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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怎么较劲？比GDP，比财政收入，比人均收入，当然这也是政绩考察的内容。不仅如此，一些城市竞争排行榜也进入了竞争，诸如最具创新活力城市、宜居城市、幸福感城市、园林城市等。中国人有一种“比较文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而几乎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几个劲敌，类似于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必须肯定的是，“较劲”体现的是各自强烈的发展愿望，不甘人后的发展竞赛，竞争合作，是城市管理者的谋政主题，只是千万不要把发展的指标割裂了，绝对化了，在追求的道路上“跑偏”。
GDP，水分挤挤更健康
统计公报越来越“八卦”了，严谨的统计科学变成了扑朔迷离的演出。GDP核算注水早已保受诟病，2009年前三季度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2.5万亿元，《人民日报》发表严厉评论，发声“是该解决‘注水’GDP了”。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严重了：2011年地方GDP总和高于全国4.6万亿元，2012年超5.7万亿元，生生打了个“九折”，多出个广东省。
统计是世界性难题，媒体热炒的省市排名被统计届称为“初步核算”，过段时间还会发布“最终核算”，当被写进年鉴时，有些地方的GDP又会有变化。
但在中国，除了本身的统计方式不完善、技术难题之外，畸形的政绩观直接左右着统计的结果。地方GDP仍然绕不开“政绩”的话题，与各地官员的“仕途”挂钩。“不过这些快报数依然具备参考价值”，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运行局运行调控处调研员郭林旗说，“泡沫是啤酒沫，不是肥皂沫，是在真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注水，有些地方的‘杯子’倒满了啤酒，也就灌不进去泡沫了。这个制度是我们谁也左右不了的。”
早在2010年，李克强就提出过停止GDP单项指标的考核，改为考核同步指标，如GDP与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长指标。但直到去年的十八大，“同步增长”才被再次提出。
新考核办法出炉之前，排名还是不能免俗的，今年山东的排名与去年一样，仍然是第三位，广东、江苏分别是状元、榜眼。但排名前三的省份和直辖市，增速排名却非常靠后，广东、江苏的增速分别为全国第20位和22位，山东则为第25位，上海的增速全国倒数第一，增速为7.5%，北京倒数第二。
“增速下降不可怕，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慢下来也许对未来更有好处。各地把自己的增速都定位在10%以上才是件可怕的事情”，郭林旗分析道，排名靠前的省份，这些年的增量拉动速度都降了下来，需要依靠存量优化，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而中国的发展阶梯式不平衡造成了近两年发展中西部快东部慢的格局，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便利，这是中国非常有利的国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与江苏和广东的差距正在扩大。根据各省“两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媒体报道，山东与两省的差距从前些年的十几亿、几十亿，扩大到了2012年与广东相差近7000亿，与江苏相差4000亿。粤、苏、鲁都是人口大省，又以山东人口最多，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山东的总人口比广东多近500万，比江苏多近1700多万。2011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排名第八，在浙江、天津、福建之后，比江苏低3549元，比广东低4105元。2012年，山东人均收入的增幅比2011年放缓，与收入排名靠前的省份差距进一步扩大，低于江苏3922元，低于广东4471元。尽管如此，在山东省鲁西南一些城市的贴吧中，网友也纷纷表示没有达到25755元的平均线，“拖山东后腿了”。
有收入就有消费，收入差距在扩大，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略高于江苏，甚至增幅都十分接近，2011年两省增幅分别为17.3%，17.5%，2012年增幅则都为15%。2012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破1.9万亿元大关，低于广东的22677亿元，高于江苏的1.8万亿元，超出的幅度也与去年一致。也许曾被认为比较勤俭的山东人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在消费上大踏步的前进了。不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准线是依照平均工资制定的，山东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意味着那些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出力的退休职工的工资，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城市，慢慢来会更快吗？
做学生的最怕的事情是成绩下降，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最讨厌的事情恐怕是排名下降。2012年的位次表上，2011年排名第五和第六的苏州、天津位置互换，排名12、13的武汉、成都进入前十，把青岛的位置又后移了两位。
从宏观层面看，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大政策给成都、武汉、大连带来了极大利好，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青岛也将迎来下一轮利好。青岛被后来居上的西部省份赶超，与外向型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经济拉动力减弱不无关系。外向型经济进入“半衰期”：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在科技创新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之前，美国经济的低增长一种正常的现象。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矛盾表面化了。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一个高的生活水平，从长期角度看是无法持续的；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其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的发展。“失去的十年”后本来略有起色，但又受到了金融危机与海啸的重击。
这都决定着，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国际形势清晰地反映在外向型城市中，尽管努力地想尽办法，许多省市还是没有完成2012年制定的进出口指标，青岛也是如此。从2006年开始，青岛的工业外向度（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之比）逐年走低，2012年青岛出口交货值增速放缓，排名下降，在副省级城市中居第5位。“但这是青岛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青岛市近几年投产的汽车、机车、石化等大项目产品多为内销，拉低了青岛的外向度，并且企业也有意识的加大国内市场开拓”，郭林旗说。 中国的主导产业经历了四次产业崛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轻纺工业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形成的家电产业群，2000年左右的基础设施产业群.以及2000年后至今的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前两次崛起中青岛充分利用条件，形成自己的纺织业和家电业，也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但在后两次产业崛起中，青岛的通信、电子、机械、石化、汽车业中，再没有出现如海尔、海信一般占据行业的龙头地位了。相比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青岛的工业门类依然比较齐全，但实力不那么强了。而苏州、武汉、成都、大连等城市，在后两次产业崛起中都颇有建树。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青岛也在想尽办法扶植企业推动创新。中国人习惯了排量式的快节奏，喜欢迅速而惊喜地发展，对“转型”没有足够的耐心。郭林旗在观察工业运行时发现，一些经历过几轮经济周期，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产业升级比较快，能力相对全面。而另一些利用市场机会，几年间迅速发展的企业，能力有短板，它们普遍利薄，稍一转身就面临边缘，青岛一些乡镇的轮胎加工企业已经出现了集中倒闭。这是许多城市的缩影。
国务院提出培育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青岛也为自己做出了接近的规划。郭林旗说，今天看智能手机发展迅速，但这个成熟的模式出现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个企业死在了探索的路上。又比如我们今天看3D打印机，谁都想像不出它的产业化会如何实现，“七个战略型新兴产业，城市普遍的培育，希望能产生一两个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好产业。这个时期慢下来，也许会对未来更有益。”
发展，从比较容易到不太容易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而消费进入汽车、房产这个层次后，似乎也不再会出现那种排浪式的消费热点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一次国资系统内的讲话，也可以用来提醒所有企业和城市：“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
从民众对雾霾天气的强烈反应，到地下水污染引起的全国关注，反映出环保成本上升；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几年上升50%，劳动力成本也在迅速抬升。对跨国公司而言，它们在全球配置资源时要找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能是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涨价。
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大，投资欲望强，然而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既要GDP，又要促进产业升级，安排过剩产能退出，这似乎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过去不太被重视的收入问题也开始影响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劳动力很快向高工资地方流动，用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有人说，明天的南方工资，就是今天的北方工资。与此同时，依靠低人力成本来节约设备的企业成本迅速上升，人海战术不灵了。
也许未来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考核会由单一指标变为相关指标，但发展永远是永恒主题。中国经济进入不太容易的阶段，城市竞赛也进入“hard模式”，指标会越来越多，相关性会越来越强，而发展也越来越依靠城市自身内在的力量。还是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捷足者固然可以外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
必须肯定的是，“较劲”体现的是各自强烈的发展愿望，不甘人后的发展竞赛，竞争合作，是城市管理者的谋政主题，只是千万不要把发展的指标割裂了，绝对化了，在追求的道路上“跑偏”。
GDP，水分挤挤更健康
统计公报越来越“八卦”了，严谨的统计科学变成了扑朔迷离的演出。GDP核算注水早已保受诟病，2009年前三季度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2.5万亿元，《人民日报》发表严厉评论，发声“是该解决‘注水’GDP了”。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严重了：2011年地方GDP总和高于全国4.6万亿元，2012年超5.7万亿元，生生打了个“九折”，多出个广东省。
统计是世界性难题，媒体热炒的省市排名被统计届称为“初步核算”，过段时间还会发布“最终核算”，当被写进年鉴时，有些地方的GDP又会有变化。
但在中国，除了本身的统计方式不完善、技术难题之外，畸形的政绩观直接左右着统计的结果。地方GDP仍然绕不开“政绩”的话题，与各地官员的“仕途”挂钩。“不过这些快报数依然具备参考价值”，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运行局运行调控处调研员郭林旗说，“泡沫是啤酒沫，不是肥皂沫，是在真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注水，有些地方的‘杯子’倒满了啤酒，也就灌不进去泡沫了。这个制度是我们谁也左右不了的。”
早在2010年，李克强就提出过停止GDP单项指标的考核，改为考核同步指标，如GDP与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长指标。但直到去年的十八大，“同步增长”才被再次提出。
新考核办法出炉之前，排名还是不能免俗的，今年山东的排名与去年一样，仍然是第三位，广东、江苏分别是状元、榜眼。但排名前三的省份和直辖市，增速排名却非常靠后，广东、江苏的增速分别为全国第20位和22位，山东则为第25位，上海的增速全国倒数第一，增速为7.5%，北京倒数第二。
“增速下降不可怕，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慢下来也许对未来更有好处。各地把自己的增速都定位在10%以上才是件可怕的事情”，郭林旗分析道，排名靠前的省份，这些年的增量拉动速度都降了下来，需要依靠存量优化，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而中国的发展阶梯式不平衡造成了近两年发展中西部快东部慢的格局，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便利，这是中国非常有利的国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与江苏和广东的差距正在扩大。根据各省“两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媒体报道，山东与两省的差距从前些年的十几亿、几十亿，扩大到了2012年与广东相差近7000亿，与江苏相差4000亿。粤、苏、鲁都是人口大省，又以山东人口最多，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山东的总人口比广东多近500万，比江苏多近1700多万。2011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排名第八，在浙江、天津、福建之后，比江苏低3549元，比广东低4105元。2012年，山东人均收入的增幅比2011年放缓，与收入排名靠前的省份差距进一步扩大，低于江苏3922元，低于广东4471元。尽管如此，在山东省鲁西南一些城市的贴吧中，网友也纷纷表示没有达到25755元的平均线，“拖山东后腿了”。
有收入就有消费，收入差距在扩大，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略高于江苏，甚至增幅都十分接近，2011年两省增幅分别为17.3%，17.5%，2012年增幅则都为15%。2012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破1.9万亿元大关，低于广东的22677亿元，高于江苏的1.8万亿元，超出的幅度也与去年一致。也许曾被认为比较勤俭的山东人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在消费上大踏步的前进了。不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准线是依照平均工资制定的，山东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意味着那些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出力的退休职工的工资，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城市，慢慢来会更快吗？
做学生的最怕的事情是成绩下降，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最讨厌的事情恐怕是排名下降。2012年的位次表上，2011年排名第五和第六的苏州、天津位置互换，排名12、13的武汉、成都进入前十，把青岛的位置又后移了两位。
从宏观层面看，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大政策给成都、武汉、大连带来了极大利好，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青岛也将迎来下一轮利好。青岛被后来居上的西部省份赶超，与外向型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经济拉动力减弱不无关系。外向型经济进入“半衰期”：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在科技创新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之前，美国经济的低增长一种正常的现象。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矛盾表面化了。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一个高的生活水平，从长期角度看是无法持续的；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其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的发展。“失去的十年”后本来略有起色，但又受到了金融危机与海啸的重击。
这都决定着，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国际形势清晰地反映在外向型城市中，尽管努力地想尽办法，许多省市还是没有完成2012年制定的进出口指标，青岛也是如此。从2006年开始，青岛的工业外向度（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之比）逐年走低，2012年青岛出口交货值增速放缓，排名下降，在副省级城市中居第5位。“但这是青岛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青岛市近几年投产的汽车、机车、石化等大项目产品多为内销，拉低了青岛的外向度，并且企业也有意识的加大国内市场开拓”，郭林旗说。 中国的主导产业经历了四次产业崛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轻纺工业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形成的家电产业群，2000年左右的基础设施产业群.以及2000年后至今的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前两次崛起中青岛充分利用条件，形成自己的纺织业和家电业，也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但在后两次产业崛起中，青岛的通信、电子、机械、石化、汽车业中，再没有出现如海尔、海信一般占据行业的龙头地位了。相比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青岛的工业门类依然比较齐全，但实力不那么强了。而苏州、武汉、成都、大连等城市，在后两次产业崛起中都颇有建树。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青岛也在想尽办法扶植企业推动创新。中国人习惯了排量式的快节奏，喜欢迅速而惊喜地发展，对“转型”没有足够的耐心。郭林旗在观察工业运行时发现，一些经历过几轮经济周期，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产业升级比较快，能力相对全面。而另一些利用市场机会，几年间迅速发展的企业，能力有短板，它们普遍利薄，稍一转身就面临边缘，青岛一些乡镇的轮胎加工企业已经出现了集中倒闭。这是许多城市的缩影。
国务院提出培育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青岛也为自己做出了接近的规划。郭林旗说，今天看智能手机发展迅速，但这个成熟的模式出现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个企业死在了探索的路上。又比如我们今天看3D打印机，谁都想像不出它的产业化会如何实现，“七个战略型新兴产业，城市普遍的培育，希望能产生一两个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好产业。这个时期慢下来，也许会对未来更有益。”
发展，从比较容易到不太容易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而消费进入汽车、房产这个层次后，似乎也不再会出现那种排浪式的消费热点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一次国资系统内的讲话，也可以用来提醒所有企业和城市：“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
从民众对雾霾天气的强烈反应，到地下水污染引起的全国关注，反映出环保成本上升；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几年上升50%，劳动力成本也在迅速抬升。对跨国公司而言，它们在全球配置资源时要找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能是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涨价。
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大，投资欲望强，然而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既要GDP，又要促进产业升级，安排过剩产能退出，这似乎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过去不太被重视的收入问题也开始影响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劳动力很快向高工资地方流动，用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有人说，明天的南方工资，就是今天的北方工资。与此同时，依靠低人力成本来节约设备的企业成本迅速上升，人海战术不灵了。
也许未来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考核会由单一指标变为相关指标，但发展永远是永恒主题。中国经济进入不太容易的阶段，城市竞赛也进入“hard模式”，指标会越来越多，相关性会越来越强，而发展也越来越依靠城市自身内在的力量。还是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捷足者固然可以外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