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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博观，博观上海。
“博观”二字，出自苏轼《稼说》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自由的头脑风暴，让观念碰撞汇集成海。在“中国梦”和“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各地城市文化趋同，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不匹配、相脱节的矛盾，是各界关注的问题。
6月28日，上海的新天地南里中庭，“海上博观”城市文化讲坛首期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认知之旅”吸引了众多听众。本次文化讲坛由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新天地共同主办，以城市公共文化角度剖析城市日常生活中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不文明、不合理现象，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精英的思想碰撞，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认知和重视。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新民周刊》主笔沈嘉禄等汇聚一堂，带领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的200余名听众一同开启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认知之旅。
此次讲坛策划人之一的瑞安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平先生对本刊记者说：“公共空间文化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有的小区居民装修时随意改变空间结构，执意敲掉承重墙却不考虑整栋建筑的安全？我们上海10年以上的高层住宅楼的电梯到了更新、维修期，楼里的居民们都不愿出钱，又提心吊胆地乘电梯，原因何在呢？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毒大米、毒奶粉、毒生姜、地沟油？只顾自己赚钱，毫无社会公德意识，不考虑他人的身体健康！最终必然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是公共空间文化缺失造成的后果。”
罗康瑞：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
首先登场发言的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先生。
开发商在创造城市建筑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商业开发与城市文化必须有机融合。在今天的文化讲坛中，罗康瑞从一名城市空间建设者、开发者的角度探讨了建筑、空间与文化融合之道，他认为优质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可以让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家庭是由伦理道理和家庭文化来制约的，工作单位也由它的制度跟企业文化来约束，所以公共场所也有它的文明规则，但是很多人感受不到这些文明规则对自己的约束。”罗康瑞说，“在公共空间，人们大家互不相识，不知道对方是谁，更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身份，就是公民。公民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一个责任人，民众因为不熟悉具体的公民义务和权利内容为何，他就不懂得怎么尊重别人的权利，如何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以自己的行为习惯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官的用特权，民众用吵骂打架，不会应用城市第三空间的语言进行沟通，化解人际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家民众在各个公共场所出现各种不文明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在罗康瑞看来，城市第三空间的语言能够化解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市民有更多的交流，城市就会变得更开放、开朗和阳光。市民敢于主动与陌生人讲话，与陌生人打交道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和胸怀，才会关爱地球关爱人们。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一种空气，喝的是同一条河水，市民习惯主动和陌生人打交道，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基础，市民多交流，城市会变得更包容，包容让人们不怕犯错，才敢于冒险去创新，多交流才能互相启发，产生创新的灵感，这是创新型城市的思维文化。
“什么是社会公德？”罗康瑞特别强调，“这个社会公德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就是每一个人不仅只是光顾自己，也要顾及他人，社会才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恰恰是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
罗康瑞先生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和街道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城市公共文化的建设，而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前人们行为中缺乏尊重、体谅、谦让、顾及他人的良好习惯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建设，占了太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我认为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我觉得当我们走进一座城市时，如果最漂亮的房子是政府大楼和私人住宅，而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缺乏，那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仅仅靠学校去教育、道德灌输是不够的，还需要来自平时生活大量实践和环境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城市规划方面应该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罗康瑞觉得我们今天的规划应该是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就城市公共空间而言，步行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去配套，让人可以出门去走，而不是只想到坐车？现在来看城市的污染，汽车尾气污染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去面对的问题。”
沈嘉禄：市民文化与市民社会
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相互理解。老上海人、《新民周刊》主笔沈嘉禄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以前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随着移民增多格局被打破，上海的居住空间越来越狭窄，这时候怎么办？人与人的交往，突破最低底线时会有危机感和警觉感，所以在我小时候就知道，邻居之间闹纠纷、矛盾是非常多的，但是有一个特点，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和你争吵而一辈子记仇，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和解了，因为大家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要生活在共同的空间之中，所以上海人很早就学会了相濡以沫。”
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市肌理，新建筑如雨后春笋，我们的生存环境，社会、市民的环境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区文化正在形成。但在沈嘉禄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过去很多值得我们怀念的人情世故已经被历史凝固了，在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流失了。
那么如何营造和提升新的市民文化，加强对社区的认知感和归属感？沈嘉禄认为这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社交的半径，现在我们的社交半径还是比较小，群体交际的愿望还不是很强烈。另外要向年轻人学习社交方式，尤其是中老年人，老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其实也不利于健康，应该要像年轻人一样走出去，走到社区文化中心，走到公共空间里去，使城市成为我们共有共建共享的家园。现在来看，这是上海市民普遍缺乏的意识。” 顾晓鸣：
网络和移动通讯时代的公共空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在虚拟空间弥散的现状下，市民生活和生存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是由市民的活动和参与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的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因此，市民行为和政府决策管理是在上海及大城市的公共空间进一步提升和创新中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西方学界，有学者提出“六六理论”：“六六大顺，这是中国文化，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学者也许受到中国的影响，提出，一个人只要有6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又和6个人有交集交往，这样推而广之下去，他就可能和全人类的任何一个人扯上关系，这就叫‘六六原理’。后来它被一些IT专家用来创造了社交平台Facebook，到今天，空间全部都开放了，我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可能有网友在网上对我吐槽，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通过网上网下两个空间的交互，已经把这个空间无穷无尽地放大了。”
那么，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完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的创造，两类人最重要。”顾晓鸣说，“一类就是罗康瑞先生这样的开发商，他们通过房地产，通过规划、策划、营造创造物质的马路、广场和大楼；另一类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工作者。文化空间的存在能增进双方的交流，而且能成为生产新的观点的场所。我觉得这几年上海市领导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全市公园（除大宁绿地、黄兴公园等少数公园之外）免费开放，还有，上海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空间的建设，从全国来看都走在前面，非常成功。”
正是因为上海城市空间的进展，使得市民自觉相互友爱，使得不认识的人变成朋友。这些文化空间使得整座城市具有了亲和感，“或者用一个术语，叫‘共感’。共感共创、互动互赢，两者形成一个创造空间，最后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顾晓鸣说。
周汉民：
上海与世界知名城市的横向比较
中国进入城市时代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过往的35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但是最快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最后压轴登场的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先生说，“在我看来，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与其说在数量上高歌猛进，不如说在质量上需要有一个急速的提升。”
据统计，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50年，德国用了37年，中国用了22年。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速度无可比拟。城市建设的硬件可以在短时期内见效，而城市的软件，包括城市管理、市民素质、法制意识、人文精神的体现等，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和完善。
如何塑造与上海相匹配的城市文明？并且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城市品牌？需要借鉴和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周汉民先生曾任上海世博局专职副局长，在国际经济法、中美贸易关系、关贸总协定等问题的法律研究方面都卓有成效，对国际上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为什么来到城市？为了生活，人们为什么逗留在城市呢？毫无疑问，为了更好的生活。”周汉民说，“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公共空间的发展就应当适应生态文明的需要。”
周汉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在践行生态文明方面应当体现出三种特质：“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应当十分强调生态意识文明。公共空间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承载，又是对未来的昭示和指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一城市的脉动以及未来的走向。第二，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必须十分强调生态制度文明，人们当下考虑的是，城市公共空间地上形态，很少有人考量城市公共空间地下形态，更很少有人考量城市公共空间和它的空间形态。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必须十分强调生态行为文明，意识和制度不是自己可以走路的，由此，行为文明是当下最需要关注的。我们现在应该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之力，共同开发城市公共空间。”
周汉民认为在城市空间打造的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和学界在更大的范围内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共识的形成是非常必要的，必须要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发挥出来，真正倾听民间的智慧，因为，建造一个适合居住的的上海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严肃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建设的目标，是期许，也是希望，在一个新的时期，等待着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放眼看去，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已经开始从以往的“公家空间”、“公用空间”中脱颖而出。由此而来的是各种交互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以老年人为主的歌咏、街舞活动往往因打扰年轻人的清梦遭遇吐槽；街头的涂鸦亚文化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一直众说纷纭；夏日里清凉衣装的“身体表达”是否有底线，也让“穿者”与“观者”争执不下。近日频频上演的小孩坠楼、好心人托举的惊人一幕，其实也是私人生活突然“跌落”公共空间的典型场面……除了有形的公共空间，虚拟空间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从某种角度而言，具有特定城市特色的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已经在表达和交互等层面上超越了真实空间。
人是社交动物，正像纪伯伦所说：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的庙宇和宗教。在许多时候，每个人其实都“浸泡”在公共空间中，水质如何，水温多少，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海上博观”城市文化讲坛的现实意义。
“博观”二字，出自苏轼《稼说》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自由的头脑风暴，让观念碰撞汇集成海。在“中国梦”和“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各地城市文化趋同，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不匹配、相脱节的矛盾，是各界关注的问题。
6月28日，上海的新天地南里中庭，“海上博观”城市文化讲坛首期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认知之旅”吸引了众多听众。本次文化讲坛由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新天地共同主办，以城市公共文化角度剖析城市日常生活中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不文明、不合理现象，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精英的思想碰撞，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认知和重视。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新民周刊》主笔沈嘉禄等汇聚一堂，带领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的200余名听众一同开启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认知之旅。
此次讲坛策划人之一的瑞安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平先生对本刊记者说：“公共空间文化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有的小区居民装修时随意改变空间结构，执意敲掉承重墙却不考虑整栋建筑的安全？我们上海10年以上的高层住宅楼的电梯到了更新、维修期，楼里的居民们都不愿出钱，又提心吊胆地乘电梯，原因何在呢？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毒大米、毒奶粉、毒生姜、地沟油？只顾自己赚钱，毫无社会公德意识，不考虑他人的身体健康！最终必然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是公共空间文化缺失造成的后果。”
罗康瑞：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
首先登场发言的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先生。
开发商在创造城市建筑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商业开发与城市文化必须有机融合。在今天的文化讲坛中，罗康瑞从一名城市空间建设者、开发者的角度探讨了建筑、空间与文化融合之道，他认为优质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可以让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家庭是由伦理道理和家庭文化来制约的，工作单位也由它的制度跟企业文化来约束，所以公共场所也有它的文明规则，但是很多人感受不到这些文明规则对自己的约束。”罗康瑞说，“在公共空间，人们大家互不相识，不知道对方是谁，更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身份，就是公民。公民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一个责任人，民众因为不熟悉具体的公民义务和权利内容为何，他就不懂得怎么尊重别人的权利，如何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以自己的行为习惯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官的用特权，民众用吵骂打架，不会应用城市第三空间的语言进行沟通，化解人际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家民众在各个公共场所出现各种不文明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在罗康瑞看来，城市第三空间的语言能够化解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市民有更多的交流，城市就会变得更开放、开朗和阳光。市民敢于主动与陌生人讲话，与陌生人打交道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和胸怀，才会关爱地球关爱人们。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一种空气，喝的是同一条河水，市民习惯主动和陌生人打交道，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基础，市民多交流，城市会变得更包容，包容让人们不怕犯错，才敢于冒险去创新，多交流才能互相启发，产生创新的灵感，这是创新型城市的思维文化。
“什么是社会公德？”罗康瑞特别强调，“这个社会公德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就是每一个人不仅只是光顾自己，也要顾及他人，社会才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恰恰是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
罗康瑞先生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和街道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城市公共文化的建设，而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前人们行为中缺乏尊重、体谅、谦让、顾及他人的良好习惯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建设，占了太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我认为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我觉得当我们走进一座城市时，如果最漂亮的房子是政府大楼和私人住宅，而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缺乏，那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仅仅靠学校去教育、道德灌输是不够的，还需要来自平时生活大量实践和环境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城市规划方面应该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罗康瑞觉得我们今天的规划应该是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就城市公共空间而言，步行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去配套，让人可以出门去走，而不是只想到坐车？现在来看城市的污染，汽车尾气污染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去面对的问题。”
沈嘉禄：市民文化与市民社会
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相互理解。老上海人、《新民周刊》主笔沈嘉禄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以前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随着移民增多格局被打破，上海的居住空间越来越狭窄，这时候怎么办？人与人的交往，突破最低底线时会有危机感和警觉感，所以在我小时候就知道，邻居之间闹纠纷、矛盾是非常多的，但是有一个特点，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和你争吵而一辈子记仇，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和解了，因为大家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要生活在共同的空间之中，所以上海人很早就学会了相濡以沫。”
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市肌理，新建筑如雨后春笋，我们的生存环境，社会、市民的环境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区文化正在形成。但在沈嘉禄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过去很多值得我们怀念的人情世故已经被历史凝固了，在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流失了。
那么如何营造和提升新的市民文化，加强对社区的认知感和归属感？沈嘉禄认为这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社交的半径，现在我们的社交半径还是比较小，群体交际的愿望还不是很强烈。另外要向年轻人学习社交方式，尤其是中老年人，老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其实也不利于健康，应该要像年轻人一样走出去，走到社区文化中心，走到公共空间里去，使城市成为我们共有共建共享的家园。现在来看，这是上海市民普遍缺乏的意识。” 顾晓鸣：
网络和移动通讯时代的公共空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在虚拟空间弥散的现状下，市民生活和生存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是由市民的活动和参与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的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因此，市民行为和政府决策管理是在上海及大城市的公共空间进一步提升和创新中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西方学界，有学者提出“六六理论”：“六六大顺，这是中国文化，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学者也许受到中国的影响，提出，一个人只要有6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又和6个人有交集交往，这样推而广之下去，他就可能和全人类的任何一个人扯上关系，这就叫‘六六原理’。后来它被一些IT专家用来创造了社交平台Facebook，到今天，空间全部都开放了，我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可能有网友在网上对我吐槽，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通过网上网下两个空间的交互，已经把这个空间无穷无尽地放大了。”
那么，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完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的创造，两类人最重要。”顾晓鸣说，“一类就是罗康瑞先生这样的开发商，他们通过房地产，通过规划、策划、营造创造物质的马路、广场和大楼；另一类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工作者。文化空间的存在能增进双方的交流，而且能成为生产新的观点的场所。我觉得这几年上海市领导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全市公园（除大宁绿地、黄兴公园等少数公园之外）免费开放，还有，上海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空间的建设，从全国来看都走在前面，非常成功。”
正是因为上海城市空间的进展，使得市民自觉相互友爱，使得不认识的人变成朋友。这些文化空间使得整座城市具有了亲和感，“或者用一个术语，叫‘共感’。共感共创、互动互赢，两者形成一个创造空间，最后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顾晓鸣说。
周汉民：
上海与世界知名城市的横向比较
中国进入城市时代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过往的35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但是最快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最后压轴登场的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先生说，“在我看来，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与其说在数量上高歌猛进，不如说在质量上需要有一个急速的提升。”
据统计，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50年，德国用了37年，中国用了22年。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速度无可比拟。城市建设的硬件可以在短时期内见效，而城市的软件，包括城市管理、市民素质、法制意识、人文精神的体现等，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和完善。
如何塑造与上海相匹配的城市文明？并且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城市品牌？需要借鉴和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周汉民先生曾任上海世博局专职副局长，在国际经济法、中美贸易关系、关贸总协定等问题的法律研究方面都卓有成效，对国际上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为什么来到城市？为了生活，人们为什么逗留在城市呢？毫无疑问，为了更好的生活。”周汉民说，“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公共空间的发展就应当适应生态文明的需要。”
周汉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在践行生态文明方面应当体现出三种特质：“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应当十分强调生态意识文明。公共空间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承载，又是对未来的昭示和指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一城市的脉动以及未来的走向。第二，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必须十分强调生态制度文明，人们当下考虑的是，城市公共空间地上形态，很少有人考量城市公共空间地下形态，更很少有人考量城市公共空间和它的空间形态。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必须十分强调生态行为文明，意识和制度不是自己可以走路的，由此，行为文明是当下最需要关注的。我们现在应该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之力，共同开发城市公共空间。”
周汉民认为在城市空间打造的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和学界在更大的范围内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共识的形成是非常必要的，必须要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发挥出来，真正倾听民间的智慧，因为，建造一个适合居住的的上海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严肃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建设的目标，是期许，也是希望，在一个新的时期，等待着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放眼看去，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已经开始从以往的“公家空间”、“公用空间”中脱颖而出。由此而来的是各种交互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以老年人为主的歌咏、街舞活动往往因打扰年轻人的清梦遭遇吐槽；街头的涂鸦亚文化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一直众说纷纭；夏日里清凉衣装的“身体表达”是否有底线，也让“穿者”与“观者”争执不下。近日频频上演的小孩坠楼、好心人托举的惊人一幕，其实也是私人生活突然“跌落”公共空间的典型场面……除了有形的公共空间，虚拟空间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从某种角度而言，具有特定城市特色的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已经在表达和交互等层面上超越了真实空间。
人是社交动物，正像纪伯伦所说：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的庙宇和宗教。在许多时候，每个人其实都“浸泡”在公共空间中，水质如何，水温多少，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海上博观”城市文化讲坛的现实意义。