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最近一次的网商大会上，拉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说：企业家要是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的企业家已经死掉了。他认为企业家要听消费者和市场的话，市场决定企业未来。这是多数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家的共识，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不受信任的危机。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随意发表预测、观点，大多数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细致研究和严格论证，加之受到缺乏专业素养媒体的追捧，落到现今的社会形象毫不奇怪。
不过，马云其实也犯了一个错误，他误解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责任。即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镇——美国，经济学家们也无法给企业家提供市场和技术方向上的建议，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做的事情是在市场无法自行作用的地方，帮助政府或其他部门进行制度设计和效率改进工作，而不是直接帮企业挣钱。如果说大学里还有某种学问能够对企业家有所帮助的话，大概是商学院里的工商管理学，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中有很多千万富豪，靠的就是将学术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在钻研艰深理论的同时，或成为某家企业的资深顾问，或创立自己的公司。
在中国，企业家是否真的能如马云所言，可以完全不理会经济学家的话？不尽然。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的国家，转轨意味着市场与计划的并存、集权和民主的过渡、管制和自由的冲突，而发展则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改革方向需要探讨，制度设计需要方案，调控政策需要工具，这个特殊时期一方面为经济学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学家在客观上成为了参与治国方略制定和洞悉改革方向的“内部人”。因此，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不可忽视经济学家的前瞻性分析。当然，此处的前提是，经济学家自身要有独立的学术见解和学术立场，用科学严谨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建立起既有理论深度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为企业家判断经济走势提供有价值参考的主流经济学。只可惜，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毫无疑问，企业家的敏锐直觉和创新动力主要是来自市场和消费者，但市场并不能告诉企业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变动和调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经济发展高速但非常不平衡，很多看似简单的经济问题，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路径依赖。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不但要听市场的，还要听政府的，同时也要听听游走于政府、学术和市场之间的经济学家的意见，这样才能在中国的土壤里捕捉到有价值的商业机会和持续发展的未来。此外，转轨经济本身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企业家常常深陷于纷繁复杂的市场，若不理解制度扭曲之下的种种困难，很难在风云激荡的转型中领导企业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企业家也许是世界上最累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可能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未来的中国社会是否能够转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能否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和专业分工，创建引领实践的主流经济理论，帮助政府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取决于企业家是否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和逐渐纠错的制度框架下完成技术创新和商业价值创造。
不过，马云其实也犯了一个错误，他误解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责任。即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镇——美国，经济学家们也无法给企业家提供市场和技术方向上的建议，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做的事情是在市场无法自行作用的地方，帮助政府或其他部门进行制度设计和效率改进工作，而不是直接帮企业挣钱。如果说大学里还有某种学问能够对企业家有所帮助的话，大概是商学院里的工商管理学，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中有很多千万富豪，靠的就是将学术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在钻研艰深理论的同时，或成为某家企业的资深顾问，或创立自己的公司。
在中国，企业家是否真的能如马云所言，可以完全不理会经济学家的话？不尽然。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的国家，转轨意味着市场与计划的并存、集权和民主的过渡、管制和自由的冲突，而发展则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改革方向需要探讨，制度设计需要方案，调控政策需要工具，这个特殊时期一方面为经济学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学家在客观上成为了参与治国方略制定和洞悉改革方向的“内部人”。因此，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不可忽视经济学家的前瞻性分析。当然，此处的前提是，经济学家自身要有独立的学术见解和学术立场，用科学严谨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建立起既有理论深度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为企业家判断经济走势提供有价值参考的主流经济学。只可惜，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毫无疑问，企业家的敏锐直觉和创新动力主要是来自市场和消费者，但市场并不能告诉企业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变动和调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经济发展高速但非常不平衡，很多看似简单的经济问题，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路径依赖。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不但要听市场的，还要听政府的，同时也要听听游走于政府、学术和市场之间的经济学家的意见，这样才能在中国的土壤里捕捉到有价值的商业机会和持续发展的未来。此外，转轨经济本身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企业家常常深陷于纷繁复杂的市场，若不理解制度扭曲之下的种种困难，很难在风云激荡的转型中领导企业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企业家也许是世界上最累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可能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未来的中国社会是否能够转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能否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和专业分工，创建引领实践的主流经济理论，帮助政府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取决于企业家是否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和逐渐纠错的制度框架下完成技术创新和商业价值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