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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期以来，抗日谍战剧火爆荧屏，创下一个个收视奇迹。事实上，我党的确有这样一批隐蔽战线的“超级特工”，他们默默无闻、卧薪尝胆，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前后，在东北就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神秘的“中共满洲特科”。
在周恩来、陈赓的关心下建立
中共满洲特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亦称“特科”）在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在组织上直属中央特科，在政治上受中共满洲省委指导。
中共满洲特科是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8年11月上旬，我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者周恩来同志参加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途经沈阳时曾停留一周。在沈阳期间，周恩来详细听取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回沪后即着手筹建中共满洲特科。1928年年底，中央特科派蔡伯祥来沈阳开展工作。1929年七八月间和1930年四五月间，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两次来到东北，开展搜集情报、建立东北地区情报组织的工作，对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给予悉心指导。
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中共满洲特科的组织机构也分设四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租房子、找铺保、设立机关等；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搜集和传递东北军政机关和日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第三科是行动科（即“红队”“打狗队”），负责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第四科是电讯科，负责报务工作。中共满洲特科由蔡伯祥任书记，赵唯刚任秘书长，其成员还有吴宝祥兄妹及小马等。由于人员较少，往往是一人多能，打破了四科的责任分工。
利用各种方式和身份巧妙开展工作
由于工作的隐蔽性和斗争的复杂性，中共满洲特科每个成员都有多重身份和多个称呼。
中共满洲特科的书记蔡伯祥，本名邵达夫，又名邵扶民，绰号张麻子、蔡麻子等。他本是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的主要成员之一，思维敏捷，枪法出众。他被派到东北时，借用了广州医科大学毕业的蔡伯祥医生的文凭，来沈不久就开设了一家善首医院，并积极与一些社会名流接触，医院的牌匾就是由热河都统汲金纯题写的。有了这样的安排，谁也想不到善首医院是满洲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蔡伯祥是个神枪手。1929年11月，在惩处叛徒、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时，陈赓特地把蔡伯祥从奉天调到上海。11月11日晚上，在一条无人的弄堂里，蔡伯祥手起枪落，将白鑫击毙。蔡伯祥在满洲特科主要负责总务科的工作。
中共满洲特科的秘书长赵唯刚，曾用名赵石羽、石际民、赵国元、王林、扎哈诺夫，辽宁沈阳人，满族。1925年官费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同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兵工厂工作，并在东北讲武堂做兼职少校教官，后又进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任教官。赵唯刚在高层社会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奉系军政要人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等都有私交，与汲绍刚（汲金纯之子）是很要好的同学。在蔡伯祥来东北之前，赵唯刚就已经从事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了。他利用其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及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大量军事方面的情报，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生产计划、产品产量品种、原料来源、军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装备，等等。其间，赵唯刚直接与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联系，不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情报传递十分不便。蔡伯祥到东北后，他们互相配合，将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特科。在满洲特科，赵唯刚主要负责情报科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
大胆机智，化解危难于无形
1929年7月，刘少奇秘密抵达沈阳。当时，斗争环境恶劣，刘少奇夫妇通过老乡的关系，居住在当时的工业区78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恰在此时，令人憎恶的、以调查学生中隐秘共产党员出名的高胜岳调任高等军学研究班总队长。有同志怀疑当局已经掌握了中共满洲省委的情况，甚至可能知道了刘少奇来到沈阳。按照蔡伯祥的指示，赵唯刚进行了认真调查，得知高胜岳来高等军学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没有其他合适的职位，没处安排，疑虑这才解除。在中共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刘少奇领导中共满洲省委顺利开展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1930年4月，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在沈阳的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逃脱，东北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当时宪警、密探、特务遍布沈阳，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根本无法向党中央报告。危难之际，蔡伯祥冲破重重封锁，及时向中央特科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党中央立即决定让正在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成员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很快恢复了省委的工作，使命悬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转危为安。
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件都被装在几个柳条包内，存放在省委印刷所一间由赵唯刚打铺保租下来的房子内。由于负责看管的同志外出躲避，省委两次派人去配钥匙开门都未能成功，反倒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这不仅直接威胁到省委机密文件的安全，也威胁到特科及赵唯刚的安全。蔡伯祥临危不乱，亲自带队去找房东，先送上厚礼说情，并准备实在不行就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但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态度就好了些。蔡伯祥趁热打铁，说服房东让他们把柳条包拉走，成功化解了危机。
明察秋毫，发现日军侵略阴谋
早在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就明确指出，“东北是日本统治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进一步把东北殖民地化”，这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九一八事变之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地党组织纷纷派出得力干部，密切监视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中共满洲特科作为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更是将监视日军在满洲的侵略阴谋活动当作一项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满洲特科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人员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察到日军阴谋侵华的许多重要动向和活动情况，并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央特科作了汇报。中共满洲省委在1931年4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日本在東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进行军事演习以及不断增兵的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占领满洲”。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发现了异常现象：“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同时在四平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中共满洲特科就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了这一情况，事变前两周又给时任辽宁省省长臧士毅打了报告，称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军事要地举动异常，有近期“动手”的迹象。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未得到东北当局的应有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和制定政策、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与中共满洲特科提前发现日军侵略阴谋不无关系。
遗憾的是，早在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致使中央特科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虽然顾顺章并未直接参与中共满洲特科的工作，但由于其对党内的情报系统非常熟悉，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此后，部分特科人员打入伪满政权内部，为苏军情报部门工作。
中共满洲特科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然而在当时极为复杂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凭借其成员的勇敢顽强、灵活机智，以及无比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隐蔽战线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保证了我党在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为东北地区党的发展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周恩来、陈赓的关心下建立
中共满洲特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亦称“特科”）在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在组织上直属中央特科，在政治上受中共满洲省委指导。
中共满洲特科是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8年11月上旬，我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者周恩来同志参加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途经沈阳时曾停留一周。在沈阳期间，周恩来详细听取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回沪后即着手筹建中共满洲特科。1928年年底，中央特科派蔡伯祥来沈阳开展工作。1929年七八月间和1930年四五月间，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两次来到东北，开展搜集情报、建立东北地区情报组织的工作，对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给予悉心指导。
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中共满洲特科的组织机构也分设四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租房子、找铺保、设立机关等；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搜集和传递东北军政机关和日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第三科是行动科（即“红队”“打狗队”），负责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第四科是电讯科，负责报务工作。中共满洲特科由蔡伯祥任书记，赵唯刚任秘书长，其成员还有吴宝祥兄妹及小马等。由于人员较少，往往是一人多能，打破了四科的责任分工。
利用各种方式和身份巧妙开展工作
由于工作的隐蔽性和斗争的复杂性，中共满洲特科每个成员都有多重身份和多个称呼。
中共满洲特科的书记蔡伯祥，本名邵达夫，又名邵扶民，绰号张麻子、蔡麻子等。他本是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的主要成员之一，思维敏捷，枪法出众。他被派到东北时，借用了广州医科大学毕业的蔡伯祥医生的文凭，来沈不久就开设了一家善首医院，并积极与一些社会名流接触，医院的牌匾就是由热河都统汲金纯题写的。有了这样的安排，谁也想不到善首医院是满洲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蔡伯祥是个神枪手。1929年11月，在惩处叛徒、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时，陈赓特地把蔡伯祥从奉天调到上海。11月11日晚上，在一条无人的弄堂里，蔡伯祥手起枪落，将白鑫击毙。蔡伯祥在满洲特科主要负责总务科的工作。
中共满洲特科的秘书长赵唯刚，曾用名赵石羽、石际民、赵国元、王林、扎哈诺夫，辽宁沈阳人，满族。1925年官费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同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兵工厂工作，并在东北讲武堂做兼职少校教官，后又进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任教官。赵唯刚在高层社会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奉系军政要人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等都有私交，与汲绍刚（汲金纯之子）是很要好的同学。在蔡伯祥来东北之前，赵唯刚就已经从事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了。他利用其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及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大量军事方面的情报，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生产计划、产品产量品种、原料来源、军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装备，等等。其间，赵唯刚直接与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联系，不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情报传递十分不便。蔡伯祥到东北后，他们互相配合，将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特科。在满洲特科，赵唯刚主要负责情报科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
大胆机智，化解危难于无形
1929年7月，刘少奇秘密抵达沈阳。当时，斗争环境恶劣，刘少奇夫妇通过老乡的关系，居住在当时的工业区78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恰在此时，令人憎恶的、以调查学生中隐秘共产党员出名的高胜岳调任高等军学研究班总队长。有同志怀疑当局已经掌握了中共满洲省委的情况，甚至可能知道了刘少奇来到沈阳。按照蔡伯祥的指示，赵唯刚进行了认真调查，得知高胜岳来高等军学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没有其他合适的职位，没处安排，疑虑这才解除。在中共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刘少奇领导中共满洲省委顺利开展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1930年4月，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在沈阳的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逃脱，东北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当时宪警、密探、特务遍布沈阳，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根本无法向党中央报告。危难之际，蔡伯祥冲破重重封锁，及时向中央特科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党中央立即决定让正在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成员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很快恢复了省委的工作，使命悬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转危为安。
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件都被装在几个柳条包内，存放在省委印刷所一间由赵唯刚打铺保租下来的房子内。由于负责看管的同志外出躲避，省委两次派人去配钥匙开门都未能成功，反倒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这不仅直接威胁到省委机密文件的安全，也威胁到特科及赵唯刚的安全。蔡伯祥临危不乱，亲自带队去找房东，先送上厚礼说情，并准备实在不行就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但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态度就好了些。蔡伯祥趁热打铁，说服房东让他们把柳条包拉走，成功化解了危机。
明察秋毫，发现日军侵略阴谋
早在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就明确指出，“东北是日本统治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进一步把东北殖民地化”，这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九一八事变之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地党组织纷纷派出得力干部，密切监视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中共满洲特科作为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更是将监视日军在满洲的侵略阴谋活动当作一项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满洲特科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人员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察到日军阴谋侵华的许多重要动向和活动情况，并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央特科作了汇报。中共满洲省委在1931年4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日本在東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进行军事演习以及不断增兵的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占领满洲”。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发现了异常现象：“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同时在四平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中共满洲特科就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了这一情况，事变前两周又给时任辽宁省省长臧士毅打了报告，称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军事要地举动异常，有近期“动手”的迹象。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未得到东北当局的应有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和制定政策、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与中共满洲特科提前发现日军侵略阴谋不无关系。
遗憾的是，早在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致使中央特科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虽然顾顺章并未直接参与中共满洲特科的工作，但由于其对党内的情报系统非常熟悉，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此后，部分特科人员打入伪满政权内部，为苏军情报部门工作。
中共满洲特科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然而在当时极为复杂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凭借其成员的勇敢顽强、灵活机智，以及无比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隐蔽战线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保证了我党在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为东北地区党的发展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