文革”列入空前的人性大绞杀。到处是告密反噬，到处是设套陷害，到处是背信弃义，到处是落井下石，到处是子女绞杀父母、前辈绞杀后进、徒弟绞杀师父、学生绞杀导师、妻子绞杀丈夫、病人绞杀医生、亲友绞杀亲友、情人绞杀情人……
由此上溯45年，刘老太他们依次为43岁、35岁、25岁，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论是否参加过“造反”、“夺权”、“打砸抢”，在人际撕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他们都见证感受（甚或参与？）了太多血腥、太多六亲不认，类似汉末的大血泊中，通常只有一个存念：他人即地狱，活着就胜利——“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
当年饱渍了恶液汁的他们一直活着。四十多年的风雨没能磨去血写的印记，反而固化了他们的劣根，这样的“蛇蝎老”，诗曰投畀豺虎，网曰删除拉黑，我想，哪怕100岁也不该“敬”他们，更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归咎社会，因为在同样的年龄段，我们也看到了高耀洁，看到了舍己救人的“最美奶奶”柴小女……
我不知道日后的修史者面对这样可怕的话会做何感想——有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心么？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东郭先生与狼》不再是寓言。
被称做“世纪恶判”的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其实远非“首例”，2006年3月15日，时年88岁的刘老太在合肥六安路倒地受伤，被两名中学生“爱心”送医院。一年后，合肥中院庄严宣判，两名中学生的监护人共同赔偿刘老太4.7万元。
自彭宇被判赔付4.5万元后，郑州的李凯强和天津的许云鹤也分别因为救人被判赔付7.9万元和10.8万元，似乎发现了“生财之道”，一时各地老人竞相倒地，“诬恩案”此起彼伏，行人相诫，遇“倒”不碰。
“一碰倾家，再碰倾城。”社会风气大溃，“中国的老人怎么了？！” 如果让智障者服刑，是“丧尽天良”，那么，把一个不顾风险施救的路人诬为“肇事歹人”又何尝不是丧尽天良！
相信很多人有同样感觉：正常社会，老人通常是“正直、善良、诚信、睿智、宽容”的象征吧，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尊老，这是人类社会的通识，但我们这里，新近进入公众“倒地视野”的老人，怎么都跟蛇蝎一样？
事实上，社会舆论对倒地老人是否真的把良心打入谷道而反噬，一直是疑疑惑惑的，“难道人，真那么冷血吗？毕竟救了你啊，动物也感恩呐……”——感谢科技，甚至感谢“监控”、感谢偶然，感谢如皋大巴驾驶员殷红彬、感谢车载监控探头，既还原了事故真相，也侧面澄清了“彭宇们”的冤情，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本一口咬死“恩公”的“诬老太”不得不狼狈改口，承认了自己的诬告，所谓“探头也昭昭”，人们由此终于认定：确有“蛇蝎老人”，而且为数不少，危害社会，败坏风气，令行人“畏老如虎”。
把良心打入谷道。谷道者，直肠也，乃极言其言行之无良，世人但知“少年兴，中国兴”，宁知老人堕落，因示范少年，垂法后代而贻害国家无穷？
无论合肥中院还是南京鼓楼法院，万人唾骂的法官也许万万不曾想到，这样的判决本质上都是反人類的，因为它们将导致公共空间的思考趋向丛林、趋向一个可怕的跌落性价值取向，亦即“人类是不该相助”的。这可不是“倒退三十年”，而是倒退三万年！
然而，仅仅把南京鼓楼区法院的枉判钉上墓碑也是有欠公允的。仅从因果链考量，毕竟“蛇蝎”劣迹在先，法院的枉判在后，后者只助恶。
于是我一直长时间地奇怪着，作为一个骇人听闻的品种，这些老人、“倒地噬恩”的老人，是什么时候、哪处温床开始“批量生产”的呢？
我花很长的时间琢磨这件事，渐渐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年龄，合肥的“反噬”刘老太是88岁；南京的“反噬”徐老太是80岁；天津的“反噬”王老太是70岁……
这里不用讨论学历教育、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不讨论90年代以来的拜金狂潮和伦理深渊，这里只有一个共同的黑暗历程，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文革”。
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文革”列入空前的人性大绞杀。到处是告密反噬，到处是设套陷害，到处是背信弃义，到处是落井下石，到处是子女绞杀父母、前辈绞杀后进、徒弟绞杀师父、学生绞杀导师、妻子绞杀丈夫、病人绞杀医生、亲友绞杀亲友、情人绞杀情人……
由此上溯45年，刘老太他们依次为43岁、35岁、25岁，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论是否参加过“造反”、“夺权”、“打砸抢”，在人际撕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他们都见证感受（甚或参与？）了太多血腥、太多六亲不认，类似汉末的大血泊中，通常只有一个存念：他人即地狱，活着就胜利——“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
当年饱渍了恶液汁的他们一直活着。四十多年的风雨没能磨去血写的印记，反而固化了他们的劣根，这样的“蛇蝎老”，诗曰投畀豺虎，网曰删除拉黑，我想，哪怕100岁也不该“敬”他们，更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归咎社会，因为在同样的年龄段，我们也看到了高耀洁，看到了舍己救人的“最美奶奶”柴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