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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朗的金色卷发，被干枯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的面包色皮肤，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每天在耳边别上一朵玫瑰。对于七十二岁来说，她的身上也还保留着几分残余的美。
她以为她可能一辈子像条鱼一样生活，直到所有的一切消失殆尽。
快递包裹里偌大礼盒上面的鱼还是不免让她有些作呕，眩晕从身体里夹杂着胃酸翻涌而上，堵塞了她的喉咙，让她难以发声。是古典中国风里的那种工笔，每一片鱼鳞可能反光的角落都勾勒得清清楚楚。她从小讨厌鱼，更不能接受鱼汤上桌——仅仅是因为童年在涅夫勒河里活活捏死过一条魚罢了。但其实真正令她震颤的，是盒子里那幅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油画和油画背后“给贝亚尔太太”的题字以及落款的“加比尔·维埃”。从这一天开始，她一直把它挂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以便她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它。
那时科罗拉多还是充斥着干燥的时光，亚利桑那州枯黄干瘦的土地也没有让这些峡谷的断层失去丝毫风韵。它们随着纹理交相浮动，阳光抵达之处显出金黄，然后被光影慢慢协调成了橘红。贝亚尔也想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一样驰骋河谷，踏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红土地上，肆意感受风向。当她坐上直升机盘旋在谷顶时，她才觉得，这一切来得太迟、太迟了，也过于匆匆。
飞行员是个四十岁左右有着快活眼睛的男人，他有一双小提琴家的手。他身上有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气质，可能是西班牙的，也可能是安第斯山脉的。贝亚尔狠狠地呼吸着狭小空间里弥漫的、只属于他们俩的浪漫，小心翼翼地用并不流利的英文和他攀谈着，其间仍可见隐约被遗忘了的法国中部腔调。
“您好，加比尔·维埃。”男人没有看她，但余光有些飘忽不定。
“您叫我贝亚尔好了，维埃先生，”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甚至没有管他是不是在听：“八岁，我亲眼目睹父亲把母亲推入鱼塘，她再也没有从鱼塘里站起来过。父亲发现了母亲的露水情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十二岁，我被叔叔卖到勃艮第区最大的一个酒吧。”气流让直升机颠簸，她的的声音也跟着颤抖。
他没有说话。沉默中，他似乎也有些窘迫。他以为自己必须讲话，便问她喜不喜欢歌剧。她说她不太喜欢歌剧，卡拉斯她倒十分喜欢。他听见了，嘴唇在哆嗦，卡拉斯这个名字催落了他的眼泪。他怎么能不流泪呢？他即将满十五岁却在学校郊游途中意外身亡的女儿，最喜欢的作曲家。他话说得很慢，仿佛往事难以回忆。他没有理由整日以泪洗面，至少，他拥有几近完美的婚姻。
他把她送回游客中心外面宽大的草坪上。她出于本能似的，刻意落下联系方式。
这晚，她却失眠了。躺在租来地下室的硬板床上，她极力睁大瞳孔，想要看清糊在天花板的报纸里的每一个字。徒劳无功。一张脸飞快地闪过。
整整两个月里，她一直在等待一个似乎永远石沉大海的电话，她希望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她开始夜夜难眠。她不了解他到底是以怎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表情就这样轻易将她不堪一击的骄傲捣碎，到今天她都不得而知。
“喂，是我。你能来吗？”
她去了。
女主人不在家。
晚饭时，她拉起窗帘，遮掉射在他眼睛里的阳光。她叫他过来。过来。她说。
“告诉我……像这类逢场作戏的事……你经常有吗？”加比尔没有看她。
“我不知道哪种算经常，不过，还是有的。我很喜欢男人……”她毫不遮掩，“你要知道，我的道德观念很成问题。”
夜不深。他们渐渐靠拢。又重入睡。
贝亚尔在白色被单里醒来。她看着这可怕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把他变得像一个孩子，她走近他，仿佛在分担他的痛苦，他突然难以认出她来：
“钱我放在你外衣口袋里了。”
她在哭。她谈到之前的男人是如何把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扔在她身上。他闭目谛听。她从包里取出装着支票的信封，原封不动地还给加比尔。她离开了，好像从来没有来过。
贝亚尔还是每个星期去一次，至少，合同里是这么写的。她见过他们摆在床头的结婚照。那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杏仁绿的眼睛以及穆拉托女人一般柔嫩的肌肤。这个形象她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她却从来不曾对谁说起。有时她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包裹，它就在那里，使她感到难堪。冥冥中她感觉在触碰某些本不该触碰的东西，就像它们一直在咬啮她一样。她觉得呼吸不过来。
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她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她不明白她到底在煎熬着什么。时间越长，她对他的思念就越发不可收拾。七个星期以来的日日夜夜，她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昏厥。现实巨大的海浪剥夺了她作为普通女性自由追求婚姻的权利，现在，是要连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要剥夺了吗？
不，她感到不甘。
她又去了。
“小姐，你找维埃先生吗？他和太太去布尔根施托克度假了……”开门的男人带着明亮的笑容。
贝亚尔没等男人反应过来就进了屋，她娴熟地将高跟鞋放在鞋架最下排靠近那盆月季的地方。
“我见过你，你来过好多次了吧。我是加比尔的弟弟安德烈亚。一直住在二楼最左边的那个房间，我很少下楼来。可我经常听到你们的谈话。不凑巧，我念的是海洋工程，对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鱼最感兴趣……小姐你很讨厌鱼吗，每周日晚餐，哥哥都要吩咐保姆不要做鱼，哪怕我再想吃也不行。可我究竟不会和你们在一张桌子吃饭呀！你总是在嫂嫂带着我小侄儿上小提琴课后才过来……不过，小姐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安德烈亚没有丝毫停顿的话像一串珠子似的向她猛滑过来。“我是妓女。怎么，看起来不像了吗？”她笑出了声，“不过，我现在不收钱了，或者，凭着印象收钱。”
“但你很美。”安德烈亚赞扬她夕阳映衬下白皙的皮肤和金棕的长发，最后，他谈到了她眼睛的颜色。贝亚尔甚至来不及礼节性地道声谢谢，安德烈亚就已经转身上了楼。“请自便吧。”他从楼上轻飘飘地扔下这么一句话，像扔一块干抹布似的。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也许是等来年春天的树又吐出新芽的时候，贝亚尔才又见到加比尔。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花了不知道用多少把杆秤才称量得出来的时间。不过，加比尔很喜欢她那疯狂错乱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她才会又到这个房间来，并且第一次收下了钱。他知道她没有钱，他懂得窥破她的那些秘密。他对她说——如果他爱上她，只是因为她的贫穷和疯狂。 贝亚尔像往常一样离开，只是这次，口袋里多了平时不会多的信封，还少了她常擦的那支口红。
“你让我着迷。”安德烈亚在她转开门把手时低声说。她看着他的眼睛。一言不发。
她独自行走在别墅区公路旁的晚灯下，想起母亲当年落水的情景。她不清楚那里面到底有没有鱼。可安德烈亚说她的脚像鱼一样闪闪发光。她已经记不起母亲当时的表情，但她仍看得见无数个夜晚母亲云淡风轻地回忆起她的卖笑生涯，她谈起她和父亲的相遇，仿佛在回忆一座遥不可及的岛屿。贝亚尔感觉到身体里有某种来回交替的东西在觉醒，她也不清楚那是什么，她说不上来；但它明明就在那里。她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孤独，无论在海底还是地底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她渐渐合上双眼，听着它们隐隐约约地飘落。
然而，接下来的周六，她在惊吓中接到一个电话：
“加比尔·维埃死了。”
她听不出电话那头的安德烈亚声音是悲是喜，在她可怕的偏执面前，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怎么死的？”
“他倒在一片血泊之中。脖颈后的动脉血管被剪刀刺穿了……”
贝亚尔挂断电话后一直处于一种她毫不自知的自我毁灭当中。她不知道甚至这些悲伤这些爱都在杀她。她没有落下一滴眼泪，连同情那个美丽女人的一滴眼泪也没有。心力交瘁得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世上一般。那几年无数个难眠之夜后的又一个无眠夜晚，天花板上糊的报纸都已经褪色。一阵呜咽猛地哽住了她的嗓门，以至于她失去了哭泣的力量。房间里越来越闷热，她感到呼吸的局促。直到一股浓烟从连通外面街道的铁栅栏下的布毯弥漫过来；火势愈发热烈，贝亚尔就正处于火海之中。火苗蹭着她左边脸颊蹿上，她甚至没有感到灼烧的疼痛；她拼命地咳嗽，借着最后一口气缓慢地爬出地下室，爬到午夜没有一丝风的大街上。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送进医院，又是如何在醒来后直面镜子里半边脸触目惊心的自己的。因为，那一天之前的记忆，实在是离她太远、太远了。贝亚尔没有亲属，好心的房东太太每天清晨会送来一碗粥，那是她刚从电视机里学会的。房东太太说，中国人都是这么养病的。她还说，有人看到失火那天夜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跌跌撞撞地跑过。
贝亚尔笑了。
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翻转向前，地下室的窗户落满了灰尘，她听着遥远的淋以泪水的狂风，看到黑暗里加比尔如同清晨顏色的眼睛，害怕得浑身发抖。她的一生当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的男人，遇到那些或许更爱她、更愿意为她死去的男人，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害怕做出决定。
她写过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我一百年洗一次澡。”
“我最讨厌的食物是死鱼。”
“我杀过很多人。”
“我从来不哭。”
“我爱你。”
科林斯堡十年来的第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它们溢进外套的褶皱里，贝亚尔感到冷。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妇斜靠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下，狼狈不已。她也很冷吧。贝亚尔记得她，她在母亲衣柜最底下的相片里看到过她，那时她还是很美的女人，瘦削的脸，略丰满的腿，没有膝盖，柔若无骨。贝亚尔的眼泪差点滴落下来，她好像看到了那个老妓女不幸的一生。她匆匆别过头。
画廊里的巫师替她算了一卦，说是她要信一门与众不同的宗教才会从噩梦中逃离并得以重生……
一个月后，她便只身踏上印度之旅。
此去经年，便是七载春秋。
印度没有贝亚尔想象中的美，亚穆纳河也不是那么清明澄澈。她看着火车尾、窗户边、顶盖上“挂火车”的印度人，看着他们狼狈、拥挤地彼此紧挨着，她不能分辨出谁是有意逃票者，谁是无钱缴纳者，但她突然想停留在这个国度。她乘上开往新德里的火车，一路向西北驶去。她并不理会乘务员盯着她左半边脸颊时惊异的神情，对于坚硬的卧铺她也没有一丝不适——毕竟在那个充满潮湿气味的地下室，她早都习惯了。唯一令她不习惯的，是火车上的三明治配土豆饼，那里的番茄酱令她作呕；她又想起鱼的味道。
贝亚尔第一次到达贾码寺时，没有被那里的白色大理石穹形圆盖，和拜塔上的镀金圆钉所震撼；吸引她的，是缭绕不绝的梵音。她仿佛能够瞥到一整个莫卧儿王朝。于是她在寺旁不远处的二层楼阁安顿下来，星期三、星期五教隔壁小学的孩子们唱歌，其余时间就用来琢磨印度教里的“轮回”与“因果”。她有时读夏尔波德莱尔的诗，会花费一整个下午；她也偶尔想起加比尔·维埃，但她一点也不难过。每天清晨她看着穆斯林在贾码寺前朝拜，听他们诵读《古兰经》感人至深的片段；她还偶尔接到几万公里以外安德烈亚的电话，他的声音成熟了，声线里有迷人的成分：
“我不能停止不爱。”
……
在她漫长的一生当中，她又去过几次印度，她想教那里的女孩子拥有梦想，因为，她从来不为自己生为一个女性而感到耻辱，更不为生为一个这样的女性而耻辱。她想教她们有尊严地活着。
七十二岁的贝亚尔喝完睡前的最后一杯葛洛丽亚，凝视着床头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油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裙裾的褶皱薄如蝉翼的年代，她又回到了四十多前科罗拉多灼伤人皮肤的午后。她第一次感觉不那么讨厌鱼了，可她仍恨他。
她沉浸在科罗拉多红里透黑的夕阳里，这次，便是永生。
她以为她可能一辈子像条鱼一样生活，直到所有的一切消失殆尽。
快递包裹里偌大礼盒上面的鱼还是不免让她有些作呕，眩晕从身体里夹杂着胃酸翻涌而上，堵塞了她的喉咙，让她难以发声。是古典中国风里的那种工笔，每一片鱼鳞可能反光的角落都勾勒得清清楚楚。她从小讨厌鱼，更不能接受鱼汤上桌——仅仅是因为童年在涅夫勒河里活活捏死过一条魚罢了。但其实真正令她震颤的，是盒子里那幅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油画和油画背后“给贝亚尔太太”的题字以及落款的“加比尔·维埃”。从这一天开始，她一直把它挂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以便她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它。
那时科罗拉多还是充斥着干燥的时光，亚利桑那州枯黄干瘦的土地也没有让这些峡谷的断层失去丝毫风韵。它们随着纹理交相浮动，阳光抵达之处显出金黄，然后被光影慢慢协调成了橘红。贝亚尔也想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一样驰骋河谷，踏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红土地上，肆意感受风向。当她坐上直升机盘旋在谷顶时，她才觉得，这一切来得太迟、太迟了，也过于匆匆。
飞行员是个四十岁左右有着快活眼睛的男人，他有一双小提琴家的手。他身上有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气质，可能是西班牙的，也可能是安第斯山脉的。贝亚尔狠狠地呼吸着狭小空间里弥漫的、只属于他们俩的浪漫，小心翼翼地用并不流利的英文和他攀谈着，其间仍可见隐约被遗忘了的法国中部腔调。
“您好，加比尔·维埃。”男人没有看她，但余光有些飘忽不定。
“您叫我贝亚尔好了，维埃先生，”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甚至没有管他是不是在听：“八岁，我亲眼目睹父亲把母亲推入鱼塘，她再也没有从鱼塘里站起来过。父亲发现了母亲的露水情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十二岁，我被叔叔卖到勃艮第区最大的一个酒吧。”气流让直升机颠簸，她的的声音也跟着颤抖。
他没有说话。沉默中，他似乎也有些窘迫。他以为自己必须讲话，便问她喜不喜欢歌剧。她说她不太喜欢歌剧，卡拉斯她倒十分喜欢。他听见了，嘴唇在哆嗦，卡拉斯这个名字催落了他的眼泪。他怎么能不流泪呢？他即将满十五岁却在学校郊游途中意外身亡的女儿，最喜欢的作曲家。他话说得很慢，仿佛往事难以回忆。他没有理由整日以泪洗面，至少，他拥有几近完美的婚姻。
他把她送回游客中心外面宽大的草坪上。她出于本能似的，刻意落下联系方式。
这晚，她却失眠了。躺在租来地下室的硬板床上，她极力睁大瞳孔，想要看清糊在天花板的报纸里的每一个字。徒劳无功。一张脸飞快地闪过。
整整两个月里，她一直在等待一个似乎永远石沉大海的电话，她希望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她开始夜夜难眠。她不了解他到底是以怎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表情就这样轻易将她不堪一击的骄傲捣碎，到今天她都不得而知。
“喂，是我。你能来吗？”
她去了。
女主人不在家。
晚饭时，她拉起窗帘，遮掉射在他眼睛里的阳光。她叫他过来。过来。她说。
“告诉我……像这类逢场作戏的事……你经常有吗？”加比尔没有看她。
“我不知道哪种算经常，不过，还是有的。我很喜欢男人……”她毫不遮掩，“你要知道，我的道德观念很成问题。”
夜不深。他们渐渐靠拢。又重入睡。
贝亚尔在白色被单里醒来。她看着这可怕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把他变得像一个孩子，她走近他，仿佛在分担他的痛苦，他突然难以认出她来：
“钱我放在你外衣口袋里了。”
她在哭。她谈到之前的男人是如何把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扔在她身上。他闭目谛听。她从包里取出装着支票的信封，原封不动地还给加比尔。她离开了，好像从来没有来过。
贝亚尔还是每个星期去一次，至少，合同里是这么写的。她见过他们摆在床头的结婚照。那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杏仁绿的眼睛以及穆拉托女人一般柔嫩的肌肤。这个形象她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她却从来不曾对谁说起。有时她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包裹，它就在那里，使她感到难堪。冥冥中她感觉在触碰某些本不该触碰的东西，就像它们一直在咬啮她一样。她觉得呼吸不过来。
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她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她不明白她到底在煎熬着什么。时间越长，她对他的思念就越发不可收拾。七个星期以来的日日夜夜，她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昏厥。现实巨大的海浪剥夺了她作为普通女性自由追求婚姻的权利，现在，是要连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要剥夺了吗？
不，她感到不甘。
她又去了。
“小姐，你找维埃先生吗？他和太太去布尔根施托克度假了……”开门的男人带着明亮的笑容。
贝亚尔没等男人反应过来就进了屋，她娴熟地将高跟鞋放在鞋架最下排靠近那盆月季的地方。
“我见过你，你来过好多次了吧。我是加比尔的弟弟安德烈亚。一直住在二楼最左边的那个房间，我很少下楼来。可我经常听到你们的谈话。不凑巧，我念的是海洋工程，对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鱼最感兴趣……小姐你很讨厌鱼吗，每周日晚餐，哥哥都要吩咐保姆不要做鱼，哪怕我再想吃也不行。可我究竟不会和你们在一张桌子吃饭呀！你总是在嫂嫂带着我小侄儿上小提琴课后才过来……不过，小姐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安德烈亚没有丝毫停顿的话像一串珠子似的向她猛滑过来。“我是妓女。怎么，看起来不像了吗？”她笑出了声，“不过，我现在不收钱了，或者，凭着印象收钱。”
“但你很美。”安德烈亚赞扬她夕阳映衬下白皙的皮肤和金棕的长发，最后，他谈到了她眼睛的颜色。贝亚尔甚至来不及礼节性地道声谢谢，安德烈亚就已经转身上了楼。“请自便吧。”他从楼上轻飘飘地扔下这么一句话，像扔一块干抹布似的。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也许是等来年春天的树又吐出新芽的时候，贝亚尔才又见到加比尔。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花了不知道用多少把杆秤才称量得出来的时间。不过，加比尔很喜欢她那疯狂错乱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她才会又到这个房间来，并且第一次收下了钱。他知道她没有钱，他懂得窥破她的那些秘密。他对她说——如果他爱上她，只是因为她的贫穷和疯狂。 贝亚尔像往常一样离开，只是这次，口袋里多了平时不会多的信封，还少了她常擦的那支口红。
“你让我着迷。”安德烈亚在她转开门把手时低声说。她看着他的眼睛。一言不发。
她独自行走在别墅区公路旁的晚灯下，想起母亲当年落水的情景。她不清楚那里面到底有没有鱼。可安德烈亚说她的脚像鱼一样闪闪发光。她已经记不起母亲当时的表情，但她仍看得见无数个夜晚母亲云淡风轻地回忆起她的卖笑生涯，她谈起她和父亲的相遇，仿佛在回忆一座遥不可及的岛屿。贝亚尔感觉到身体里有某种来回交替的东西在觉醒，她也不清楚那是什么，她说不上来；但它明明就在那里。她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孤独，无论在海底还是地底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她渐渐合上双眼，听着它们隐隐约约地飘落。
然而，接下来的周六，她在惊吓中接到一个电话：
“加比尔·维埃死了。”
她听不出电话那头的安德烈亚声音是悲是喜，在她可怕的偏执面前，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怎么死的？”
“他倒在一片血泊之中。脖颈后的动脉血管被剪刀刺穿了……”
贝亚尔挂断电话后一直处于一种她毫不自知的自我毁灭当中。她不知道甚至这些悲伤这些爱都在杀她。她没有落下一滴眼泪，连同情那个美丽女人的一滴眼泪也没有。心力交瘁得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世上一般。那几年无数个难眠之夜后的又一个无眠夜晚，天花板上糊的报纸都已经褪色。一阵呜咽猛地哽住了她的嗓门，以至于她失去了哭泣的力量。房间里越来越闷热，她感到呼吸的局促。直到一股浓烟从连通外面街道的铁栅栏下的布毯弥漫过来；火势愈发热烈，贝亚尔就正处于火海之中。火苗蹭着她左边脸颊蹿上，她甚至没有感到灼烧的疼痛；她拼命地咳嗽，借着最后一口气缓慢地爬出地下室，爬到午夜没有一丝风的大街上。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送进医院，又是如何在醒来后直面镜子里半边脸触目惊心的自己的。因为，那一天之前的记忆，实在是离她太远、太远了。贝亚尔没有亲属，好心的房东太太每天清晨会送来一碗粥，那是她刚从电视机里学会的。房东太太说，中国人都是这么养病的。她还说，有人看到失火那天夜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跌跌撞撞地跑过。
贝亚尔笑了。
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翻转向前，地下室的窗户落满了灰尘，她听着遥远的淋以泪水的狂风，看到黑暗里加比尔如同清晨顏色的眼睛，害怕得浑身发抖。她的一生当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的男人，遇到那些或许更爱她、更愿意为她死去的男人，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害怕做出决定。
她写过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我一百年洗一次澡。”
“我最讨厌的食物是死鱼。”
“我杀过很多人。”
“我从来不哭。”
“我爱你。”
科林斯堡十年来的第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它们溢进外套的褶皱里，贝亚尔感到冷。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妇斜靠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下，狼狈不已。她也很冷吧。贝亚尔记得她，她在母亲衣柜最底下的相片里看到过她，那时她还是很美的女人，瘦削的脸，略丰满的腿，没有膝盖，柔若无骨。贝亚尔的眼泪差点滴落下来，她好像看到了那个老妓女不幸的一生。她匆匆别过头。
画廊里的巫师替她算了一卦，说是她要信一门与众不同的宗教才会从噩梦中逃离并得以重生……
一个月后，她便只身踏上印度之旅。
此去经年，便是七载春秋。
印度没有贝亚尔想象中的美，亚穆纳河也不是那么清明澄澈。她看着火车尾、窗户边、顶盖上“挂火车”的印度人，看着他们狼狈、拥挤地彼此紧挨着，她不能分辨出谁是有意逃票者，谁是无钱缴纳者，但她突然想停留在这个国度。她乘上开往新德里的火车，一路向西北驶去。她并不理会乘务员盯着她左半边脸颊时惊异的神情，对于坚硬的卧铺她也没有一丝不适——毕竟在那个充满潮湿气味的地下室，她早都习惯了。唯一令她不习惯的，是火车上的三明治配土豆饼，那里的番茄酱令她作呕；她又想起鱼的味道。
贝亚尔第一次到达贾码寺时，没有被那里的白色大理石穹形圆盖，和拜塔上的镀金圆钉所震撼；吸引她的，是缭绕不绝的梵音。她仿佛能够瞥到一整个莫卧儿王朝。于是她在寺旁不远处的二层楼阁安顿下来，星期三、星期五教隔壁小学的孩子们唱歌，其余时间就用来琢磨印度教里的“轮回”与“因果”。她有时读夏尔波德莱尔的诗，会花费一整个下午；她也偶尔想起加比尔·维埃，但她一点也不难过。每天清晨她看着穆斯林在贾码寺前朝拜，听他们诵读《古兰经》感人至深的片段；她还偶尔接到几万公里以外安德烈亚的电话，他的声音成熟了，声线里有迷人的成分：
“我不能停止不爱。”
……
在她漫长的一生当中，她又去过几次印度，她想教那里的女孩子拥有梦想，因为，她从来不为自己生为一个女性而感到耻辱，更不为生为一个这样的女性而耻辱。她想教她们有尊严地活着。
七十二岁的贝亚尔喝完睡前的最后一杯葛洛丽亚，凝视着床头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油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裙裾的褶皱薄如蝉翼的年代，她又回到了四十多前科罗拉多灼伤人皮肤的午后。她第一次感觉不那么讨厌鱼了，可她仍恨他。
她沉浸在科罗拉多红里透黑的夕阳里，这次，便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