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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又无定论的问题：是什么使人类迥异于其他生灵？
或有人信服这样的答案：人有理性。
它有学术佐证，看，整座现代经济学的大厦都建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当然，经济学范畴的“理性”，指的是利己。
人人都是利己的，这种说法不错，但细究之下仍有问题。倘若说，人其实非理性，对切己利益漠然无视，例子也不胜枚举。
试想环保议题，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却尴尬地蜷缩在小众的角落里。有实在看不过的，急切地嚷几声，多被更嘈杂的声浪淹没。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个声音已经呼喊了20多年，它始终有力，也始终微弱。
那声音，来自作家哲夫。
自1997年封笔小说，走出书斋，投入生态纪实文学之后，哲夫就再没停下奔波的脚步。2018年，他以63岁之龄写就50万字的《水土》，呼吁人类意识到水土生态的糟糕现状。
这个自称“不门不派，不风不潮，不偏不倚，不屈不挠，不拘不泥，不怨不尤，不尴不尬，不死不休”的老人，视水土为生态环境之根本。在他看来，一切环境问题，恶果最终会归结到水土。在治理的意义上，只有从水土保持找出路，才能切中要害。
眼见荒凉
与哲夫在外吃饭，剩菜一定要打包。
2018年12月9日，我们在太原他家附近的饺子馆畅叙。饭后他和夫人张罗着打包，一边说，厨余垃圾埋起来会污染土地，有的重新回收处理，做成饲料，那样更糟。
他问记者：“疯牛病从何而来？”接着自答：“牛吃了同类的肉做成的饲料，疯了。”
写小说的哲夫天马行空，转向生态纪实后，做起脚踏实地的记者。他把长江、黄河、淮河跑了个遍，跑出几本生态报告，好友莫言称他是“以作家身份在环保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第一人”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1997年的时候，哲夫出版一本小说能挣30万元，可自从踏入了生态纪实之门，收入一落千丈。他的关切应者寥寥，曾经的作家朋友来往渐少，小说界慢慢把他忘了，报告文学门庭冷清，记者又怨他抢了饭碗。
但他就是看不过，非要用“直接的真相”去刺痛公众的漠视与侥幸。可结果呢？看的人更少，过气得更快。
他本不欲再写纪实，但几次三番的，还是被客观形势推着越走越远。算了，那就索性做一个找不痛快的人，反正有些话，“不说白不说”。
环保题材不吸引人，他就想法子，动用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手法，力求化枯燥为有趣。
为了写作《水土》，他在前期做了深厚积累，采访历时三年多，几乎跑遍全国。从西南到东北，从西北到中原，悲叹眼见皆揪心。
在福建，他看到土灰的老鼠在红色沙土的山坡跑過，清晰可见，半个小时找不到一处草地藏身。
在大兴安岭，他极目所见，遍地大而圆的白色树桩，就像一只只的眼睛，不寒而栗。
在黑龙江，他遇见一个常年在中俄界河以打鱼为生的老头，因为国界线内侧的滥捕，鱼儿都游去对岸，情急时老人家就趁对岸哨兵不注意，偷偷越过国界去捕鱼，完事赶紧溜回来。
在新疆，他眼见“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的胡杨大片死去、横倒，沙包上落满断枝，和皴裂的黑色的鳞甲一样的胡杨皮屑，惨不忍睹。
在陕西，他找到深受泥石流之害的老者，听人家讲当年如何在睡梦中被乌隆隆的泥污淹到胸脯，又如何从哗啦啦冲塌一切的泥石流中奋力爬出，捡回条命。
痛心疾首！
水土污染，生态破坏的欠账，终要人来偿还。
一旦破坏，没有人的干预，难靠自然恢复至原貌。
在宁夏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记者看到当地人费时几十年，才用草方格沙障把沙化的土地重新一点点变回土壤。这还算见着了希望，更令人忧心的，有些已经石化的土地不可逆，纵使有人的干预，也很难再恢复了。
大地无言，人想做王者，不过都应了哲夫之言：“与天斗，斗出了雾霾，与地斗，斗得山穷水尽。”
一片土地，各自为政
所谓“山穷水尽”，先来看《水土》中的一些数据：
“当下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
“贵州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3.5%。”
“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7%。”
现实已然触目惊心，全国环境仍未走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其实，一如其他所有社会性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于人性的疯狂都失之过简。
环境问题确与人类史相生相伴。农业时代，木料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记者曾在陇中地区采访，如今的干旱荒凉并不新近，在清代之前，那里的植被就已遭到严重破坏。古代王朝有时也会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对黄淮进行人为改道，导致淮北水患，造成生态衰变。
但昔日农业时代的环境破坏，与现代面临的总体性环境危机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文明的内核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推进，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资本的集中，一个是社会的分工。
资本追逐无限的利益，伴随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这是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的根源。
而在现代分科与分工下，领域间筑起愈来愈厚的壁垒，治理结构条块分割，阻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总体解决。
当我们说环保是个小众的话题时，不只是在说它的关注人群少，更深层含义在于，环保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一个被塞进自然科学的狭窄门类，并且甚少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互动，尤其是与后者互动。
所以，当哲夫以作家身份投入环保纪实，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不少科学工作者视为罕见，又或是被某个群体视为“抢饭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夫的孤独是必然的，有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哲夫在走访的许多地方都谈到水保工作。他反复地言说，水土保持本是国人的传家宝，在建国初期曾受到重视，只可惜后来烂尾了。 以陕西为例，彼时没有水利部门，只有水土保持部门，水利是水保中的一个子项。但不幸，水保部门在“文革”中废弛了8年，等重新恢复后，已是本末倒置，成了水利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元，水利和水保也从此割裂。
或有人问，同样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怎么倒过来就是割裂？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问题。是水利顾全水保，还是水利重于一切。
认可前者，水利工作就会从水土保持出发，进行统一规划；选择后者，在兴建水利工程时，水土保持的意识就弱，施工时就可能破坏水土结构。
“多龙治水，各自为政，最后造成了我们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哲夫的感叹一语中的。
这种颠倒，带来的不只是意识升降的问题。权力和责任相连，权力小了责任自然就小，水保部门的降级，也使它在处置环境问题的执行力被大大削弱。
哲夫在西安走访渭河流域治理情况时，听过到这样的故事。
渭河南岸滩地本属西安，几十年前还是国营草滩农场的土地，无人居住，后来咸阳几镇的农民到此处抢种，并落脚生活，形成自然村。2000年后陕西开始综合治理渭河流域，进行渭河滩地清点回收，就要清理西安河滩上的咸阳自然村。
量地工作受到村民阻止，当时三村村民，拿着棍棒砍刀，呼啦啦地同时涌出来，渭河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见情势危急，只能打110。农民一见着警察，就慢慢散去，待警察一走，旋即又聚拢起来，谩骂吵闹有之，威胁殴打更有之，工作人员无奈又无助，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警察陪着。
这个故事绝非孤例，基层环保推进之难从这里可窥见一斑。
环境政治学
渭河流域治理的故事可看作浮士德式悲剧的再一次重复—长远利益总败于眼前利益。
本来，危机和危机意识就是两码事，举目可见的污染，并不必然地促成环保的共识，而具有危机意识到促成解决危机的行动，更是困难重重，涉及与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配合。
哲夫为了写作《水土》，跟着水利部官员四处奔走，每到一处，他都看到当地环保工作多有高层领导视察指示，《水土》中于此也着墨不少。但让他深感疑虑的是，为什么边指示、边治理、边破坏的困局至今都无法改变？
他的忧虑，反映了中国当下环境治理的一个深刻悖论：一方面，中央高层表现出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切，并且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看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来保护和修复，但另一方面，很多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要把环境的恶化完全归咎于地方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
现代的环境危机，不是某地某国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否则也不会有亚马孙森林植被的破坏，引发全球担心；北京发生沙尘暴，邻国日本的关切者跑来帮助治沙。
它也不是市场、技术、政府某一单一领域的问题，不是单凭哪方就能一举解决。在一个权威的分配和激励结构都不偏向环保的治理体系中，也难免环保部门做了窦娥。
奔忙在水土保持一线的工作者最有发言权，他们是追在破坏的后头收拾残局的人。哲夫在贵州关岭县走访时，当地水利局副局长向他感叹，只有社会、市场、政策的全套配合，环境治理才能是良性的。
就以关岭来说，因为城市的吸纳，村中年轻人多进城安家，减轻了土地压力，再保障不乱垦乱种，草木不过几年就能重新疯长起来。后来，贵州水利厅的官员如是感叹，比起事后的环境治理，对环境恢复效果更大的，主要还是政策。
跑遍了全中国后的哲夫，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强调“大生态”的思路，即不存在孤立的农村的水保，抑或城市的水保；也不是分而治之的头疼医头，脚疼醫脚；更不能水土流失归水保管，土壤流失归农业管，种树种草归林业管，水土污染归环保管。
这是一种环境政治学的思路。
什么是环境政治学？它是把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宏观认识，统筹协调，去寻找到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不从这个层次去实现认识，很多环境问题的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捏着鼻子哄嘴”式的污染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一本《寂静的春天》发出了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第一声呐喊，其中的发问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依然不过时：
“我们是否已陷入恶劣的生态境况，而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力？”
请记住，后代不会宽恕我们曾经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期）
或有人信服这样的答案：人有理性。
它有学术佐证，看，整座现代经济学的大厦都建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当然，经济学范畴的“理性”，指的是利己。
人人都是利己的，这种说法不错，但细究之下仍有问题。倘若说，人其实非理性，对切己利益漠然无视，例子也不胜枚举。
试想环保议题，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却尴尬地蜷缩在小众的角落里。有实在看不过的，急切地嚷几声，多被更嘈杂的声浪淹没。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个声音已经呼喊了20多年，它始终有力，也始终微弱。
那声音，来自作家哲夫。
自1997年封笔小说，走出书斋，投入生态纪实文学之后，哲夫就再没停下奔波的脚步。2018年，他以63岁之龄写就50万字的《水土》，呼吁人类意识到水土生态的糟糕现状。
这个自称“不门不派，不风不潮，不偏不倚，不屈不挠，不拘不泥，不怨不尤，不尴不尬，不死不休”的老人，视水土为生态环境之根本。在他看来，一切环境问题，恶果最终会归结到水土。在治理的意义上，只有从水土保持找出路，才能切中要害。
眼见荒凉
与哲夫在外吃饭，剩菜一定要打包。
2018年12月9日，我们在太原他家附近的饺子馆畅叙。饭后他和夫人张罗着打包，一边说，厨余垃圾埋起来会污染土地，有的重新回收处理，做成饲料，那样更糟。
他问记者：“疯牛病从何而来？”接着自答：“牛吃了同类的肉做成的饲料，疯了。”
写小说的哲夫天马行空，转向生态纪实后，做起脚踏实地的记者。他把长江、黄河、淮河跑了个遍，跑出几本生态报告，好友莫言称他是“以作家身份在环保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第一人”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1997年的时候，哲夫出版一本小说能挣30万元，可自从踏入了生态纪实之门，收入一落千丈。他的关切应者寥寥，曾经的作家朋友来往渐少，小说界慢慢把他忘了，报告文学门庭冷清，记者又怨他抢了饭碗。
但他就是看不过，非要用“直接的真相”去刺痛公众的漠视与侥幸。可结果呢？看的人更少，过气得更快。
他本不欲再写纪实，但几次三番的，还是被客观形势推着越走越远。算了，那就索性做一个找不痛快的人，反正有些话，“不说白不说”。
环保题材不吸引人，他就想法子，动用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手法，力求化枯燥为有趣。
为了写作《水土》，他在前期做了深厚积累，采访历时三年多，几乎跑遍全国。从西南到东北，从西北到中原，悲叹眼见皆揪心。
在福建，他看到土灰的老鼠在红色沙土的山坡跑過，清晰可见，半个小时找不到一处草地藏身。
在大兴安岭，他极目所见，遍地大而圆的白色树桩，就像一只只的眼睛，不寒而栗。
在黑龙江，他遇见一个常年在中俄界河以打鱼为生的老头，因为国界线内侧的滥捕，鱼儿都游去对岸，情急时老人家就趁对岸哨兵不注意，偷偷越过国界去捕鱼，完事赶紧溜回来。
在新疆，他眼见“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的胡杨大片死去、横倒，沙包上落满断枝，和皴裂的黑色的鳞甲一样的胡杨皮屑，惨不忍睹。
在陕西，他找到深受泥石流之害的老者，听人家讲当年如何在睡梦中被乌隆隆的泥污淹到胸脯，又如何从哗啦啦冲塌一切的泥石流中奋力爬出，捡回条命。
痛心疾首！
水土污染，生态破坏的欠账，终要人来偿还。
一旦破坏，没有人的干预，难靠自然恢复至原貌。
在宁夏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记者看到当地人费时几十年，才用草方格沙障把沙化的土地重新一点点变回土壤。这还算见着了希望，更令人忧心的，有些已经石化的土地不可逆，纵使有人的干预，也很难再恢复了。
大地无言，人想做王者，不过都应了哲夫之言：“与天斗，斗出了雾霾，与地斗，斗得山穷水尽。”
一片土地，各自为政
所谓“山穷水尽”，先来看《水土》中的一些数据：
“当下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
“贵州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3.5%。”
“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7%。”
现实已然触目惊心，全国环境仍未走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其实，一如其他所有社会性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于人性的疯狂都失之过简。
环境问题确与人类史相生相伴。农业时代，木料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记者曾在陇中地区采访，如今的干旱荒凉并不新近，在清代之前，那里的植被就已遭到严重破坏。古代王朝有时也会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对黄淮进行人为改道，导致淮北水患，造成生态衰变。
但昔日农业时代的环境破坏，与现代面临的总体性环境危机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文明的内核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推进，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资本的集中，一个是社会的分工。
资本追逐无限的利益，伴随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这是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的根源。
而在现代分科与分工下，领域间筑起愈来愈厚的壁垒，治理结构条块分割，阻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总体解决。
当我们说环保是个小众的话题时，不只是在说它的关注人群少，更深层含义在于，环保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一个被塞进自然科学的狭窄门类，并且甚少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互动，尤其是与后者互动。
所以，当哲夫以作家身份投入环保纪实，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不少科学工作者视为罕见，又或是被某个群体视为“抢饭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夫的孤独是必然的，有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哲夫在走访的许多地方都谈到水保工作。他反复地言说，水土保持本是国人的传家宝，在建国初期曾受到重视，只可惜后来烂尾了。 以陕西为例，彼时没有水利部门，只有水土保持部门，水利是水保中的一个子项。但不幸，水保部门在“文革”中废弛了8年，等重新恢复后，已是本末倒置，成了水利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元，水利和水保也从此割裂。
或有人问，同样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怎么倒过来就是割裂？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问题。是水利顾全水保，还是水利重于一切。
认可前者，水利工作就会从水土保持出发，进行统一规划；选择后者，在兴建水利工程时，水土保持的意识就弱，施工时就可能破坏水土结构。
“多龙治水，各自为政，最后造成了我们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哲夫的感叹一语中的。
这种颠倒，带来的不只是意识升降的问题。权力和责任相连，权力小了责任自然就小，水保部门的降级，也使它在处置环境问题的执行力被大大削弱。
哲夫在西安走访渭河流域治理情况时，听过到这样的故事。
渭河南岸滩地本属西安，几十年前还是国营草滩农场的土地，无人居住，后来咸阳几镇的农民到此处抢种，并落脚生活，形成自然村。2000年后陕西开始综合治理渭河流域，进行渭河滩地清点回收，就要清理西安河滩上的咸阳自然村。
量地工作受到村民阻止，当时三村村民，拿着棍棒砍刀，呼啦啦地同时涌出来，渭河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见情势危急，只能打110。农民一见着警察，就慢慢散去，待警察一走，旋即又聚拢起来，谩骂吵闹有之，威胁殴打更有之，工作人员无奈又无助，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警察陪着。
这个故事绝非孤例，基层环保推进之难从这里可窥见一斑。
环境政治学
渭河流域治理的故事可看作浮士德式悲剧的再一次重复—长远利益总败于眼前利益。
本来，危机和危机意识就是两码事，举目可见的污染，并不必然地促成环保的共识，而具有危机意识到促成解决危机的行动，更是困难重重，涉及与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配合。
哲夫为了写作《水土》，跟着水利部官员四处奔走，每到一处，他都看到当地环保工作多有高层领导视察指示，《水土》中于此也着墨不少。但让他深感疑虑的是，为什么边指示、边治理、边破坏的困局至今都无法改变？
他的忧虑，反映了中国当下环境治理的一个深刻悖论：一方面，中央高层表现出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切，并且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看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来保护和修复，但另一方面，很多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要把环境的恶化完全归咎于地方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
现代的环境危机，不是某地某国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否则也不会有亚马孙森林植被的破坏，引发全球担心；北京发生沙尘暴，邻国日本的关切者跑来帮助治沙。
它也不是市场、技术、政府某一单一领域的问题，不是单凭哪方就能一举解决。在一个权威的分配和激励结构都不偏向环保的治理体系中，也难免环保部门做了窦娥。
奔忙在水土保持一线的工作者最有发言权，他们是追在破坏的后头收拾残局的人。哲夫在贵州关岭县走访时，当地水利局副局长向他感叹，只有社会、市场、政策的全套配合，环境治理才能是良性的。
就以关岭来说，因为城市的吸纳，村中年轻人多进城安家，减轻了土地压力，再保障不乱垦乱种，草木不过几年就能重新疯长起来。后来，贵州水利厅的官员如是感叹，比起事后的环境治理，对环境恢复效果更大的，主要还是政策。
跑遍了全中国后的哲夫，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强调“大生态”的思路，即不存在孤立的农村的水保，抑或城市的水保；也不是分而治之的头疼医头，脚疼醫脚；更不能水土流失归水保管，土壤流失归农业管，种树种草归林业管，水土污染归环保管。
这是一种环境政治学的思路。
什么是环境政治学？它是把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宏观认识，统筹协调，去寻找到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不从这个层次去实现认识，很多环境问题的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捏着鼻子哄嘴”式的污染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一本《寂静的春天》发出了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第一声呐喊，其中的发问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依然不过时：
“我们是否已陷入恶劣的生态境况，而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力？”
请记住，后代不会宽恕我们曾经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