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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开始，全中国的劳动者将喜提一项期盼已久的新福利：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即我们常说的个税起征点，将从原来的3500元提高到5000元。尽管不少人对5000元的个税新标准仍有异议，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国家为个人纳税减负所做出的一项切实努力。
根据权威统计，目前中国约有1.8亿人需要缴纳个税，而此番改革后，缴税人数将直接减少1.2亿。当然，继续缴税的劳动者也会从这次改革中获益。这次将起征点提高1500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月收入在2万—4万元的工薪阶层，税改后这一群体每人每月将多到手一两千元。相比于缩水的股票和不靠谱的P2P，不少人直呼这简直是今年收到的最大红包。
当然，与高企的房价、日益增加的子女养育成本相比，个税减少的绝对值还是个小数目。比如我认识的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女生，减税后月收入将增加几十元，不过是“两个菜的钱”，但她还是挺开心的，认为钱虽少但毕竟每月都会有，是一种“小确幸”。另一位刚当上总监的前同事也有类似感觉：住在北京的他每月房贷近万元，税改后多出来的1000多元收入，多多少少能帮他减轻点肩上的压力。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5000元在很多人看来仅够租房子，对于这里的上班族来说，起征点如果再能提高几千元或者翻一番更好。一些高薪人士也有所不满，因为此次税改没有降低高收入者的税率。上有老下有小的群体更关注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住房贷款等项目如何抵扣税收，担心操作成本过高，变成“鸡肋”。
网上一张流传甚广的“个税图”更让不少人陷入疑惑。按照这张图的算法，5000元起征点后，个人和企业需要缴纳更多的社保费，实际收入不仅没增加，还降低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会有的，但只存在于那些之前未足额缴纳社保的企业。事实上，多交的社保费里，有一部分相当于提前“打进”你的退休金里了。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的原因有很多，但这是减税之外的另一个話题了。
能兼顾效率和公平，大概是所有税收研究者和制定者的理想。政府在每次税收改革之前，都经过多方调研和审议。然而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5000元的免税额毫无疑问可以惠及绝大多数群体，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居民感到偏低，部分高收入者则认为高税率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如果不在税收上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减税是门大学问，但根本上要以最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此外，民众也希望类似回应能更为及时和全面。比如下次个税改革能否不再等7年，而是根据工资变化、通胀水平，每年进行动态化调整？各专项扣除的方法能否更简便易行？每当社会舆论出现关于税收或社保的讨论、疑问时，相关部门能否及时做出回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需要税收研究者和相关部门接下来认真思考的“大学问”。
根据权威统计，目前中国约有1.8亿人需要缴纳个税，而此番改革后，缴税人数将直接减少1.2亿。当然，继续缴税的劳动者也会从这次改革中获益。这次将起征点提高1500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月收入在2万—4万元的工薪阶层，税改后这一群体每人每月将多到手一两千元。相比于缩水的股票和不靠谱的P2P，不少人直呼这简直是今年收到的最大红包。
当然，与高企的房价、日益增加的子女养育成本相比，个税减少的绝对值还是个小数目。比如我认识的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女生，减税后月收入将增加几十元，不过是“两个菜的钱”，但她还是挺开心的，认为钱虽少但毕竟每月都会有，是一种“小确幸”。另一位刚当上总监的前同事也有类似感觉：住在北京的他每月房贷近万元，税改后多出来的1000多元收入，多多少少能帮他减轻点肩上的压力。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5000元在很多人看来仅够租房子，对于这里的上班族来说，起征点如果再能提高几千元或者翻一番更好。一些高薪人士也有所不满，因为此次税改没有降低高收入者的税率。上有老下有小的群体更关注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住房贷款等项目如何抵扣税收，担心操作成本过高，变成“鸡肋”。
网上一张流传甚广的“个税图”更让不少人陷入疑惑。按照这张图的算法，5000元起征点后，个人和企业需要缴纳更多的社保费，实际收入不仅没增加，还降低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会有的，但只存在于那些之前未足额缴纳社保的企业。事实上，多交的社保费里，有一部分相当于提前“打进”你的退休金里了。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的原因有很多，但这是减税之外的另一个話题了。
能兼顾效率和公平，大概是所有税收研究者和制定者的理想。政府在每次税收改革之前，都经过多方调研和审议。然而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5000元的免税额毫无疑问可以惠及绝大多数群体，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居民感到偏低，部分高收入者则认为高税率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如果不在税收上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减税是门大学问，但根本上要以最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此外，民众也希望类似回应能更为及时和全面。比如下次个税改革能否不再等7年，而是根据工资变化、通胀水平，每年进行动态化调整？各专项扣除的方法能否更简便易行？每当社会舆论出现关于税收或社保的讨论、疑问时，相关部门能否及时做出回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需要税收研究者和相关部门接下来认真思考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